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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房地产风波:物业税收出了乱子

唐朝的房地产风波:物业税收出了乱子

  房地产问题,搁哪个时代都是国家大事。一旦处理不好,出的也尽是大事。下面这两段唐朝的故事,就是个证明。
  物业税收出了乱子
  唐德宗当皇帝的时候,很想励精图治一番,建设出美丽富强的大唐帝国。但日渐做大的地方藩镇却不积极配合,甚至仗着雄厚的财力军力,对中央的统一指挥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边是怒火熊熊的中央政府,一边是飞扬跋扈的地方藩镇,双方不断地暗自较劲儿,终于导致矛盾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公元782年,四家藩镇联合起来发兵造反。唐德宗收到报告后一刻不敢怠慢,连忙四处调动兵马进行镇压。老话儿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旦开战,花钱更是有如流水。然而,此时德宗的口袋并不充盈。
  到了公元783年6月,战火烧得更烈,各方军队对粮食、兵器、被服的需求也更加急迫,闹得德宗难免心慌。此时,户部侍郎赵赞十分贴心地向德宗上书,建议火速颁行物业税,将中央的财政压力摊派下去,从老百姓的口袋掏些银两上来以解燃眉之急。
  这个物业税,在当时叫做 “间架法”。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 也就是说,两个并列的屋架之间的空间为一间,以此为征税单位。此外,还按照房屋分为三个等级,“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上等屋一间收物业税两千块,中等屋一千块,下等屋五百块。
  假如您生活在德宗时代,而且经济条件还不错,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么地方官员会派人通知您,周末别出门,在家候着。到了时候,执法人员带着纸笔尺子,专程往您家去做现场勘查,核定您家里有几个房间,都是什么等级。如果您家挺宽敞,四室两厅,面积大房型好质量高,不论是投资挣钱还是自住享受都简直没得挑,那么就是六间上等屋。ok,一共要交税一万两千块。
  一万两千块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于像郭子仪这样战功显赫的名将来说,的确不算什么,因为他的月工资就有上千万。对于富商大贾来说,也不算什么,比如大商人窦乂在繁华路段盖了二十间商铺出租,每天可以收租金数千钱(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即便对于稍后些年在县处级岗位任职的白居易来说,一个月也有六七万块的收入。
  当然,这些人毕竟属于社会上层,最差也是中上层,几万块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毛毛雨。可是对于普通百姓,这笔物业税是个不小的负担。
  不过,即便您对这项税收有看法有意见,却别想跟政府讨价还价,或者用砖把俩门砌上说我们家就三室一厅,这样的话后果很严重。因为,为防止偷税漏税,德宗在物业税征收上有着严格规定,凡是胆敢隐藏实有房间的,杖打六十。对于勇于揭发这些藏匿行为的举报人,则奖励五万块钱(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奖金由被揭发一方提供。想想看,交税不过一万多,要是被人揭发了就得掏六万多,还得挨顿胖揍,太不值了。
  其实,比普通百姓遭罪的人有的是。比如那些住着百八十间屋子的人,一交税就得几十万块。而且,他们虽然住着大房子,却不代表很富裕。因为在当时有不少名门望族的后代,虽然继承着祖先的高门大院,顶着赫赫的名声,实际上家道早已中落。这么一收税,根本掏不出那么多钱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惨景,不少家庭一边哭爹叫娘一边抛售房产,难怪史载“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好在啊,事情在四个月后出现了转机。当年10月,德宗调往前线平叛的泾原军队途经长安时,因为待遇问题发生哗变,史称“泾师之变”。这些承担平叛任务的军队在变成叛军之后,为了获取长安百姓的支持,派人在大街小巷四处宣传,喊着“俺们不收你们的物业税啦”(不税汝间架除陌矣)的口号,民心随之大变。
  唐德宗这下可惨了,彻底失去了民心,连护卫自己的禁军都招呼不来,只好脚底板抹油从长安仓皇逃出,一路跑到陕西乾县。
  公元784年,唐德宗总算缓过了这口气儿,也彻底认识到了物业税的危害。为了揽回失散的人心,不得已之下他公开向全国发布声明,向黎民百姓道歉,承认自己工作失误,致使百姓受苦、天下大乱。在道歉的同时,德宗高调宣布“间架法”正式废止。
  至此,这个因乱而生,却又生出许多乱子的物业税终于彻底与人世告别。
  强拆上瘾的后果
  那天中午天气很热,韦嗣立呼噜呼噜睡得正香,忽然被一阵脚步声惊醒,睁开眼一瞧,一贵妇人站在面前,用一种很性感的声音对他说:“老韦头,你这房子不错嘛!”待韦嗣立看清来者是谁,浑身一激灵,爬下床就要磕头。那贵妇笑道:“虚礼就免了,赶紧收拾收拾搬家吧。”然后抬起手来,在空中画了一个圆:“这里的假山、池塘、亭子、走廊、正房、厢房,都已经列入拆迁计划。”韦嗣立往贵妇人的身后望去,看到了低眉顺眼的京兆尹、摩拳擦掌的捕快、全副武装的弓手,以及大批恶狠狠的家奴。
  韦嗣立是谁?他是武则天时的相州刺史、唐中宗时的兵部尚书,后来唐玄宗即位,他又做了国子祭酒。论职权,相州刺史相当于安阳市长,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国子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长。所以他是个很牛的人。
  那贵妇人又是谁?她是杨贵妃的三姐姐、唐玄宗的小姨子、宰相杨国忠的老姘头,人称“虢国夫人”。论品级,虢国夫人是一品,国子祭酒只是三品,差着两级。论实权,虢国夫人的家奴都敢把公主打得满街乱窜,而韦嗣立见到公主只有磕头的份儿,差的不止两级。所以虢国夫人是个更牛的人。
  当牛人遇见更牛的人,聪明的方法就是示弱。韦嗣立是个聪明人,他把腰一哈,把手一伸,做出了请的姿势。那意思可不是请人家滚蛋,而是请人家拆迁。韦嗣立的大儿子却不够聪明,他听说自家的房子就要被强拆,气得跺脚大骂。虢国夫人小嘴一努,京兆尹立马喝道:“这人阻挠拆迁,先捆起来!”捕快们一拥而上,把韦嗣立的大儿子包了粽子。然后虢国夫人的家奴扛着铁镐就上了房顶,劈里啪啦往下扔瓦。很快地,韦嗣立的几十间正房和十几间厢房就消失了。
  拆迁总有补偿,虢国夫人补偿给韦家一块十几亩的空地,让韦嗣立重新盖一套宅子。再后来,韦嗣立的大儿子被放了出来,兀自气愤难平,嚷着要告御状。韦嗣立说:“别傻了,皇上跟那女人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咱告御状等于找死。再说人家还给咱十几亩地做补偿呢,拆迁那天虢国夫人还亲自到场了呢,这都是给你爹面子。换一般百姓,她让一家奴过去吆喝两句,你就得搬家,而且绝不会给一分钱补偿。”
  韦嗣立说得很对。据《明皇杂录》记载,虢国夫人最爱盖房子,而且最爱往大里盖,皇帝批的宅基不够,她就自己搞拆迁,瞧中谁家的地皮,谁就得主动搬家,不然就把你往死里整。小至普通市民,大到亲王驸马,都受过她的欺负,也没见谁打赢过官司。
  唐玄宗时的政策是这样子的:作为私人,你不许卖掉自己的土地,你每卖掉一亩,政府都要打你十下板子,然后还要判你这笔土地买卖无效,然后还要没收你卖地所得的款项。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是,你的土地是国家分给你的,所以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你只能使用,不许买卖。而其真正目的,则是为了钱:唐政府动用公权拆房征地,只需要花很少的钱,然后再转卖或者划拨给第三方,从中就可以赚取或省下大笔费用。
  一个国家刚刚起步的时候,政府手里没有钱,又不便征收重税,强制拆迁和强制征地就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这种选择跟专卖一样,都能使政府快速积累财富。倘若该政府是为了公益,那么这种做法也未必完全没有合理性。
  我们回过头来分析虢国夫人强拆韦嗣立住宅这一案例。
  首先,虢国夫人强拆私宅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她有京兆尹陪同,有捕快和弓手护驾,处处都贴着政府的标签。其次,虢国夫人强拆私宅并非为了公益,而是为了给自己盖一所更大更豪华的房子。这也很像现在某些开发商,他们之所以借助公权拆迁民宅,绝不是为了让广大人民安居乐业,而是想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取地皮,再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房子。或许可以这样比方,虢国夫人在唐朝被人闷了黑砖,然后有了长达千余年的植物人经历,今天刚刚苏醒过来,又做了开发商。
  作为被拆迁者,我们或许能够忍受出于公益的强制拆迁,但却很难忍受像虢国夫人这样出于私利的强制拆迁。或者更务实地说,我们可以忍受补偿合理的强制拆迁,但却很难忍受像虢国夫人那样没有补偿或者补偿很低的强制拆迁。
  就像吸毒一样,虢国夫人对强制拆迁是有瘾的,开些什么药才能帮她戒掉这个瘾呢?
  比较常见的是两种药。一种叫“赎买”,就是我给你钱,一次性喂饱你,然后我们签个契约,你保证不再强拆,我们也保证不找你麻烦。还有一种叫“严刑峻法”,就是政府通过一项政策,严禁再出现强拆事件,否则就处理相关责任人。这种药唐朝就有,好像是唐玄宗本人开的,他说:在官侵夺私田,一亩杖六十;在官侵夺园宅,一疋徒三年。什么意思?就是说凡是不按政策强征土地的,每征一亩打六十大板,凡是不按政策强拆民宅的,则按民宅的市价进行处罚,每折价一匹布,强拆者都要劳改三年。
  唐玄宗这服药很猛,可是不管用。为啥?没人给灌啊。像虢国夫人那样的牛人强拆民宅,唐玄宗不舍得对她灌药;有些宗室跟虢国夫人合伙弄钱,不愿对她灌药;文武百官害怕虢国夫人,不敢对她灌药。好了,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虢国夫人拆房,眼睁睁看着被拆的居民无家可归。
  拆迁继续进行,矛盾继续积累,平民的怒火燃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井喷,然后尝尽不公的受害者会按住虢国夫人给她灌药。我读《旧唐书》,在后妃列传中看到杨国忠被杀,虢国夫人逃到陈仓,于竹林中被人围住,然后儿子死于乱刀,女儿死于乱刀,这位贵妇人犹自大声喝问:“国家乎?贼乎?”意思是给我灌药的是谁?是政府还是平民?杀人者答:“互有之。”
  后面的故事不太完整,写到虢国夫人窒息而死,尸体被扔到郊外,随即煞尾。我估计劫杀虢国夫人的那些人也不会没事儿,因为唐玄宗回过神来,必会大开杀戒。
  本来就是灌个药而已,最后搞得人头落地,流血漂橹,真不值。
流血漂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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