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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论语治天下:元代失意儒生的自我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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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近年来甚嚣尘上,《论语》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经典地位,再一次被大肆宣扬,有人甚至说,《论语》将是二十一世纪的福音书。《论语》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巨大的功效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正本清源,看一看这句话出自何处,看一看赵普为什么要学《论语》?标榜“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是如何治天下的,再看一看他所参与建立和治理的大宋王朝,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
关于此事的相关记载,主要有:
(一)南宋罗大经(1196—1242)《鹤林玉露》卷七记载:
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应,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其言则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时读《论语》知爱,自后求一书似此者,卒无有。”
《鹤林玉露》是一部笔记体的文集,全书共十六卷。半数以上评述前代及宋代诗文,记述宋代文人轶事,有文学史料价值,其中对宋朝政治人物的记述,可与正史相参照。1.赵普的回答,涉及“半部《论语》”的问题,这大概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初始版本;2.罗大经认为赵普的“相业”有愧于《论语》,但對赵普的这句话以及《论语》的价值则十分肯定。(二)元·脱脱《宋史·赵普传》: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这里也有几点应当注意:1.脱脱首次从正面肯定了《论语》对赵普政治事业的积极作用。正是元朝,才将《论语》》等所谓四书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标准,这也许就是脱脱加上这几句话的历史背景。但,“晚年”以下一段话,不知何所取材。2.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是在他死后人们才发现读的是《论语》,因此,在他生前,自然不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三)元·高文秀《遇上皇》:

每决大事,启文观书,乃《论语》也,此时称小官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这段情节,揉合了《鹤林玉露》与《宋史·赵普传》,但有所改造;杂剧曲文,本来不足以作为讨论历史问题的依据,但“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大约到此时方才定型,杂剧是一种大众化的文艺形式,也许正是借助它,这句话才广泛流传开来。

我不厌其烦地罗列出这么多资料,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一,赵普生前,以及整个北宋,没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第二,此说真正流传开来是在元朝。但恰恰是在元朝,对儒术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所谓“九儒十丐”,那些满腹经纶的儒生,其地位与乞丐不相上下,连自己的生计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何谈治天下。为此,元杂居中的那句台词,既是地位低下的儒生们对前朝文人地位的向往,对自己学问的一种自负,也是向当朝执政者的一种自我推荐。

第三,由于这句话极大地夸张了《论语》的功能,得到了那些能将《论语》倒背如流的儒生们的普遍欢迎,所以才广泛地流传开来。



那么,《论语》对赵普治天下的功业,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纵观赵普一生的功业,与治国平天下有关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参与策划了陈桥兵变,二是提出了抑制武臣的建议。

赵普在宋朝被视为“开国元勋”,而宋朝的所谓“开国”,说起来简直就像一场儿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的了。赵匡胤的得势,大宋王朝的建立,就是这样开始的。

其时,赵普以掌书记身份随军出征。所谓掌书记,无非是个幕僚,负责军中一些文书起草事宜,地位既不高,实权更是谈不上。可发动政变的将领和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却一同来向赵普请教,赵普当仁不让,与将领谈条件,他时而唱白脸,时而唱红脸,最后拍板:

普察其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听命。普复谓曰:“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盍先攘却,归始议此。”诸将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门,若埙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普顾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正需早为约束。”因语诸将曰:“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唯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续资治通鉴长编》)

一件谋取皇权的大事,就这样由赵普几句话就决定下来。于是,出兵御敌的事抛到一边,数十万大军又原路折回。当赵匡胤从小皇帝柴宗训手中接过“禅让”的帝位后,契丹的大军也不南下了,北汉的士兵也不应合了,边境也不告警了,“镇州言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由着赵匡胤从从容容地去打理他的这个新王朝的事宜。

看来,所谓契丹南侵,所谓军中鼓噪,一切都是精心预谋,没准加在赵匡胤身上的那件黄袍,也是事前准备好了的。赵普所谓“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指的主要也就是这件事情。赵普也因此被视为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功参缔造,业茂经纶”,“建邦元辅,命世伟才”。太祖、太宗两代皇帝任命赵普为宰相时的这些褒赞之词,都表明了这场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及指挥者就是赵普。

但这一切,不但与《论语》没什么关系,简直就是对《论语》的反叛和反讽。犯上作乱,是孔子最为深恶痛绝的。《论语》开宗明义便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赵普是否孝悌,我们不得而知,赵匡胤却是可以称得上孝悌的,但赵普却将他拉上了犯上作乱的贼船,赵普就是这样活学活用《论语》的吗?

创业难,守业更难。宋朝创业倒是不算太难但是,如何守住这份家业,对大宋开国君臣来说是个考验。自从朱温篡唐(907)以来,九州大地政权林立,五十余年,竟有五代十国之多,那些称王称帝的主儿,哪个不是从刀丛箭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混世魔王?他们无知无畏,桀骜不驯,野心极大,权欲极强,什么父死子继、立嫡立长的那一套传位制度,他们一概不管,只是想乘着乱世浑水摸鱼,为自己闯出一片江山。“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乎?”后晋叛臣安重荣的这句话,道出了这帮草头王的普遍心态。近五十年来,像这种黄袍加身的事情,如果算上赵匡胤的这一次,已经是第五次了,谁知道还会不会出现第六次呢?这是赵匡胤最为忧心的问题。

就在赵匡胤称帝的第二年,与赵普有过这样一次谈话:

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于是召守信等饮……(《续资治通鉴长编》)

于是便有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赵普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请授以他职”等建议,可以有文武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文的,便是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武的呢?可就难说了,完全可能是另一次的“兔死狗烹”。朱熹将此事完全记到赵普的功劳簿上:“赵韩王(即赵普)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却是看走了眼。从历史的记载,以及赵普此后在处理秦王廷美事件中的表现上看,我们可以断定,“杯酒释兵权”这种方式,并不就是赵普的主意,完全是赵匡胤的独断。而从赵普的话中,我们似乎感到了隐隐的杀意。

对于这件事,王夫之有另一种认识:“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奄处其上,而固无以服其心也……普固有不与并立之势,而日思亏替之以自安。所深结主知以使倚为社稷臣者,岂计安天下以安赵氏哉?唯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反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原来,这不过是官场夺权争宠的老把戏而已。王夫之的结论是:“不仁者,不可与托国”,王夫之对赵普的认识,比朱熹深刻多了。



哲学家黑格尔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虽然黑格尔的话中透露出一种令人十分不快的西方人的傲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论语》就是一部道德教科书,其基本内容就是一些道德教训,其基本作用,也无非就是一种道德培训。

那么,被认为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其道德又是如何呢?

细读赵普传记,我们发现,赵普这个人颇贪财。开宝四年的一天晚上,赵匡胤突然来到赵普家,发现廊下排列着十个大瓶,便问里面装的是什么物件,赵普说,是吴越王钱俶送来的海产品。赵匡胤说:“味道一定不错。”打开一看,哪里是什么海产品,竟是满满当当的瓜子金。赵普尴尬之极,忙申辩说:“他们来的信还没打开,如果知道是这个,一定会奏明圣上,退还给他们。”赵匡胤笑了笑说:“收下罢,没关系,他们还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这些书生决定的呢!”

赵匡胤好微服出行,曾多次来赵普家,有时还约了其弟赵匡义同来,以致赵普有时下班后都不敢换下朝服。每次赵匡胤来,赵普的夫人都要以她的拿手好菜烤羊肉招待,赵匡胤兄弟总是称她为嫂子,君臣之间不拘形迹。但赵匡胤这时的不期而至有点蹊跷。此前发生过几件事情,一定使赵匡胤对赵普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例如有个叫赵玭的人,在同赵普吵架时,当众揭发他违反官方规定,派人私自从秦、陇地区收购高大木材,在京师贩卖,赵匡胤得知后十分愤怒,当即就要治他的罪,由于太子太师王溥的求情,才免于惩处。

从此,赵匡胤对赵普的反感日渐加深,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帝不喜”,“始有疑普意矣”。不久,翰林学士卢多逊告发,赵普曾以一块空地与皇家菜园的菜地交换,以扩大自家的房屋用地,营建旅店,与民夺利。这大概是压倒赵普的最后一根稻草,“普恩益替”,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从此完全丧失,开宝六年(973),终于罢黜了赵普的相位,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

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谁能想到,贵为开国元勋、当朝宰相的赵普,居然还会贪图这种种不义之财,甚至是蝇头小利呢!

赵普的“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安富贵”(王夫之《宋论》),不止表现在对武臣,对文臣同样如此。赵普虽然提出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可由于他自己“寡学术”,在那些满腹经纶的儒臣面前,总难免有点底气不足。由于赵匡胤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对儒臣十分重视,这使小肚鸡肠的赵普很不自在,对那些由于学问比自己大而备受重用与宠信的大臣,便不免怀有嫉恨之心。

窦仪,在五代那个乱世,是个难得的饱学之士,史书称其“学问优博,风度峻整”,历仕晋、汉、周、宋,主持或参与制定了宋朝开国后的一些重大制度,如刑制、科举考试制、礼制等,先后出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深得赵匡胤的信任与器重。公元963年,赵匡胤决定改用一个新的年号,并明确指示宰相,这个新的年号一定要是以前历朝历代都没人用过的。宰相进上了“乾德”二字,其时的宰相正是赵普。几年以后,当发现西蜀的王衍曾经用过这个年号时,赵匡胤由此得出结论:“宰相须用读书人”,这无疑就是说,赵普不称职。

赵匡胤其实早已有了要以窦仪取代赵普的想法:

帝……每嘉其有执守,屡对大臣言,欲用为相。及赵普专政,帝患之,欲闻其过,召仪,语及普多不法,且誉仪早负才望。仪盛言普开国元勋,公忠亮直,帝不悦。仪归,语诸弟曰:“我必不能做宰相,然亦不诣朱崖(按,朱崖,当时流放罪犯之地),吾门可保矣。”普素忌仪刚直,引薛居正、吕余庆参知政事,陶谷、赵逢、高锡等又相党附,共排仪,帝意中辍。(《续资治通鉴》)

窦仪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居然拒绝,对由此而引起的皇帝佬的不快居然感到庆幸,可见赵普势焰之逼人,以及陷害他人手段之凶狠!这年十一月,窦仪病逝,对此,赵匡胤感到十分痛惜,说:“何夺我窦仪之速也!”而对窦仪来说,则未尝不是件幸事,否则,是否可以避免灭门之祸,或者流放之苦(即“诣朱崖”),还很难说呢!

《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与子张关于“仁”的一次谈话:“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号称以《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又是如何呢?除了“敏”以外,其他四项,他一项也没做到。“赵普之为政也,廷臣多疾之”(《续资治通鉴》),“多疾之”,表明不满赵普、反对赵普的人不在少数,而这些人最后几乎都败在赵普手下。王夫之称赵普为“不仁者”,似乎并没有冤枉他。


赵普的“不仁”尤其表现在秦王廷美一案上。

赵匡胤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他的母亲杜太后去世,临终前,将赵普召过来记录遗命。《宋史纪事本末》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太后)生五子,曰匡济、匡胤、光义、光美、匡赞。匡济、匡赞早卒……二年,太后疾,帝侍药饵,不离左右。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且问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余庆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百岁后,当传位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传德昭。夫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顾谓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藏之金匱,命谨密宫人掌之。

这便是宋朝历史上有名的“金匱之盟”,其中的光美,就是廷美,因避宋太宗的讳而改“光”为“廷”,德昭是赵匡胤的长子。

杜太后对赵普十分信任,即使在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她还是称呼趙普为“书记”,常对他说:“赵书记多尽心,我的孩子还不太懂事。”杜太后临终时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无疑是将遗嘱执行的监督重任交给了赵普。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赵普是如何执行这个嘱托的呢?他在被罢黜宰相后,曾给赵匡胤写了封信,申诉自己的委屈:“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与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这里所说的皇弟,就是赵光义。

极有可能,赵普真的“轻议”过,只是不是在“外人”面前,而是向赵匡胤,“夫所谓‘轻议’者,议于太祖之前也”(王夫之《宋论》)。“轻议”什么呢?只会是这位皇弟是否可以继承大位。

对于这种“轻议”,赵匡胤自然赞同,他是位精明的政治家,传位于弟,与传位于子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及后果,他比谁都清楚。“传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违尔”(王夫之《宋论》),他是个孝子,母命难违。他处在两难之中。如果不是三年以后的那场“斧声烛影”使他暴毙,赵普的谋略也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呢!

后来看到了“金匱之盟”的赵光义却面临着一个难题:要不要遵奉这分盟誓,他征求赵普的意见,赵普的回答十分明确:“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简单的一句话,是赵普向新主子的效忠词。

“金匱之盟”榜上有名的另一位人物、赵匡胤的儿子德昭,早在两年前便被赵光义迫害自杀身亡,连他的弟弟德芳也于前不久不明不白地死去,要彻底推翻“金匱之盟”,唯一的障碍,便是秦王廷美。廷美的噩运开始了。

赵普是在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出任宰相的。到了第二年三月,又有人告发,廷美将要谋害皇帝。如何谋害?当时并没有公开,直到廷美死后,还是赵光义自己亲自出面说出案情,说廷美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亲弟弟,他的母亲是自己的乳母,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廷俊,自己由于廷美的缘故,将廷俊留在自己身边,可廷俊却将宫中的机密通报给廷美。前不久,我打算到新修的西池游玩,廷美同他身边的人密谋杀害我,未能成功;又谎称有病,想等我前去探病时,再下毒手。

《续资治通鉴·考异》评论此事时说:“廷美之阴谋,事无佐证,特以地处危疑,为众人所瞩目,太宗已怀猜忌,普复从而媒孽之,故祸不旋踵耳。”这就明确告诉读者,赵普就是这场天大冤案的主谋。

廷美被罢黜了开封尹,从开封赶到洛阳。赵普的权势再一次牢固地确立,他暗示卢多逊应当识相,赶快辞职走人。偏偏卢多逊贪恋权位,犹豫不决。敬酒不吃吃罚酒,赵普便立即痛下毒手,罪名很现成:勾结廷美,谋害皇上。据说卢多逊曾对廷美说:“盼着皇上早点死,我好服侍大王!”有了这种滔天大的罪名,还有卢多逊的好果子吃吗?于是,以“包藏奸宄,窥伺君亲,指斥乘舆,交结藩邸,大逆不道”的罪名,剥夺全部官职,全家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流放崖州(即今海南岛),永不赦免,卢多逊最后终于死在贬地。

赵普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出手便能置人于死地。当年,卢多逊攻击赵普时,他的父亲,一个在官场摸爬滚打一生的老人,曾忧心忡忡地说:“赵普,元勋也,而小子毁之,祸必及我,我得早死,不见其败,幸矣。”他真是不幸而言中!

对于廷美,赵普还不放过,以廷美住洛阳,对朝廷是一种威胁为由,唆使一个叫李符的人上书,说廷美不思悔改,心怀怨恨,请求将其流放至边远地方,以防生变。于是,廷美的爵位由秦王被贬为涪陵县公,迁往房州(今湖北房县一带)安置。

赵普将李符当枪使,过后,又担心李符会泄露出他这个幕后指使人,找了个茬,将李符贬到偏远的宁国军去了。这真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两年以后,廷美“忧悸成疾”,以三十八岁的盛壮之年死去。

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杜太后的精明实在是过了头,正是她的“金匱之盟”导致了一场“萧墙之祸”,使儿子赵匡胤、赵廷美,孙子赵德昭、德芳不得其死,使赵光义背上了不孝不悌的罪名。而导演这场“萧墙之祸”的正是赵普。老太太看人走了眼,九泉有知,她悔也不悔呢?

王夫之评论此事时说:“导人以戕杀其天伦者为何等事,而敢于人主之前无惮于心,无疑于口,非至不仁者,谁敢为之,而谁忍为之乎?”(《宋论》)

难道这就是《论语》教导给他的“致太平”的本领吗?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论语》不学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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