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让独立家庭式农民饲养的牲畜价格下降，农民被迫放弃农业生产而离开这个行业。1979-1998年间，美国农民的数量下降了30万人，养猪场的数量从60万个下降到15.7万个，然而出售的生猪数量却在增长。合并的结果是，美国3%的猪场生产了50%以上的生猪。(数据来源于美国关爱农民协会)。2004年11月，参议员汤姆?哈肯领导下提交了一份少数派报告揭示，截至2004年，美国粮食与农业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报告发现4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业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64%的生猪屠宰。4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麦片市场。而这份报告因美国总统大选临近而束之高阁。 记者：美国的商业化农业中大型企业将大量的禽畜进行圈养，从而降低了禽畜的质量和加重了环境的负担，美国政府如何就这个问题向民众交待？ 恩道尔：集中畜牧经营(CAFO)的肉类食品在出售时被打上了“便宜肉”的红色标志。华盛顿政府在热情推进农业商业化的进程中极大忽略了其对健康造成的危险性。被他们称作“被限制的饲养肉”或“集中动物饲养业”的部门，有时却是极其荒诞却是合理地被商家和哈佛商学院共同认为是利润最大化的先锋模范。集中畜牧经营把牲畜尽量放在最小的空间内，一只猪从出生到被屠宰的平均重量为500—600磅，从未离开过和它几乎大小相同的栅栏，有些在有生之年从来没有见过阳光。美国农业部估计集中饲养的动物中大约有10%死于紧张、疾病和受伤，对于一些品种的鸡来说这个比例可达28%。 在美国，在我的游历和对社会的接触过程中了解最多的是，3至4家农业巨头公司至今在牛肉、猪肉和几乎全部的鸡肉的生产方面占有支配的权力。美国国会研究所已经调查并对这些集中动物饲养业令人震惊的健康和卫生条件发出了警告。成千上万的动物从饲养到屠杀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被让其快速长肥的抗生素刺激得上气不接下气。被快速传播的疾病却经常被忽视。美国公众健康的疾病的紧急事件时而发生，比较普遍的有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隐孢子虫和粪便大肠菌等，其含菌量可达人体排泄物的10到100倍之多，有40多种疾病可以通过动物粪便传染给人类。这些都归咎于此种不卫生的大规模养殖的方式。 据调查，最近爆发的H5N1和很多亚洲国家发生过的禽流感直接原因归咎于泰国和其它一些地方像集中动物饲养商业化这样的家禽加工厂。我个人在德国已经不在饭馆里吃鸡胸肉，因为这个尝起来已经不像是真正鸡肉的味道。最好吃的鸡肉仍然是那种家庭农场养殖的可以在院子里徜徉的带骨的鸡肉。欧盟的大部分家禽养殖业也已经商业化经营，或者是进口美国，或者是其它集中畜牧经营的肉类。但这也不完全是消极的消息，欧盟已经开始猛烈地打击美国用激素喂养的牛肉进口，甚至按照WTO的章程进行处罚。 在中国时，我注意到，中国食品相对于我在欧洲的饭馆吃到的味道和质量都有极大的差异，当然也不同于美国的。我希望这样的品质和新鲜感，自然的味道和丰富的营养永远保留在中国的食谱中。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是谁在推动全球农业的商业化进程——嘉吉、ADM、邦吉、孟山都、道化学、杜邦等——这些企业已经有长期的计划和市场运做经验。正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1970年发布的言论表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类。”在1950年哈佛大学缓慢地开始进行农业商业化革命之前，整个人类从未受过对食品链的集权控制这样的威胁。 洛克菲勒基金的力量 转基因工程不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孟山都集团的贪婪和对种业的垄断，尽管他们对此也很贪婪。这与背后的权力有关。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的可行性的大规模研究，那时他们称“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主要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工程科学研究和发展注入了一剂重要的催化剂，这直接导致了转基因植物的产生，即基因革命。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得知，在随后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转变世界粮食方面的应用，直接投资了1亿多美元，间接投资则超过几亿美元，由此可见，基因工程显然是他们战略计划中的重大步骤。 在1984年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IPRB)启动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已经盯上了亚洲的金饭碗——水稻。而他们洛克菲勒的基金革命选择从水稻开始是谨慎的。正如一位水稻研究人员丹尼斯(Dennis Normile)所指出的那样，水稻是24亿人的主食，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农民驯化和发展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0年前。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水稻和食品安全紧密相连。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产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80%的亚洲人把水稻作为日常饮食的主要食品。恩道尔说，30多年来的绿色革命过程破坏了水稻的多样性，洛克菲勒的基金革命利用他们所谓的“高产品种”把亚洲农民卷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和化肥、高产种子、杀虫剂、机械化、灌溉、信贷和营销方案等方面的国际市场中，这一切都是来源于西方的农业综合企业。 记者：我对您在书中提到的“绿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减少了农村人口……这绝非偶然，这是为计划中的美国未来的跨国制造业积蓄廉价的劳动力”这个观点感到很震惊，在您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去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恩道尔：我在印度和其它地方都接触过一些农业方面的积极分子和活动家，他们已经证实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绿色革命”宣传并非基于事实。小麦1公顷的产量在第一或第二个收获季节呈上升趋势，但接下来产量就会再度下降。印度、墨西哥等一些地方的大农场主购买了大量的机械化设备，使收益达到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的生物多样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多数的植物只能依赖于孟山都、杜邦等大的种业企业。美国国际开发署、洛克菲克基金会和后来的福特基金会扮演的角色成为进行绿色革命的主推手，甚至想让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二战以后，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他的兄弟们——戴维、约翰三世、劳伦斯——开始为他们用于战争中的化学制品寻找新的市场。他们发展他们所说的绿色革命以便于创造大的氮肥、汽油的新市场，以满足拖拉机、化学除草剂、杀虫剂等类似产品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地方的农村居民人口在减少。我当然并不是反对拖拉机或者食品生产中的新科技，但是对于人体和动物的消费而言安全，健康的食物应该是整个进程的核心内容，而不仅仅是为私人企业的极大利润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众多案件中，发展中国家正在反对对他们的农场进行农业商业化。像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机构很难单方面促进农业商业化的议程。我相信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角色以帮助那些更小的国家脱离苦苦支撑着的农业商业化破坏性的影响，当然也决定于中国本身的选择意向，或者对生物安全食品的促进，或者对转基因种业繁殖的释放。 记者：您的论点是围绕着怎样的思路？您想揭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恩道尔：转基因工程不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孟山都集团的贪婪和对种业的垄断，尽管他们对此也很贪婪。这与背后的权力有关。他们照搬的手法与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如出一辙。英国海军和军队以及政治的力量来自于私人垄断集团在背后的支撑，他们主要的意图在于用鸦片让中国人沉溺其中，从而阻止中国向西方的开拓，并控制了中国的发展。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理解的话，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 下篇：转基因在中国 也许今天当人们吃到转基因的大豆或玉米时，已经很少人去考虑它安不安全，更少的人会想到，这些转基因食品竟有一段势力扩张的历史，而这个历史的进程中，有着当今转基因农企巨头强势的身影。“如果像中国这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能够强有力地阻止转基因作物和农业商业化的破坏性影响，我相信转基因将会开始在世界的舞台上丧失影响力。” 2008年7月9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该专项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科技部的专项经费，拟投入资金约240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家直接投入120亿元，课题承担单位配套120亿元。资金将主要投入到 消息一经传出，各种声音纷沓而至，占主流的声音认为这个专项的通过能够掀起中国日后农业发展路线的轩然大波。事实上，转基因科技在中国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谓经历了千辛万苦。 早在2001年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两院”院士石元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从技术层面来讲，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对人体不存在利弊的问题。但由于转基因食品是把一种外源的基因转移到生物体中，因此可能存在潜在的危险，因此需加强监管和审批。那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谨慎的。 2002年3月，芝加哥的大豆期价一夜之间跳涨了10美分之多，原因在于中国传来的报道称，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条例的态度骤然变化，美国和中国已经达成某种临时性的过渡协议，美国得以继续对中国不受干扰地出口转基因产品。 2004年末，中国国内媒体曾经相继报道，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申请已经上了农业部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桌，转基因大米可能很快就能端上中国人的饭桌。 2005年春天，被国内外媒体转载的湖北省出现转基因稻米“抢跑”事件，给中国造成了负面的国际影响，更被认为是对严格审批制度的一种反弹。绿色和平中国项目副主任马天杰对此评价说：“某些专家和研发部门有意无意地泄漏种子，是为了达到一定种植面积，造成无法回收的既成事实，从而对政府造成压力。”农业部对转基因商业化的态度再次保持谨慎。 自2006年转基因被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唯一一个农业科技重大专项后，它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之中。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告诉《大生》记者，“此次转基因重大专项的通过经历了不计其数的讨论和修改。”而目前中国的态度是：一边实施，一边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有过这样的建议：如果现在依然停留在转基因是否安全这个问题上，那未免会纠缠不清，因为这只是在学术上的争论，而转基因已经在市场化运作，在人们生活中普及。 《大生》记者得到最新的数据：英国Cropnosis咨询公司2007年评估转基因作物的全球市场为69亿美元，占2007年422亿美元的全球作物保护市场的16%，以及2007年全球商业种子市场340亿美元中的20%。这69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市值包括32亿美元的转基因玉米(1527,3.00,0.20%,吧)(从2006年的39%上升到相当于47%的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值)，26亿美元的转基因大豆(3288,53.00,1.64%,吧)(37%，2006年为44%)，9亿美元转基因棉花(11810,125.00,1.07%,吧)(13%)和2亿美元的转基因油菜(3%)，价值69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市场，有价值52亿美元的市场(76%)在发达国家，价值16亿美元的市场(24%)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的市值是基于转基因作物种子的售价加上全部技术转让有关的费用。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首次商品化以来的11年期间累计的全球市场估计为424亿美元，预计200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大约为75亿美元。 中国科技部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软科学组织处处长赵刚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说，从长期目标来看，“产量高，品质好”的转基因技术已经成为国家决定战略的关键。因为粮食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面临着涨价，短缺等难题。种子技术成为高科技的关键技术，尤其在发达国家这个系统非常成熟，也非常受重视。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技术储备” “对于粮食安全，国家已经从战略层面来考虑国家粮食的竞争力，转基因专项的通过也是战略的一个方面。” 于建嵘告诉《大生》记者，中央要解决农业问题，一定要在政策上考虑到粮食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有自己的农业、自己的科技。《大生》记者继而就此专项的通过采访了多家种子企业，他们当中有一些觉得问题敏感而三缄其口，有一些觉得这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是个利好消息，更多的则持乐观而谨慎的态度。 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说，转基因重大专项目前还是停留在技术研发阶段，由国家的科研单位在进行技术开发，对于企业来讲影响还不是很大。转基因这个技术是全世界都可以进行研究的，研发不一定在中国，比如新的基因在抗寒、抗旱、抗绣方面比较有优势，也是研发的目的，但是在后期新品种的选育时一定要在中国进行，这要结合中国的气候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转基因是否安全的争论一直都有，目前美国比较主张，欧盟极力限制，中国的态度也很谨慎，但是要进行一些研发作为技术上的储备。”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培劲的态度十分谨慎，他告诉《大生》记者，“目前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暂时不想发表与这个相关的言论。” 另一种声音是质疑，这些质疑声不仅来自绿色和平等国际组织，也有来自反对派的技术专家，更有媒体直指部分研究转基因水稻的科学家出于个人利益驱动而急于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虽然支持派的科学家纷纷高调宣传转基因稻经过严格实验证明是安全的，但该商业化申请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农业部的审批。 《大生》记者了解到，2005年下半年，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同年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针对上述报告公布了一份由两位英国科学家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共同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该报告认为，关于转基因会不会给人体带来损害等问题还没解决。由于论战双方都无法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说服对方，各执一词，农业部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大生》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教授。 记者：请问您对7月9日通过的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是怎么看的？您认为目前转基因应不应该开发？ 黄：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在2010年要实现小康。所以在粮食问题上不能只靠进口，要靠自己，而目前现有的常规技术手段虽然有自身的特点，但是对满足未来的需求而言是有限的，所以要靠转基因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对于粮食安全，国家已经从战略层面来考虑国家粮食的竞争力，转基因专项的通过也是战略的一个方面。 中国现在研究转基因科技已经不是从零开始，在1999年国家就实施了“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的政策，时间段是1999—2005年的一个五年计划，对转基因技术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像抗虫棉的研究，让棉花少打了80%的农药，间接上也减轻了玉米、小麦、大豆等的虫害，为这些粮食作物的研究提供了示范。 记者：世界上目前对于转基因的态度是怎样的？有怎样的趋势？ 黄：目前美国对转基因的开发比较全面，而欧洲也不是绝对地反对或者说是不种植，现在欧洲已经有7—8个国家在种植转基因作物。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他们普遍的观点是：反对大规模产业化。这跟政治、贸易、宗教、伦理各方面的因素有关。欧洲国家普遍福利很好，他们不希望改变现状，也不希望美国把农产品(15.43,0.35,2.32%,吧)转到欧洲以免冲击他们的市场，像法国是从非洲来进口粮食，这是对美国的一种贸易壁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在处理粮食安全问题上出现过漏洞，比如曾经的“疯牛病”事件，这让政府在群众之间失去公信力。欧洲的群众比较保守，最重要的也是一种欧美之间的贸易之争。 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对未来的农业发展和技术发展有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在产业上占据先机，产量上有自己的优势。而且因为绿色和平组织的舆论影响了中国政府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农业部一开始对转基因的管理很保守，而科技部要发展转基因，这是前几年没有开始转基因推广的原因。而印度种植转基因的获批面积已经超过中国，这对转基因的推广而言是个危险的信号。需要说明的是，百姓接受转基因还需要一段时间。 一位国际研究机构驻中国代表向《大生》记者表示：“对于这个专项的通过我们当然是欢迎和支持的，毕竟转基因已经在西方国家有那么长的时间发展了，目前我们只是初步得到消息国家通过转基因重大专项，下一步怎么决定需要总部派专人来了解，跟中国农业部进行洽谈，先弄清楚中国想开放哪些方面，开放多长的时间，然后再做决定。” 孟山都或调整在华业务方向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孟山都最终目的是占领中国市场。孟山都因为是生物产业最强的公司，前些年对中国市场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只想直接要求中国对他们开放市场。” 20世纪20年代初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遥远的记忆，而由于交通的不便，那时中国人吃糖是一件不方便的事。1923年，孟山都瞄准了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潜力，用一磅一罐特别设计包装的糖精成功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孟山都的代理商曾说，“我们的罐装包装密封性能好，甚至泡在水中也没事，这一点使我们的产品优于其他产品。”(孟山都代理Herbert M. Hodges，引自Dan Forrestal撰写的《信仰、希望和5000美圆》一文， 纽约，1977年)继而，香兰素、香豆素和阿斯匹林等产品也随后进入中国市场。50代初，孟山都公司在香港设立了销售机构，建立了自己在远东和中国地区的第一个市场和销售办公室。80年代以来，它又先后在上海、广州和北京设立了代表处，还致力于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寻找可能的投资项目。90年代，孟山都在中国陆续有合资的生物技术项目。目前，孟山都与包括中国国家科技部、卫生部和农业部在内的许多国家机构都建立了联系。 1998年，河北省保铃棉花遍地开，当时棉农反映：“棉田几乎见不到幼虫，蕾铃上找不到被棉铃虫危害的虫孔。”而在两年以前，孟山都公司与河北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以及美国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了第一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第一次将保铃棉棉种带入中国市场。该项目的迅速成功，带动了其他合作项目的产生。1998年7月，孟山都又成立了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引进了转基因棉种之后，该公司公布数据表明，棉农的种植成本降低了大概20%左右，安全性也有显著提高。但渐渐有报导反映，保铃棉出现烂种、烂芽，造成出苗不齐、出苗率不高等情况。 黄大昉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说，“孟山都在中国河北和安徽搞过冀岱棉和安岱棉的投资，这两个是他们合资的公司，孟山都直接控股。当时是孟山都直接把他们的产品拿到中国来应用，而在利润分成时他们占据了70—80%。这在当时农业部是不赞成的，但是地方为了发展当地的农业、提高积极性而赞同了这个合资公司。他们的产品是好的，但是所占有的利润太大。但是后来因为中国抗虫棉的推广应用，在价格和产品质量上也占据一定优势，所以之后孟山都的合资公司在棉花市场上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少。”孟山都负责生物技术开发的内部管理人员也向《大生》记者透露，近期冀岱棉公司已经停产，原因是业务量比较小而进行资源整合，原业务已经移交给安岱棉公司处理。他同时透露，近期孟山都将引进新的转基因产品进入中国，当记者想再深了解时，该管理人员却因“公司的规定不能随意接受采访”而婉拒。 《大生》记者就中国转基因重大专项通过的问题多次尝试与孟山都公司联系，希望了解其在华业务的开展，而对方的态度则表现得极其谨慎。孟山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告诉《大生》记者，“我们不想对此作出表态，因为每次不管孟山都的态度怎样，总会受到外界的攻击。孟山都是做转基因历史最早的公司，也做得最好，但是很奇怪，舆论的矛头总会指向我们，所以在对外部发布消息时必须经过总部的批准。”而《大生》记者发至孟山都总部的采访邮件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而王磊告诉《大生》记者，外资种业像孟山都进入中国现在还有很多限制。1997年五个部委共同签署了一个文件，规定外资种业不能有独资研发，不能控股，参股不能在50%以上。孟山都与中国种子集团公司有合作，注册了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主要研发的有玉米和葵花。 此外，《大生》记者还从黄大昉那里了解到其他一些情况。 记者：根据您的了解，孟山都等外资种子企业在中国的种业市场扮演怎样的角色？ 黄：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孟山都最终目的是占领中国市场。孟山都因为是生物产业最强的公司，前些年对中国市场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只想直接进入中国的市场，要求中国对他们开放市场，反而，他们对中国的农业技术并不看重，不愿意把技术转让给中国，不愿意跟中国合作。 记者：在对待转基因研究技术的专利方面，外资种企会怎么看待？ 黄：总的来讲，孟山都等种业公司的技术更加占据优势，他们反而担心中国会盗用他们的专利。而这个问题得这么看，中国之前对于专利的意识不强，但是现在政府的态度很明确，要自主竞争，引导科学家有自己的专利保护意识，不能让专利这个问题的纠缠成为与国外交流的障碍。而且，中国有一些种质资源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放弃，要继续研究下去。在美国，转基因研究的专利官司也层出不穷。在对专利的定义方面，虽然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差距，但是具体的结构和功能还是明确的，是可以有明显区分的。比如抗虫棉。 记者：中国政府对孟山都等外资种业的投资是什么态度？ 黄：种业是涉及到国家粮食安全的，很多国家因为在被孟山都占据市场，所以在定价等方面会受制于这些跨国公司，比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家。1998年的时候我接触过孟山都的人，我跟他们谈过不要动不动就说要开拓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他们在合作策略上应该改变，他们可以有一些委托的合作，就是在技术上的合作，中国的科学家都发展了一些技术。至于研究出来之后，产权怎么处理，技术怎么划分，这还可以谈判。孟山都直接要中国开放市场，中国政府肯定不同意。 因为中国是有前车之鉴的，比如中国的大豆。目前中国每年有3000万吨的大豆要从国外进口，自己只生产1500万吨，表面上看来只是冲击了中国大豆的产业和加工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很多，价格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开发实力，就会受制于人。孟山都在国际市场很强势，但是在中国很难。 对于外资中国的态度也是欢迎的，但是有限度。在中国，跨国种业公司可以在技术方面增加与中国科研的合作，比如前几年允许先正达在中国有独资研究中心，可以先进行“上游研究”，从“上游”到“下游”研究一个产品要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所以这也是有风险的。 黄大昉最后告诉《大生》记者，外资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对转基因研究的科研实力。2008年10月15日大连召开的国际生物技术大会上，孟山都国际副总裁麦克凡表示有计划和中国合作进行科研，甚至吸收中国科学家进入他们的科研机构。“这表明孟山都已经开始改变策略，不是一开始就盯住中国的市场，而是开始重视中国的科研人才。” 重提粮食武器 转基因工程在洛克菲勒家族和他们颇有影响力的圈子内带有目的性地发展着，隐藏在这底下的真正目的是对人口的控制。 美国里根政府的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曾说：“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认为：“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食品巨头形成了‘粮食帝国’，控制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据他介绍，孟山都控制全球谷物与蔬菜种子23%到41%的份额，与谷物巨头嘉吉结盟后，如果农民需要贷款购买孟山都种子，就得去嘉吉旗下的埃尔斯沃思银行。无论粮价涨跌，它们可旱涝保收：涨价会使粮食初级产品受益增加；跌价时食品加工贸易则可受惠。受粮食短缺之苦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此外，美国国民也是受害者，因为这些食品帝国研制出的加工食品令本国农民受惠甚少。周立在艾奥瓦州一个农民家庭调查时发现，一盒麦片中农民收益还不到售价的1.5%。世界银行数据表明：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的3个月间，农业物资生产企业孟山都公司净收入11.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利润几乎成倍增长；嘉吉公司也不甘落后，同期净收入从去年的5.53亿美元增至10.3亿美元，上涨86%。周立把这些农业领域的巨头称为“食物巨人”。他说，以粮食帝国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富裕国家，扭曲了全世界的农业生产和食物体系，在不知何时结束的危机中，它们注定是最大的赢家。 而在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粮价上涨已经引发了社会动荡。6月12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为了抗议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当地部分居民举行了抗议活动。由于粮食和能源价格猛涨，肯尼亚今年5月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1.5%。此番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开始于两年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世界粮价在过去一年里上涨了42%。但在有些国家，粮食价格在过去两年间暴涨两倍。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米价甚至暴涨3倍。对于这种涨价现象，人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词语来表述——“农业通胀”。 赵刚与《大生》记者面谈时强调，在理念上，中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粮食和食品的安全问题，当作战略产业来看待。其实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强调粮食很重要，但是重要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军事、能源等，但近期应该把粮食看成第一重要，以“粮食第一”的观念去看待，更好地达到国际化、工业化和产业化。他透露，在与恩道尔先生接触时，恩道尔曾强烈建议，中国应该清楚地认识粮食安全问题，不能让外资控制，主导权不能旁落。 恩道尔在给《大生》记者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强调：转基因生物革命本身对于人类的意义相比起其背后阴冷的目的而言显得无足轻重，转基因生物工程推进的历史，就是美国优生学战略推进的历史。 记者：请您预测一下未来粮食格局的发展趋势？ F.William Engdahl：这个问题要留给能够胜任这项伟大事业的农学家和农民。我个人十分确定所谓的自然农作物的供给对人类而言是最健康的方式，如果能够让资源得到最佳的配制，足够有能力养活所有的人类。 记者：您对像中国这样的粮食大国有什么建议？ F.William Engdahl：我相信中国的科学家和农业研究人员会十分重视你们的民族将来的健康和繁荣。我强烈主张应用非经过严格科学验证和科学监管的转基因种子时要持最大的谨慎的态度，这其中也包括繁殖较好的种子和可能产生的衍生种子。转基因生物工程来源于不严谨的科学理论并且本身具备不确定性。这相当于人类正在玩火。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能够有效地避开美国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所遭受的转基因飞速蔓延的命运。美国的流行病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肆虐就是最强有力的佐证，因为正当那时，转基因食品在美国变得非常普及。 记者：您认为转基因的终结是什么？ F.William Engdahl：没有人能够预言转基因的终结，但是如果像中国这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能够强有力地阻止我之前提到的转基因作物和农业商业化的破坏性影响，我相信转基因将会开始在世界的舞台上丧失影响力。目前最为危险的是孟山都和美国的转基因议员正在尝试着以爆炸式高企的粮价来表明转基因是“粮食危机的最终解决之道。”一份禁止公开的2008年6月联合国世界粮食峰会准备的世界银行研究报告透露“生物燃料促使粮价上涨75%。”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大米小麦玉米，我们必须停止以此来作为燃料。 记者：您对粮食作为武器这个说法怎么看？ F.William Engdahl：我在所写的书《粮食危机》中坚决提出个人的主张，转基因工程在洛克菲勒家族和他们颇有影响力的圈子内带有目的性地发展着，隐藏在这底下的真正目的是对人口的控制。如果印度，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民都买孟山都草甘膦系统的大豆种子，或者转基因玉米，棉花，大米——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将来在某一点上，美国政府将会告诉中国：“我们要求你们改变政策否则在来年的作物种植中你们将没有大米或者棉花等的种子。” 基因武器的说法，从“非典”时期已经有了，调查认定“非典”为实验室病毒，也非空穴来风，比如说近年流行的禽流感，就全部发生在亚洲人种身上，非典也是特定主要攻击中国人种；而因为转基因食品，中国男性的精子数量大幅度减少，女性不孕现象越来越多，女婴比例已经越来越高…… 阉割中国的睾丸——对祸害中国最毒烈的外国恶狼公司的调查报告之二：美国高盛金融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