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忧情

中国变法，成功者极少，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秦自商鞅车裂始，变法者总是没有好下场，无论汉武还是雍正，史书评价都有指责。汉武是导致汉衰败的元凶，雍正是杀父篡位的模范，王安石是个大骗子，张居正是个篡位未遂者……

为什么变法者总是这个样子这个结局？如果说大一统的原因，一个极权压抑，也似乎不对，商鞅和吴起的悲剧，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也没有大一统啊，为什么他们也被杀？如果说是儒家思想导致保守，这个还是不对，同样的道理，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思想并不占据主流，而是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为什么变法不成功呢？

在帝制时代，变法成功需要由皇帝亲自发动。成功者如秦始皇、汉武帝、魏武帝、北魏孝明帝、明成祖、清雍正。但除了当时是少数民族的元宏外，史书对其他几位都是负面评价居多。如秦皇焚书坑儒。汉皇好大喜功、曹操白脸奸贼、明成诛人十族、雍正篡改诏书.

变法不成功的就更多，王莽其实也是一个改革家，最后他改革到开始遏制豪强地主的势力时，才招致了强烈的反抗，农民起义实质上是被纵容而壮大，地主们如刘秀趁机乱中取胜。其他作臣子的改革家，下场都很惨，这是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普通群众没有机构和渠道参与，话语权和历史的表达权掌握在士人手中。

相反，英国日本的变法就容易成功。英国自十三世纪以来，就有了大宪章运动，英王为了获得金钱，早就让渡出他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国内一直有一个合法性的反对势力存在。日本倒幕派，实际上是独立于中央的地方实力派。这两个例子就说明，变法成功好象不需要大一统存在，最好是分裂的地方自治或独立的城市及其市民阶层的存在？

我们早就说过，大一统是世界政治发展潮流，因为这一体制是管理成本最小、冲突激烈程度最低的一种大国管理体系。西欧自罗马帝国解体后，一直是在朝这个方向运动的，不过他们主要是通过战争，长达五百年的争霸战，尤其两次世界大战，终于使欧洲人认识到了大一统的好处，这就是欧盟产生的根本原因。不过他们比中国落后了2200多年。

很简单，同样一块地方，是由一个国家管理还是由二十个国家管理，成本哪个大？如果二十个国家，肯定资源不能自给，肯定存在生存空间不够的问题，肯定存在实力此消彼长导致的先霸国家力量削弱、后霸国家通过战争获得霸权的冲突动力。中国春秋战国近五百年的战乱、西欧自地理大发现后五百年的战乱，不是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点吗？

大一统产生的集权主义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即使大一统，在农业经济条件下，产品有即，分配上就必然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极端权威的政府来保证分配的公正。凡是集权能力强的朝代，只要开国传位经过三代执政时间超过60年的，凡是公平保证得好的朝代，享国时间就长一些；差的就灭亡得快一些。这是一个规律。60年基本培养两代人的时间，就能在大家心里确定权威，分配公正又能导致百姓认可这个权威。这是农业帝制时代的解释。

现代工业共和时代，国家如何长治久安？答案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会人人负责，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这就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晚年一直在研究思考探索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不管是极左还是党本身，都无法绕过文革这个事情。文革即使是完全错的，但有一点绝对要正面肯定，就是极大地张扬了人民个体的权力，就是大民主的实践。既然我们已经做出那么大的民族牺牲实践了大民主，交了那么多学费，为这个实践成果却不珍惜，又在重复周期率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完善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民主集中制，用一切手段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只要他不违宪违法，什么话都可以讲，只要他不卖国，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要保证宪法赋予人民的这个权利。

但从目前网络问政的情况看，现在的网民――有一定知识和思维能力的中国公民――民主素养极差，需要长期的训练。否则一开放必须导致尖锐对立和仇杀。原因是什么，大家不讲规则，任意歪曲历史，极尽所能地谩骂和无理纠缠。尤其是对待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上。

所以现实教育我们，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地搞民主化进程，一定要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一方面保持强大的专政力量，一方面逐步通过网络训练，培养国民理性守规的民主辩论意识和素养。

方法简单，专门开设政治议题的网站，实名制注册，一次违规，封杀注册名三个月，二次违规，封杀一年；三次违规，终身剥夺他的言论自由；如果用别人的名字和身份证注册并违宪违法的话，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这个过程，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主要思考有四点：

第一，我们现在的分配十分不公平，基尼系数达到4.5左右，这种差距容易导致动乱。所以国家要通过和平的法律的手段，累进地征税、建立遗产税、建立低收入者保障救助机制，逐步通过二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不稳定因素。为政治改革奠定良好经济基础，这需要大约二十年时间。
第二，人民民主需要相应的组织机构，需要社会的重新组织化，如成立农民协会、改造工会、成为城市居民行业协会等，这个过程也需要一定时间。

第三，党内权力制约机制必须要建立，党政职责不清的现象必须要改革。这个过程不能急，必须要经过试点，试点必须要两届十年时间才能总结出完整经验，再十年全党推广。总的思路是：党内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与行政权分离。中央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合一，专门管立法权和监督权，管武装力量和省市区三套班子一把手和特别行政区等重要人事任免；改造中纪委，设立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政协机构合一，统管政法纪检工作，全国纪检、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构全部垂直管理；行政权比较完整地交给国务院，由国务院党组及组成人员行使，国务院组成人员提名由党代会提出，通过在两会差额竞选产生，一般事项由国务院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并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备案。重大事项需要经过两会研究通过。

第四，常任制的党的代表大会，应当成为各种政治主张辩论的场所，成为整合社会上不同意见的渠道，成为释放社会压力的窗口，如果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一切想参与政治的人，必须要加入一个政党，不加入中共，就加入八个民主党派。通过中国特色而不是西方模式的政党政治，逐步整合社会。特别要提醒的，中国政党是公民权力的保证机构、是社会稳定的重心、是国家统一的纽带，而绝对不是西方政党的选举工具的功能、欺骗工具的角色。

当前，我们要注意把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机地统一起来，不能上个别精英专家的恶当，听他们把二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坏主意。本来这两个思想就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我们要多找共同点，多找统一点，而不是刻意地搞对立。

毕竟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国人民三四十年，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3000万知识群体掌握了话语权并不能表明他们掌握了更多群众的所思所想，虽然主流话语不讲毛泽东思想，但精英专家群体集体的信誉破产，已经证明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了。

当前，国家的主要矛盾不是防左而是防右。原因很简单，三十年改革产生了一大批先富阶层，同时党内干部群体中，也产生了一些腐败分子，这二者合流，以卖国精英为帮凶，与国外敌对势力密切配合，想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危险。

极左思想，三十年来严重地边缘化，几乎没有任何力量。长期反对左必然走向右，反对了三十年的极左，无论如何应当要调整一下了。对于左翼这个力量，他们是党内同志，应当适当地包容引导，而不能简单地打压激化矛盾，党要吸纳他们中的理性的真正研究问题的代表，甚至补充他们中间的著名成员进入议事机构或参谋机构，以听取不同意见。班子中间要有反对意见的存在，这样决策才能更合理。同时人民群众的呼声，毕竟这个群体掌握了解得更多些。通过这个方式，才能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共克时艰，其御外侮。

淡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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