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外的囝仔

2009年8月25日登“新华网”，读到以下报道：

于幼军：文化部原党组书记、副部长，担任深圳市长期间，利用职权为其亲属牟取巨额利润，2008年9月被免职，留党察看两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朱志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原主任，前财政部副部长，2008年10月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双规”。朱志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二级大法官，2008年10月被“双规”、免职，接受调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

刘志华：北京市原副市长，2009年1月21日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杜世成：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原市委书记，2008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陈少勇：福建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2008年7月被“双规”，2009年1月被“双开”。

王益：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原副主席，因涉嫌受贿罪于2009年1月22日被批捕。王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郑少东：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原部长助理，因涉黄光裕案，2009年1月被“双规”，后被撤职。

米凤君：吉林省人大原副主任、吉林省委原常委、长春市委原书记，2009年3月，涉嫌受贿、违规批地及生活作风问题，长期嫖娼，被“双开”。

王华元：浙江省纪委原书记，2009年4月，因严重违纪被“双规”、免职。

陈绍基：广东省政协原主席、省委原副书记，2009年4月，因严重违纪被“双规”、免职。

许宗衡：深圳市原市长，2009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 中央决定免去许宗衡领导职务

陈同海：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因受贿近2亿元，2009年7月16日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康日新：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一个个熠熠生辉的高级干部精英，在我们党内还有多少？前景如何？

我不能不联想“苏联解体”。

假如这样的精英更深谋远虑、更卧薪尝胆、更忍辱负重些，钻进我们的“政治局”来领导我们的改革，那么，我们离苏联解体崩溃局面又有多远呢？这个噩梦还真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让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历史的车辙印痕。

苏联解体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各种矛盾因素交织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国内外对苏联解体所进行的研究、反思已经是卷帙浩繁。据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二○○○年的一项统计，十年中全世界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类专题书籍一共出了大约二十多万种，数百亿字，五花八门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不同阵营、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政治家、观察家、外交家、作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思考和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丰富、宝贵的史料。我在读了其中不少资料后，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就是：

以委任制与终身制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主义干部制度是最核心的败亡因素。

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厦的爆破手”

苏联民间史研究者雅可夫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称：叶利钦是“联盟大厦的爆破手”，我认为这是比较形象的刻画。其实，主观上有意或无意、客观上作用或大或小、时间上或长或短充当“爆破手”角色的又何止叶利钦一人。让我们来回放一下以下事件：

1、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此，苏联正式解体。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

戈尔巴乔夫的辞职书成了压垮“联盟大厦”的最后一张纸。

2、1991年12月9日，叶利钦、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苏什克维奇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签署了标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

用1934年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话说，叫“崽卖爷田不心痛”。

3、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软禁了当时正在黑海畔渡假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但是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虽然戈尔巴乔夫在政变结束后恢复了职务，但联盟中央已经无法控制在平息政变的过程中大大加强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势力。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

“8.19”政变的组织领导人有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总理帕夫洛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内务部长普戈、全苏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全苏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全苏农民联盟主席塔罗布采夫。这十个人，个个位高权重，身居国家、党、政、军最高核心领导层，然而，令人可悲又可笑的是：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密谋解除克留奇科夫主席、亚佐夫元帅部长、普戈部长等职务的谈话内容曾被克格勃窃听并报告给克留奇科夫，为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忙碌起来，准备政变。8月18日下午，醉醺醺的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接听电话后来到亚佐夫元帅家中，在那里克留奇科夫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有可靠的情报，民主派要发动政变。”博尔金讲：“戈尔巴乔夫中风了，无法履行职责，因此要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然而，奇怪的是，8月19日副总统亚纳耶夫在发表了一次讲话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后便回家关门蒙头睡大觉，且“三日未醒”。总理帕夫洛夫则“突然生病”住进了医院，两耳不闻天下事。这十位精英的“宫廷政变”从头至尾充斥着私欲、谎言、勾心斗角，其游戏水平还不如中国两千多年前那个宦官赵高。

4、各加盟共和国土崩瓦解、宣布独立的时间如下：

立陶宛：1990年3月11日

　　格鲁吉亚：1991年4月9日

　　爱沙尼亚：1991年8月20日

　　拉脱维亚：1991年8月22日

　　乌克兰：1991年8月24日

　　白俄罗斯：1991年8月25日

　　摩尔多瓦：1991年8月27日

　　阿塞拜疆：1991年8月30日

　　乌兹别克斯坦：1991年8月31日

　　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8月31日

　　塔吉克斯坦：1991年9月9日

　　亚美尼亚：1991年9月23日

　　土库曼斯坦：1991年10月27日

　　哈萨克斯坦：1991年12月16日

　　俄罗斯：1991年12月25日宣布国名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俄罗斯联邦”

“呼啦啦大厦崩塌”其间短短不到十个月、且事前似乎没有任何征兆，全球为之瞠目结舌！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次“来自上层的自我革命”，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我认为这其实是联盟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精英”们赤裸裸的集体背叛、是明目张胆的抢劫或瓜分、是拉帮结派的公权私化。因为：

(一)联盟宪法条文中赋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但做出“独立”决定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享有巨大公权的联盟党和国家高层精英们。这一决定背离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愿。1991年3月17日进行的苏联历史上首次全民公决，76％的人不希望“苏联”解体。同年5月，由美国人操作的最大一次民意测验在苏联欧洲部分进行，抽样调查人口中69％赞成实行各型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实行叶利钦主张的资本主义；在联盟高级干部中，76.6％赞成资本主义、21.9％赞成各型社会主义。官僚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巨大反差和鲜明对比。

(二)那些手握公权的高层干部精英们清楚，必须让苏联解体才能向资本主义过渡、才会有乱世之机会，也才可以使其享有的公权尽可能私化，以保证他们及其子子孙孙荣华富贵。

(三)据后来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在联盟解体后，享有大权的政治精英和发家致富的经济精英大都是苏联时期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比如曾任过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八十年代当过天然气部长，联盟解体后就成为天然气垄断企业的拥有者。“决定”独立，宣布“苏联解体”显然是公权私化的极端。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做出“公权私化”极端手段的，恰恰是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的“十月革命”继承人。

二、斯大林主义干部制度是“爆破手”们滋生的温床

众所周知，列宁是布尔什维克与“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缔造者，怎么会是“斯大林主义干部制度”呢？看了大量资料后我明白了：

首先，是时间短，列宁没来得及建立他的干部制度。十月革命后，1922年因为中风，列宁开始减少、中止政治活动，直到去世。第二条是主要的，就是列宁同志提倡和坚持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度、确定“党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和不赞成以个人为“领导核心”的主张被斯大林废止。

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通过非常手段着手推行自已的一套，建立和完善、强化基于其个人高度极权的制度。他最先彻底改变“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度。1925年始，“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度从名不符实到名存实亡。从1925年“十六大”到1939年“十八大”，相隔了14年。再到“十九大”召开时，已经是1952年，又过去了13年。同时，斯大林还对直接管理的中央书记处进行改组，扩大中央机构的编制与权限，亲自掌管党的组织权力和干部任免权力，并将自已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思想理念具体化、规范化、标准化与程序化、系统化。概括讲，斯大林主义干部制度的体制基础，是领导人权力的高度集中，核心是编制《官职等级名录》制度。其基本操作过程，是将党、国家、军队、经济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各方面重要职务及任职人员的官职等级名录编制成册。领导机构则根据《官职等级名录》对担任重要职务的人进行预先推荐、选拔、审查、批准和委任。主要特点之一是“全面委任制”。

委任制度突出的是权威，强调的是忠诚和服从，贯彻的是等级原则。然而，克里姆林宫里的中央权威，对于乌拉尔山脉西面的人来说，多数时候只是一串抽象符号。身边的领导或周围管“身边领导”的领导，才是自已能够切实感知的权威。“山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中国式幽默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一个真实情况：即便是高度集中的“委任”统治，权威也绝不会只有“中央”一个，而是多元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层层有个小皇帝”。在前苏联现实生活中，那些非“中央”的、各地各方的权威与当地特有的“哥萨克文化”影响相结合(后文还要涉及)，便会自然的发生拉帮结派，继而形成对任何社会或统治都形成威胁的地方势力。中央权威强势，他们则呈隐形状态，一旦中央削弱，他们立即原形毕露，呈现反中央、反制度的“分裂势力”。

斯大林主义干部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被历史学家在姓名后冠以“时期”的苏联领导人有五个，他们是“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除了勃列日涅夫外，其他几次最高权力更迭都发生在前任死于任上之“非常时期”。1956年“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随后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干部制度。不过，他并没有批判斯大林的“终身制”，更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斯大林主义干部制度。事实上，被批判的那些“斯大林暴行”，大都与斯大林的终身制有关。赫鲁晓夫不是不清楚，只是他也不愿做损害自已利益的事罢了。“如果不是倒霉下了台，他也会干下去，一直到死”。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苏联“终身制”并不是公开的、公平的制度安排，而是始于斯大林的“示范”，再经过勃列日涅夫“强化”后的一个“政治默定”——约定俗成。也还有另一种更确切的形容——官场潜规则。它一方面排斥制度及制度的公开性和公平性，又如同“寄生虫”一般离不开制度，靠吸吮制度“营养”来生存与发展。“潜规则”是社会中有毒、易燃、易爆“基材”，炸毁病入膏肓的社会，需要的条件只是“动乱”一类的火星(后面还要涉及到)。

斯大林及“后斯大林”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事实上造成了“一人天下”，与封建帝王几无不同。国际共运史已经多次证明：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必然后果是滋生和蔓延“政治生活不正常”“体制僵滞”和“公权私化”等。

当个人享有绝对权力了，就不会喜欢监督更不可能自我监督。所以“终身制”本质上也是一种公权私化现象。公权私化反过来又强有力地维护“终身制”。比如赫鲁晓夫，1957年莫洛托夫等谋划把他赶下台，消息走漏了，赫鲁晓夫“很反感下台”，在紧要关头他“顺理成章”地使用特权，调动飞机把包括国防部长朱可夫在内的所有中央委员接来莫斯科开中央全会“紧急会议”。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的恩师)等人打成“反党集团”，排挤出核心领导层，维护、巩固了自已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次，赫鲁晓夫在登上政治顶峰之前，有两次改变他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都与卡冈诺维奇有直接关系。1925年卡氏是乌克兰“一把手”，当时赫鲁晓夫因曾经“支持托洛茨基分子的发言”被所属基层组织领导决定“不予安排工作”——即从《官职等级名录》中删除，前程无望了。他以八年前见过卡氏一面为借口，千方百计地找到卡氏“请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帮个忙”，安排一个工作。卡氏把他调到基辅、任州委组织部长。1929年卡氏升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成为斯大林的“近臣”。赫鲁晓夫又一次请求老领导接见，提出想进“斯大林工业学院”读书拿文凭，因担心过不了入学考试关、恳求老领导帮忙。卡氏与中央书记处的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商量后，打电话“要求工业学院接收赫鲁晓夫入学”。当时赫鲁晓夫已35岁、官居州委书记，为何非要进“斯大林工业学院”读书？原来，斯大林的妻子在那里工作。据卡氏回忆：“一天我在斯大林家吃饭时，斯大林问妻子‘娜佳，工业学院的赫鲁晓夫，就是你经常对我说起的那个好干部？’她回答‘是的，他是一名好干部’”。

像赫鲁晓夫这样为追求绝对权力而公权私化、滥用特权、不择手段运用官场潜规则的行径，在苏联干部队伍中是普遍存在、大同小异的。赫氏“不足之处”是拉帮结派方面差了一点，连恩师都要痛下杀手，因而在1964年被“政治局的同志们”冤冤相报，清除出领导集团。

在苏俄广袤的土地上，拉帮结派是有着久远历史的文化传统，名声特别大的文化符号是“哥萨克”。它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对“纠合在一起，喜欢在江湖上骑马舞刀弄枪”一群人的称呼。哥萨克文化对高层政治的影响在苏俄历史上是持之以恒的。斯大林时期以贝利亚、米高扬为代表的“外高加索帮”最有势(斯大林出生地)。赫鲁晓夫时期来自乌克兰的人最活跃。勃列日涅夫时期“第聂伯帮”最有权；普京执政后喜欢“圣彼得堡帮”，身边的重臣大多来自老同学(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财政部长库普林)，老同事(第一副总理伊万诺夫、克格勃时在一起)和老部下(前总理祖布科夫、曾任他的副手，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前者的女婿)。普京对此从不忌讳，也不掩饰。

这方面的顶尖高手非勃氏莫属，勃烈日涅夫的才干并不突出，突出的是“只用自己人”。首先，他只用“最信得过的人”，勃氏经常坦率地讲安德罗波夫是他“非常器重的人”——一副黑社会老大的腔调(安氏在他死后荣登九五之尊)。其次，是用亲密同学，如曾是总理的吉洪诺夫、总书记助理楚卡诺夫、克格勃第一副主席齐涅夫大将、副总理诺维科、中央办公厅主任巴甫洛夫等都是同学。第三，用亲密同事，如契尔年科(勃帮派大内总管、安德罗波夫死后由他接任)是勃氏早年在摩尔达维亚工作时的同事；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二战时与他在同一条战壕；他的专机驾驶员先任民航部长，后任空军元帅；“二十六大”勃氏把儿子女婿同时弄进“中央委员会”高级领导层。戈尔巴乔夫是不是勃氏帮？不好说。但他确实是在勃氏时期进入领导核心圈的，确实是在安德罗波夫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夫)任父母官长达一、二十年，确实是安氏举荐的接班人，而安氏如前所述、确实是“第聂伯帮”的二号人物(一号是勃氏)。

从勃氏本人到契尔年科“第聂伯帮”统治长达二十余年，“政治帮派化，帮派政治化”勃氏是亲历亲为，上行下效是十分自然的事。导致“想升官发财就要找靠山，入帮派。想要保乌纱帽就得公权私化，拉帮结派”。这些潜规则渗透入体制内，独立于制度外，成为根深蒂固、覆盖全国上下左右的祸水。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哥萨克文化”政治影响的成熟期和泛滥期，严重后果甚至超过了斯大林。勃氏及其帮派成员死后五年左右，苏联就灰飞烟灭。

寄生体制内，成长制度外，最后泛滥成灾的潜规则，促使非中央政治权威核心逐渐发展壮大为能够分裂联盟的地方诸侯势力。这是可以证明的：第一，在联盟解体后，原来就是各加盟国第一把手的非中央政治核心人物，都在其原来受委任统治的地方就任独立国家的首任元首、成为开国元勋。如签订标志联盟解体《别洛韦日协议》的俄罗斯一把手叶利钦，乌克兰一把手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一把手苏什克维奇等。第二，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占76％的绝大多数支持保留联盟，反对肢解分裂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