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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故宫

“文革”中的故宫

对于故宫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有认识,并在平津战役时专门就保护北平文化古迹问题作出指示,使得故宫建筑在战火纷飞中没有受到任何损坏。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制定了古建筑的维修和保护计划,由于人民政府专款支持,故宫古建筑的修缮一直没有停止过。1961年3月,故宫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尽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有过曲折,但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特殊的措施,故宫及其收藏得到保护。在保护故宫的过程中,尽管形成过多种不同的设想、意见和方案,但由于党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经过审慎的考虑,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最终使故宫完整地留存给子孙后代。

  不久前,从一个刊物上看到一篇关于保护故宫的文章,文中转述了一个传闻,说“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拆除故宫去修马路”。文章还说,为了保护故宫,陆定一“60年代初挺身直谏,敢于‘冒犯’毛主席和彭真的意见和看法,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在北京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古都的风貌,如何满足人们工作、生活的需要,如何在搞城市现代化的同时,尽可能科学地保留历史的遗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中,曾有过很多的经验和教训,甚至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对历史问题的回顾和反思,应当建立在基本符合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特别是在涉及“故宫存废”这样国内外瞩目的大问题上,更应当用充分的事实作依据来评点前人。

  战乱中谁保护了故宫

  北京紫禁城,今称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建成之后,到1911年,有24个皇帝在此临朝统治。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为特征的“大跃进”,不仅给经济工作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浪费,也给故宫的利用和保护带来了危机。

  在各行各业都搞“大革命,大革新,大放卫星”的氛围中,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了一个对故宫“进行革命性改造”的报告。报告对故宫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过去由于清规戒律的限制,不准动原状,不准用灯光,各次陈列迁就主要宫殿,分散零乱,多而不精,参观极不便利。而且对封建落后的陈迹不能大力铲除,保留得过多。房屋及环境的清除整理,阻力更大,至今未能脱出残败零乱的现状。库房虽然积极清除了一百多万件非文物,但尚远不彻底。”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

  报告随后提出两个改革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将紫禁城内前后两部分划分为二,后半部分从乾清门后由故宫博物院办陈列,前半部分交园林局建设成为公园。这样博物院的陈列成一线,可以大大精干,在紫禁城东西后部开辟两个便门后,故宫可以四通八达,参观便利。”

  “第二个方案,是按第一方案多保留从太和门起三大殿及两庑中间主要宫殿,此外交园林局管理。这样主要的宫殿建筑还是作博物馆陈列,可照顾各方面的意见,参观亦便利。绿化部分大部交园林局,博物院更可集中精力办好博物馆事业。但这个方案工程比较大,三大殿两庑及乾清宫两庑要安装灯光,三大殿一带房屋都需油饰彩画。”

  报告就有关布展内容提出:“根据周扬同志的指示,故宫博物院性质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博物馆,方针是古为今用。”同时设想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陈列展览贯彻宁精毋杂,陈列集中;清除封建落后的陈迹;口头讲解与文字说明开始大清理,清除封建落后的影响;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库房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处理非文物,拨出重复文物;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1958年10月13日】无疑,这个报告是“大跃进”狂热时期的产物,和亩产万斤粮一样是所谓“思想大解放”、“放卫星”的结果,是头脑极度狂热的表现。那时不仅经济部门出现不顾客观现实、违背常识的笑话,文化、教育、科学界也不乏其例。在这种背景下,故宫这时提出“大革命”的改造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化大革命”中谁保护了故宫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是一场大革“文化”之命的运动。运动一开始,便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故宫是什么?当然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旧式思想文化之集大成者,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在一帮“左”得发疯的政治狂人和无知的青年看来,故宫首先是 “文革”破四旧的对象。1966年8月18日,就在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当晚周恩来得知一伙红卫兵准备第二天冲入故宫去造反。周恩来立即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当天深夜,故宫博物院的几扇大门紧急封闭,周恩来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第二天一早,一队队红卫兵齐集神武门下,大叫“破除四旧”,“开门!开门!”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拒不开门,一方面加以劝说。门外的“小将”最后见没有冲入的可能,只好呼喊了一阵口号离去。【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从此故宫大门一闭就有5年之久【故宫博物院于1971年7月5日重新开放】,在许多地方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

  但是故宫在这场“革命”中也不是毫发未损,1966年7月,驻在故宫内的文物出版社珂罗版车间的一些工人,就向故宫领导请示:“十几年来,城隍庙的泥胎偶像,一直盘踞在我们文物出版社印刷厂,霸占着我们珂罗版84立方米的地方,影响我们的生产发展,我们曾多次提出,但至今仍未解决,现在我们再次严正提出:‘一定要把这些大王小鬼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彻底捣毁,连根拔掉。’不能保留这些宣扬封建迷信的牛鬼蛇神的统治地位,彻底铲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制造毒害人民的封建迷信工具。这些牛鬼蛇神和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提出请工作队同志帮助解决。”【见署名为“文物出版社珂罗版车间全体工人”的大字报,1966年7月15日】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得到请示后,鉴于当时的形势,表示故宫内原城隍庙旧址里的城隍泥塑神像11个,泥塑马一对,“内容系封建迷信有毒素的东西,技巧低劣,是清代泥塑(该城隍庙建于清雍正时期),并无保留价值,故同意将上述泥塑神像除掉【故宫博物院对文物出版社工人所写大字报的回覆,1966年8月2日】”。

  1966年11月,一个再现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残酷剥削的收租院泥塑展在故宫预展期间,又有人以奉先殿前的“焚帛炉”与殿内的泥塑陈列不相称,尤其与殿内的主席像很不协调为由,拆除了清代的焚帛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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