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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蒋介石共同推崇的晚清第一人

毛泽东和蒋介石共同推崇的晚清第一人

 文章摘自《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
  作者:刘绪义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本书简介:《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从《曾国藩全集》中撷取第一手可信材料,通过认真的分析思考,回到十九世纪特定的历史情境,向读者揭示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真正秘诀,围绕“权力”与“世风”这两个重大问题,
  人们常说,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此话不虚。这就是大历史。

  然而,20世纪的历史舞台,说起来其实又是一个两个人的PK台。这个PK台上的焦点就是曾国藩。20世纪的两个历史巨人之间的PK,就是围绕着曾国藩这个人来展开的。这是小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幕后。

  这两个20世纪历史巨人就是毛泽东、蒋介石,他们的一个很明显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对曾国藩充满了服膺、崇拜。

  毛泽东,当之无愧的历史巨人。他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与曾国藩老家湘乡相距不过几十里。毛泽东的祖上有不少人参加过湘军,并且立有战功。在毛氏宗祠的神龛上还摆着一本《曾文正公家书》,可见,毛氏一家对曾国藩的崇拜之情。

  毛泽东的外婆家也是在湘乡。他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湘乡人。毛泽东童年时期常住在外祖父家。毛泽东少年时期就是在湘乡东山学堂里度过了他的早年求学生涯。东山学堂就是曾国藩等人创办的。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起“没有东山学堂,我就不可能走到长沙,如果走不到长沙,我就更不可能走向全国”。从中可见毛泽东对东山学堂和曾国藩等先贤充满了感念之情。

  后来,毛泽东来到湖南一师,在这里,他碰上了一个名叫杨昌济的先生。这位老先生是一位大儒,他也是曾国藩的“粉丝”,一些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把湖湘文化的道统这样描述: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

  毛泽东现今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本读书笔记,叫《讲堂录》,内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有关曾国藩的语录,特别是杨昌济先生给毛泽东他们讲课时的提问、考试的题目,内中又有大量的内容涉及曾国藩。

  毛泽东曾经也从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华。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

  这就难怪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是那么地高。“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除了“独服”二字外,毛泽东在这里用“收拾”二字,表明了他对洪秀全的态度是极近鄙视的。

  后来,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并没有改变多少,尽管他晚年又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这依然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褒扬,只不过此时的毛泽东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曾国藩了。

  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却要把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抬高到“农民革命”的高度呢?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蒋介石同样算得上是20世纪的一位历史巨人。他是完完全全把曾国藩奉为圣人的。

  蒋介石在分析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说:

  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给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蒋介石还要求“我们高级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他认为:

  “曾胡之所以成功,除上面所说能忍耐之外,就是在‘拙’与‘和’二字。曾文正公说: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白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相援。又说:‘功不独居,罪不推诿’,而能‘以平恕待人,和衷共济’,这就是‘和’的精神,能‘和’才能协同,能持久,能愈战愈强,转败为胜。‘拙’就是不取巧的意思,亦就是实而不虚,诚而不俘的意思。像曾文正公所说的:‘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苟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赴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胜,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即是此意。”
  在军事上,蒋介石对曾国藩的治兵思想多有研究和借鉴,举个小小的例子,在第四次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蒋介石运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和曾国藩当年进攻太平天国所在的天京一样。

  1924年蒋介石将《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

  然而,同样推崇曾国藩,同样学习、借鉴曾国藩,为什么20世纪的这两个历史巨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呢?

  这里,笔者不妨对他们进行一番比较。

  第一,两人都是农家子弟出身,对民间疾苦都有深切的体会。

  第二,两人其实都是一介书生,曾国藩38岁以礼部侍郎身份墨绌出山,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团练、建湘军,从此由一个文人摇身一变而为将帅,开始了漫长的戎马生涯,历10年艰苦而剿灭内乱。毛泽东和曾国藩很相似,也是由一个文人,在多年的历练中,成长为一代杰出的军事领袖,多次挽狂澜于既倒,最后克成大功,打出一个新中国。两人的经历都很相似,曾国藩在江西吃尽了苦头,毛泽东在江西也是多番浮沉。

  第三,两人的声望都是靠自己实打实干出来的。曾国藩组建湘军,并奉命出湘作战,只有一个空头侍郎名号,手里无职无权,军饷、兵员、武器弹药全靠自己募集;毛泽东组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更是白手起家,所赖仅仅只是一个主义一种信仰。两人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制于人。曾国藩当时只是朝廷任命的92个团练大臣之一,而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了;毛泽东也不过是当时许多中央委员之一,在他的上面还有若干饱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钦差大臣”,而最终只有他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第四,两人都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曾国藩自不用说了,毛泽东身上的传统文化色彩早有许多学者论及。二人又都对历史充满了热情,都善于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归结起来,二人又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第五,曾国藩与毛泽东都是对事业绝对忠诚的人,因而,都善于引用一班正人,聚集在曾国藩身边的诸如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等皆是不贪钱、不居官、不要命之辈;围绕在毛泽东周围的诸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亦是有大节、顾大局、讲大义之人。

  第六,曾国藩和毛泽东一样都不重权术,甚至都忌权术,他们靠的是自身道德修养来团结人,同时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的爱民思想可以说来源于曾国藩。

  曾国藩率湘军在江西作战时,编了一首《爱民歌》,毛泽东在江西时,则借鉴曾国藩的这首《爱民歌》,打造出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们非常熟知的毛泽东一副题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实就来自于曾国藩的“日日向上”。

  然而,再比较一下曾国藩与蒋介石,情形就大不一样。蒋介石无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者。毛泽东建国后,之所以把蒋介石的祖坟好好保护起来,就是看到蒋介石的故园情结,而其中更主要的是老蒋的风水崇拜。

  蒋介石出身于浙江奉化一个普通盐商家庭,论家境,蒋介石、毛泽东、曾国藩都差不多,但从根子上讲,农耕文化背景和商业文化背景下的子弟,其实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有很多人看到,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里,其实看不出两人太多的相似点。因为儿童的天性是相似的,都有反抗或逆反心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真正能看出二人不同的,就是他们的性格,老蒋内向,老毛外向。老曾则介乎二者之间,内向兼有外向。

  在成为统帅后,蒋介石似乎“继承”了曾国藩的一些特点。蒋和曾一样,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蒋介石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嬉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

  蒋介石“继承”的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由于蒋和孙一样,都属于商人家庭出身,因而,这个党代表的、所依赖的力量就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出身于农家子弟的毛泽东及其党,所代表和依赖的恰恰是社会的底层。而曾国藩身上并没有这种阶层意识或阶级意识。他似乎要兼顾这两者,或者说他可以毫不考虑这方面。

  蒋介石和毛泽东、曾国藩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学军事出身的,而毛泽东、曾国藩都不曾学习过军事。因此,按道理,论打仗,毛和曾都不是蒋的对手。然而,蒋偏偏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权术,在军事指挥上恰恰不是后二者的对手。很多人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蒋喜欢“瞎指挥”,也就是千里之外的蒋,喜欢代替军长、师长甚至团长、营长来指挥。喜欢一竿子插到底,弄得手下将领不服从不行,一服从就打败仗。最后使得本来很好的战略部署,只要有蒋插手的,其结果都泡汤了。许多国民党的将领在回忆录中都批评过蒋的这种作法。这可能与蒋的多疑、敏感以及商人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有关。毛和曾,虽然没有进过军事院校,却恰恰很注重军事战略部署,放手让部下去打,自己则往往能决胜千里之外。此外,最关键的是蒋重视威权统治,而毛和曾则似乎要民主得多。威权统治的一个特点就是重权术。举个很小的例子,我们知道,蒋有一手得意之笔,那就是他做黄埔军校校长之时,曾经给部下奖励一把“中正剑”,这其实就是学曾国藩“腰刀赠部下”。这一招很是奏效,很多获得“中正剑”的部将,都终生引以为荣,并发誓“不成功,便成仁”,这些人日后见了蒋,都不称委员长,而叫校长,以显示他们的关系亲近。但后来,这些中的许多人都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为什么呢?归结起来就是蒋介石“错把权术当艺术”了。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更重视曾国藩的“大本大源”。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认为:“天下亦大矣。社会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在他心目中,曾国藩就是这种具有大本大源之人: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树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换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他又把人才分为两种,“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能够看到曾国藩之办事与传教这一根本,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这也是两人在同一历史舞台上PK而导致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所在。
曾国藩就是这种具有大本大源之人
曾国藩就是这种具有大本大源之人
曾国藩谋略得当手段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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