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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1961年12月25日，以色列最终判他灭绝人性罪，处以绞刑。艾希曼临刑前对摩萨德采取的行动作了一番评价：“这件事(绑架)办得很在行，组织和计划工作很出色。我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门积累了亲身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纳粹德国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这次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阿道夫·艾希曼。

　　从1934年出任党卫军“犹太科”科长起，艾希曼就成了纳粹德国“犹太问题”专家。他按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的要求，亲手制定了“彻底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说到底，就是把犹太人赶到一起，然后集中到集中营一起处死。艾希曼不仅是计划的制订者，而且是计划的实施者，这个冷血动物曾在匈牙利下令驱逐65万犹太人，他还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该集中营在二战期间因屠杀20万犹太人而臭名远扬。

　　大战结束后，狡猾的艾希曼并没有像其他纳粹战犯一样，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到审判。而是利用当时的混乱，他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的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

　　他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4年，然后出逃至意大利热那亚。1950年6月，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他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

　　艾希曼来到阿根廷后，改名为克莱门特，混入了阿根廷梅尔塞德斯汽车公司。十几年过去了，在许多当年知情者印象里，艾希曼似乎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一天，一份拍自前西德法兰克福某地的密码电报，向摩萨德总部报告了一个以色列梦寐以求的重要情报。这封电报证实，曾被摩萨德列入《死亡名单》的前纳粹战犯艾希曼，依然在阿根廷某个地方活着。

　　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得知这一消息后，为摩萨德定下了一个艰巨的目标——鉴于艾希曼在纳粹大屠杀中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决定：生擒罪犯并将其潜送回以色列，接受一个犹太法庭的判决。

　　然而以色列离阿根廷有18000公里，就是飞机也要花20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越境抓捕艾希曼这样重大的事必须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酿成政治事件。

　　哈雷尔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向他请示如何处理艾希曼一案。总理当即表示：“把他弄来！死的、活的都行。”

　　令箭在手，哈雷尔立即组织特遣队执行这次万里擒魔任务。

　　特遣队出发前，判定了逮捕艾希曼的三个可能放案：

　　1、 查明艾希曼确实在家后，破门而入“克莱门特”家；

　　2、 在加里巴尔迪大街某处实施机动拘捕；

　　3、 事先仔细判断罪犯回家路线，而后伺机在某个预定地点进行绑架。

　　一项偶然的外交活动，帮了哈雷尔的忙。碰巧，阿根廷正在筹备独立150周年庆祝活动，阿方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正式邀请。那么，完全可能在这架专机返航时顺道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色列。专机返航时间在5月11日，劫持时间定于5月10日。

　　摩萨德特遣队进入阿根廷首都后，在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一个人入住一间。另外还租了七个房间和寓所。代号叫“堡垒”的房间是行动总部，代号叫“宫殿”的房间是艾希曼的囚禁室，其他房间备用，为的是一旦当局找寻失踪的艾希曼则用作转移。

　　由于伪造了足够的而且可以以假乱真的证件，入住和租房工作非常顺利。

　　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此时每天都处在以色列特遣队的监视之下。特工人员不久就掌握了艾希曼的行踪规律：在每晚7时40分左右，艾希曼总是乘203路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回家。

　　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当然懂得“隐身”之道，潜伏到阿根廷后，他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住址，日夜提防犹太人的追杀。不能说他不小心谨慎，只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已。

　　实施绑架的日子临近时，阿根廷礼宾部门突然通知以色列：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以色列国代表团的抵达时间推迟到5月19日，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对以色列客人的隆重招待。

　　哈雷尔当即进退维谷：押后逮捕艾希曼怕夜长梦多，如期逮捕艾希曼，则又不知如何将他稳当藏起。

　　深思熟虑之后，哈雷尔决定按原计划行动。为慎重起见，哈雷尔把行动时间推后一天，定为5月11日，并新买了一辆应急车，这是一辆旧的“别克”牌轿车。

　　行动在即，哈雷尔最后召见了行动人员，要求他们务必确保成功。万一事发，也要一口咬定，自己的行动未受任何人的指使；事败而能逃脱，立即设法乘火车转移到邻国；若发现艾希曼逃跑或寻求阿根廷警方保护，则将其当场处决。

　　5月11日19点25分，特遣队绑架小组的汽车驶抵目的地。这时，第一辆汽车出现了“故障”，第二辆汽车则停在距其30米外，公路另一侧的停车道上，司机和助手们打开汽车罩盖，正满手油污地摆弄发动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班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克莱门特—艾希曼却迟迟没来。

　　手表指针指向了20点过5分，焦急的行动负责人，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得到的答复是：5分钟内如果不见“猎物”，即全队撤回。

　　就在这时，终于又开来一趟班车，一名乘客在街道售货亭旁边的站台上下了车。“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同事耳语道。只见在朦胧夜色中，艾希曼正向他们走来。

　　“开灯”，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

　　这时，尾随其后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欣轻轻拍了拍艾希曼的后背说：“劳驾，先生。”艾希曼还没反映过来，便被马尔欣按倒在地，惊叫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马尔欣迅速将一块棉布塞入了他口中，接着，几个人拽胳膊抱大腿，转瞬间，就把他塞进了汽车。

　　第二辆车立即开过来问：

　　“完事了吗？”

　　“完了！”马尔欣低声答道。

　　两辆汽车飞速般地离开绑架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的头部被一名摩萨德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的唯一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艾希曼完全明白进攻者来自何方，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事既至此，他已经回天无术了。

　　他知道，如果他要反抗的话，以色列人一秒钟也不会犹豫，立刻就会把他处决。

　　以色列人把艾希曼押进“宫殿”。扒去了他的所有衣裤，刺在他后背紧靠腋下的一处“卍”字标记立刻暴露出来了，这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

　　摩萨德特工给艾希曼套上了一件睡衣，然后把他绑在一个铁床上，开始讯问。

　　“你的国家社会党党证号码是多少？”回答几乎不假思索：“889895。”

　　“那么，你的真名叫什么?”艾希曼顿时浑身筛起糠来，几秒钟后，他胆战心惊地回答：“阿道夫·艾希曼。”

　　在一个主权国家里进行绑架活动，不管被绑架者是什么人，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如何通过阿根廷海关人员的检查呢？

　　把艾希曼带出阿根廷的方案，经过哈雷尔的周密考虑后开始付诸实施。

　　一名摩萨德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病因是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 车祸”中得了“脑震荡”。按照哈雷尔的要求，这位“病人”住院后，必须表现出他的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的好转。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

　　5月20日，这一切都如愿以偿了。

　　“病人”刚一出院，所有的文件便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的手里，两个小时之后，“病人”已经变成了艾希曼。他的照片赫然贴在了原“病人”头像的位置上，并有一行小字写下了他的面目特征。

　　这一切全都干得天衣无缝。

　　1960年5月20日20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特遣队的医生给艾希曼打了支药力极大的麻醉剂，令他昏昏欲睡，即使有人盘查，也说不清个所以然来。

　　车队来到机场，一名阿根廷哨兵见是专机机组人员专用车，又看他们兴高采烈说笑着，认定这是对阿根廷有好感的客人，只朝车内瞟了一眼，连证件也不看，就挥手让车子驶入机场了。

　　23时50分，预定起飞的时间到了，但专机却没得到准飞许可，把机上的以色列特工吓个半死，以为阿根廷警方发现什么问题了。

　　到了21日0点05分，控制塔传来准飞令，专机立即呼啸着腾空而起。顿时，机舱内爆发出热烈的呼声。

　　24小时后，专机安全抵达以色列利达机场降落。哈雷尔一下飞机便直奔总理办公室，他对着本·古利安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本·古利安惊呆了。瞧，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还真把艾希曼给带回来了。

　　几个小时后，本·古利安走上议会大厦讲台，他用颤抖的声调，对着议员们说：“我应当通告诸位议员先生，以色列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不久前已经抓获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目前已经处于以色列的监禁之下，不日将送交以色列法庭审判。

　　随后，议会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伊塞·哈雷尔坐在医院席的后排，领受着人们的掌声。

　　1961年4月11日，审判开始，全世界的新闻媒介都作了报道，艾希曼的辩护只有一句话：它只是在执行命令。

　　1961年12月25日，以色列最终判他灭绝人性罪，处以绞刑。

　　艾希曼临刑前对摩萨德采取的行动作了一番评价：“这件事(绑架)办得很在行，组织和计划工作很出色。我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门积累了亲身经验。”

　　艾希曼被绞死在拉姆勒监狱，由于他的子女们不敢露面来领取骨灰，1962年6月1日，以色列海军奉令将艾希曼的骨灰倒在公海里，以免犹太国领土受玷污。

　　万里擒魔，使以色列摩萨德声名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