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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周恩来）是长征中的总管家，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他要先了解有什么敌情，有什么自然环境，有什么群众基础，下一步该怎样做，等任务布置下去后，天也亮了，大家也都该走了，他一天的休息时间经常只有两三个小时。

有一次，就在过草地之前，他病得很重，高烧40℃，多日的昏迷不醒，经诊断是肝脓疡，但我伯母说，当时没有药品，最后给他找冰块，物理降温，才逐步好转。”
10月24日，周秉德做客搜狐网聊天。花白的头发十分整齐，而带碎花的衬衫与珍珠项链，更显得年近七旬的她精神奕奕。
谈起共同生活十余年的伯父周恩来，她有时叫“伯伯”，有时叫“周恩来同志”。仔细品味，就能感觉到她对周总理的亲近之外，还有一种深深的崇敬。
长征途中发烧找来冰块“救急”
新京报：周总理跟你讲过他长征时的故事吗？
周秉德（以下简称“周”）：伯父是非常忙碌的一个人，在家里也总是匆匆忙忙的样子，很少跟我们闲聊。他也特别不愿意宣扬过去他受了多少苦、立了多少功，根本不会宣扬自己，所以没有提过长征的事情。
新京报：那你所知道的长征故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周：我伯母讲过一些。比如，她讲到我伯父在长征途中生病的事。他是长征中的“总管家”，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他要先了解有什么敌情，有什么自然环境，有什么群众基础，下一步该怎样做，等任务布置下去后，天也亮了，大家也都该走了，他一天的休息时间经常只有两三个小时。
他也吃不好，经常断粮、吃草根树皮。有一次，就在过草地之前，他病得很重，高烧40℃，多日的昏迷不醒，经诊断是肝脓疡，但我伯母说，当时没有药品，最后给他找冰块，物理降温，才逐步好转。
新京报：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时，你有没有机会印证这些故事？
周：听大家讲、看资料，我知道的情节多了一些。

首先，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说，他爸爸那时候是担架队长，毛泽东同志看到伯父发烧非常着急，就和彭德怀讲，一定要想办法把周恩来同志的烧降下来，不然把脑子烧坏了不得了。彭德怀就委托陈赓无论如何要想办法。陈赓当时是中央干部团团长，他手下没有战士，只有老弱病残的干部，所以彭德怀给他调来了40名战士来护理我伯父。

当时，彭德怀同志手里仅剩两门迫击炮，但他决定丢下它们，腾出这40人专门做护理。据说，当时彭德怀同志算了一笔大账，说，这两门迫击炮必须丢弃，不要说两门，就是两百门、两千门的迫击炮，也顶不上我们的周恩来同志。可以看出来，我们的革命先驱们互相之间的情谊是非常深厚的。

新京报：你有没有发现周总理留下的一些物品？

周：在甘肃会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我见到伯父用过的一个铁皮公文箱。据说我伯父长征经过时，住在会宁的一个村子里，和当地的老乡聊得很好，其中有一个姓李的老乡，伯父跟他谈了很多，启发他的觉悟，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这个老乡就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伯父继续往陕北进发的时候，就把这个铁皮的公文箱留给了他。

现在箱子锁在会宁一个纪念馆里，成为一件文物了。

为了顾全大局主动“让出位置”

新京报：有资料说，有位干部杨立三，长征中护卫过周总理，周总理顾念旧情，在他去世后为他抬棺？

周：长征时杨立三是兵站部部长，1954年去世了。我伯父一定要参加他的葬礼，而且要为他抬棺，伯父说，“是他从草地救出我来的，我应该送他一程”。包括陈赓病故时，伯父当时在广州，知道后马上给北京打电话，说是陈赓同志的告别会千万等他回去。这是共患难出来的同志情谊，非常深厚。

新京报：你觉得周总理在长征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周：我觉得，首先他纠正和批判了李德、博古他们的错误军事路线，并且团结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共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这个对于我们的长征，中国的革命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件事情。

当年，在跟四方面军会合以前，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同志，我伯父他是咱们红军的总政委，毛泽东的定位是他军事上的帮助者。但是会合以后，张国焘总想要加入领导核心，张闻天就要把总书记让出来，大家说，不行，这个总书记不能让。我伯父就说，“我看把红军总政委的位置让给他好了”，就把这个位置让给了张国焘。在全局观念上、在党的利益上、在中国革命的征途当中，伯父他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也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

赞成计划生育建议侄女晚婚

新京报：据说你12岁时才第一次见到伯父？

周：1947年，我10岁，住在天津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因为伯父的原因把我爸爸抓起来了，我才知道父亲有个哥哥，是在*里做大事的。1949年6月份，我小学一毕业，父亲把我带到北京上中学，这是伯父安排的，他让我们兄妹3个住在他家。

新京报：和伯父第一次见面，还有印象吗？

周：伯父见到我，就把我拉过来说，“看看你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后来说都有点像，就安排我住在他的那个小院子里面。当时是和毛主席的房子挨着，他就告诉我那边是毛主席，毛主席夜里工作，白天要睡觉，所以要注意安静。当时感觉他很和蔼。
新京报：为什么周总理安排你们住在他那里呢？

周：我父亲进城之后，关于他的工作，伯父专门跟我父亲的领导说，因为这是亲弟弟，所以他的工作职位要尽量低，工资要尽量少，这是我伯父对于亲弟弟的原则。所以我们家分的房子就很小，而我家的兄弟姐妹有六个，就住不下了，伯父就让我、老二、老三，三个大孩子住他们家。

我父亲工资也很低，伯父就把他自己的工资拿出1/3，甚至1/2来供养我们家，每个月都是我到他的卫士长那里写个条：今领到多少多少钱。然后送到妈妈手中补贴家用，一直到1968年我们家兄弟姐妹都参加工作为止。等于说，伯父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供养，也不让我父亲的职位升高，这个就是真正的*。

新京报：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没有儿女，那么对于从小跟他长大的你们，他有过什么父亲式的教诲和要求吗？

周：我伯父很赞成计划生育，提倡要晚婚晚育。我记得我20来岁，他找到我说，“跟你商量个事，你能不能考虑结婚推迟点，25岁以后再结婚”。其实，我18岁就中师毕业参加工作了，我的很多同学18、19岁就结婚了，我20来岁就觉得老大不小了。但伯父这么说，我就说，可以可以。

最不喜欢亲戚靠关系走后门

新京报：看来周总理对你们的要求还是挺严格。

周：他最忌讳的就是我们靠他的关系走后门。我老伴是沈钧儒的孙子，而范长江是沈钧儒的女婿，娶的是我老伴的姑姑沈谱。“文革”中，范长江被关牛棚，姑姑让我带封信给伯父，我说我不敢带呀，伯父最反对这种事，要是走关系，本来该办的事都不给办。1967年，伯父知道这件事，就说：你没白当我十几年侄女。
新京报：似乎因为这个当总理的伯父，你们的人生道路反而多了些磨练，那么你们心里有过埋怨吗？

周：伯父自己衣服补了那么多层，吃东西那么简单，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我们觉得他做的事情都是从大局考虑，都是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出发，我们支持他，我们应该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新京报：跟周总理一起生活的十几年，你听过他和你们谈起什么国家大事吗？

周：从来没有过。他原则性极强，工作的事，一句不在家里说。像我伯母，也是老革命了。但原子弹爆炸时，伯母都是从新闻上才知道的。我伯母后来还跟我说，“我就奇怪呢，怎么前几天军事秘书一天来那么多趟呢，原来是有这么件大喜事！”

后来伯父病重住院了，叶剑英让给他床头放了几张白纸，方便他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让卫士记下来。到最后，那几张白纸还是空的，他一个字也没往上写。

在伯父去世前，他对伯母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有很多话没对你说。伯母就回答：我也有很多话没对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