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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经典《小二黑结婚》真相竟是五角情杀案                  
             ——《小二黑结婚》的故事原型是悲剧：主角被活活打死


在小说《小二黑结婚》里，作家呈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的主线是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的婚嫁矛盾。在边区政府的做主下，两个落后人物最终醒悟，一对有情人也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一个乡村婚恋的悲剧，在赵树理笔下成为宣传新婚姻法和自由恋爱的范本

★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山西左权)

2006年，作家赵树理百年诞辰。

这年3月，《大众收藏报》举办收藏品拍卖。在征集的拍品中，发现了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于民国32年(1943年)6月5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

经鉴定，这张泛黄的纸片，竟是著名作家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真实案例判决书。当年，身在左权县的赵树理，就是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现实的悲剧改编为大团圆式的喜剧，创作出《小二黑结婚》。

玉茭地里的恋情

1943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十六。

横岭上村，位于晋冀鲁豫边区晋东南的辽县(今山西省左权县)，一个仅13户人家的村庄。

这天晚上黑极了，月亮没有像往常一样出来。位于村中心位置的民革室里，5名年轻的村干部在开会。

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之前一年的夏天，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刚刚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在驻扎县城里的日军的持续扫荡下，就像整个边区一样，辽县的形势依然严峻。

严峻的形势，从当夜村干部会议的议程中也可以看出一二：25岁的村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石羊锁，先是向干部们布置了反扫荡工作，之后又安排了村里的春耕事宜。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些都是耽误不得的大事。

而在会议的末尾，石羊锁话锋一转，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调戏妇女”一项，委婉地对在场的民兵队长岳冬至提出了批评，督促这个20岁的小伙子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少做些违法乱纪的事。村里人都知道，他指的是岳与村妇女主任智英贤之间不寻常的恋爱关系。

“人 才长得好，长脸，身高不赖，眼睛不小，大粗辫子一直垂到腰”，65年后，对于故事女主角智英贤的美貌，79岁的村民康双全记得很清楚。更加让村里的老人们 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新思想，“活泼开放，胆子大”。而在这个村里，即便是现在，有客人来家吃饭，女主人仍是不能上桌的。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青春妙龄的岳冬至和智英贤，在十二三岁时就被父母订了亲。岳冬至的未婚妻是他爹给订的一个童养媳，智英贤则以200块大洋被许给了老家河北武安县一个四五十岁的富商。

说 不清什么时候，这对各有“家室”的年轻人的爱恋之火开始燃烧。村里人只是慢慢发现，岳冬至有事没事都爱上智英贤的家门口叫她出来，而这显然引起了女方父亲 智老成的不快，他对岳开始有些骂骂咧咧，女方的两个哥哥智恩元和智魁元也颇多牢骚。但智家父兄的不满没能阻止这段恋情越出轨道，有人已经在村子的玉茭地里 发现两人在“那个啥”了。

“他其实并不反对他们谈恋爱，反对的是他们那些勾勾搭搭、乱七八糟的事”。石羊锁已于2005年病逝，他的儿子57岁的石起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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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朔迷离的案情

在这个会议之后，岳冬至一夜未归。

第二天早晨，他的三哥起 早喂牛，发现弟弟双膝跪地，脖子上吊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牛棚门的顶上。当年的命案现场历经多年早已坍塌，变成了堆放玉米秆的地方。“我爹当时就 是在这里发现我四叔的”，岳冬至的侄子岳栓福向记者比划，“牛棚的门不到一人高，根本不可能吊死人”。

根据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馆长董维民的转述，当时赶到现场的辽县公安局侦查员赵晋鏖也在尸检后发现，尸体的“嘴唇微开，牙关紧咬，颈部索沟无充血现象”——这显然不是自缢该有的迹象；而脊背、屁股和两腰肾囊上的黑青伤痕，则让自杀的说法更加站不住脚。

作为最后见过死者的人，当晚参会的其余4名村干部，被带到了当时县政府所在地黄漳村的公安局看守所。之后又随着县政府的转移，被安排关押在邻近的武乡县一处煤窑的竖井中。

村 里的文化人曹旺生从2003年开始，曾遍访村里的老人和案件当事人，写下了数千言的调查文字。根据老人们对曹的讲述，4名村干部被认为是嫌疑人，还有一个 背景，其中的3位未婚村干部与智英贤有着微妙的情感关系：无论年纪还是相貌都与岳冬至相仿的村青年部长史虎山，和岳冬至一起追求智英贤，举棋不定的智英贤 则在同时与两位同样优秀的年轻人交往。而同样未婚的村长石献瑛和王天保，也在工作接触中对智英贤有了好感。

史虎山，这个在老人们眼里“说话和气、处事稳重、不计较”的人，虽然与智英贤的关系仅仅是发乎情止乎礼，“不搞这种拉拉扯扯的事”，但作为死者的情敌，他自然而然成为嫌疑最大的人。

太 原市收藏协会会长王艾甫收藏着当年这宗命案的案判决书。判决书称：“史虎山踢死岳冬至，因其尚未成年，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公权五年。王天保殴伤岳冬至 身体，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剥夺公权一年六个月。石献瑛、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殴打岳冬至，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剥夺公权一年。岳冬至 死后所用棺材洋一百六十元。葬埋时食用小米六十三斤、炒面四十五斤由史虎山、王天保、石献瑛、石羊锁共同负担。”

作家一丁编写的《太行根据地文化》中，记载了一段关于赵树理和《小二黑结婚》的故事，与判决书上的情节大致相似——

“1943 年春天，赵树理在山西省左权县进行调研。在县里的横岭上村，年轻貌美的姑娘智英贤与同村的小伙子岳冬至相爱。尽管情投意合，两人的爱情却并不顺利。一是因 为冬至父母已为他收养了童养媳，在他人眼中是‘有妇之夫’。二是他们的爱情遭到村长石献瑛、青年部长史虎山、救联会主席石羊锁等人的嫉妒。

那年4月的一天，岳冬至被发现在家中的牛圈上吊自杀，后经尸检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在左权县公安局侦查员的努力下，终于查出真凶原来是史虎山、石献瑛、王天保等人。因情生恨，再加上当天双方发生口角，四人就把冬至叫来“教训”一下，谁承想，竟然活活打死了冬至。

案情真相大白，一直参与调查的赵树理却感慨良多。赵树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于是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大团圆式的喜剧。”

然而，村里对命案的凶手却另有说法。2005年9月，石羊锁向曹旺生回忆道：在竖井里的几个月，对于4名村干部来说，可谓煎熬。他们从竖井里出来时，头发长得像个道士一样，浑身虱子，由于井下潮湿，几个人身上都生满了疥疮。

如果没人出来认罪，大家恐怕很难脱身。经过一番思量，4名村干部在井下议定，让嫌疑最大的史虎山虚报年龄，以17岁的年龄顶罪——这样起码不至被枪毙，而作为对史虎山义气的回报，其余3人承诺将承担起他养家的重担。

村 民们认为史虎山无辜的证据，来源于案发当事人多年后的讲述。石献瑛曾对曹旺生透露，案发当晚，史虎山其实一直呆在家里。而石起元也曾问过父亲石羊锁关于该 夜散会后，岳冬至的去向，得到的答案是，岳又跑到智英贤家去了。于是，怀疑的矛头便指向了智英贤的两个哥哥，他们推测，岳应该是在从智家回自己家的路上被 智家兄弟无意间打死了。

在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赵晋鏖发现边区文联的作家赵树理对此案非常感兴趣，不但亲自听取审讯，还在横岭上村和河北武安县做了调查，前后与办案人员一起吃住了20多天。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山西学者董大中编写的《赵树理年谱》，1943年3月到4月间，作家正在离横岭上村不远的后柴城村搞调研，并在该村接到了死者叔叔的告状。

在横岭村调查此案时，赵树理就是住在了石羊锁家里，他住过的那间现在已经废弃。石起元说，那间房里原来有张大桌子，赵树理当时就是在桌子上办公。

被村里人认为是疑凶的智家兄弟中的智魁元，差一点受到公安人员和赵树理的调查，但他当年参加中央军走了，差不多3年后才回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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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变的命运

1943年5月，赵树理写成了他的小说文稿《小二黑结婚》。两个月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读完书稿后，欣然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又过了两个月后，小说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在小说《小二黑结婚》里，作家呈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的主线是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的婚嫁矛盾。在边区政府的做主下，两个落后人物最终醒悟，一对有情人也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同时，作家也保留了故事的大致线索。以至于案件当事人王天保，在以后去县里开会看戏，发现戏文内容与自己村里的案件和人物一一吻合时，惊讶地说，“这不是咱村里发生的事吗？怎么编到戏上了呢？”

这本封面上标为“通俗故事”的小册子首版只印了4000册，但在出版当年就传遍各地，并出现了众多翻印的版本。1950年前后，这本小说更被英、美、苏联、日本、法国和东欧国家翻译出版，并被译为朝鲜文、越南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

此 外，它还被改编成戏剧、舞蹈、电影、曲艺、连环画，仅仅山西武乡县的一个剧团，前后就曾演出4000场。90岁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原党委书记、时任左权剧团 编剧的皇甫束玉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他在小说出版当年，就将其改编成了山西梆子剧走进乡村里演出，并为该剧添加了一个“文明结婚”的结尾，以宣传 根据地的临时参议会于1942年1月制定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董大中说，事实上，这也是赵树理创作小说的动力。

王艾甫说， 以*在根据地各村的俱乐部、小学和农民学校为依托，这本小说在农村广泛流传，甚至于“有学校的地方就有这本书”。王艾甫认为，很难估量《小二黑结婚》 在移风易俗上所起到的作用。在这位民间收藏家收集到的山西地区婚书中，从清末到民国，童养媳、一夫多妻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有“租婚”现象：把老婆借给别 人，生完孩子再还回来。

几位案件当事人因此在今后的人生中，背着沉重的包袱。

疾病缠身的史虎山在出狱当年就去世了。

智英贤在案发当年就被父兄送回了河北武安老家，但此事在老家传开后，她没能嫁给与其订婚的富商，而是远嫁并终老于黑龙江。

智的母亲，因为羞愤难当及思念女儿，在智英贤离开村里不久，就在一棵核桃树上上吊死了。而与岳冬至订亲的那位童养媳，则在岳死后嫁到了上百里地外的旗枝村。

终生惊恐的石羊锁，每每提及此事都浑身发抖，噤若寒蝉。曹旺生曾多次向他询问当时的一些细节，都遭拒绝，最后还是在其去世的15天前才终于将往事合盘托出。

“这时他的心很明亮，没有了往日的怕意，言谈很是自然”，曹旺生在其调查文章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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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谎言一个一个冒泡，心情很爽快。至于说一些其他人怎么感觉，顾不了那么多了。抱歉。

ever66

编造谎言是某D的特长，现在还编不编？还在继续。

比如所谓回收香港，泱泱中国皆知是某党的功劳。但如果仔细翻开历史，各位会发现在《开罗宣言》签署的时候，香港、澳门已经根据条约归属中国了，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也废除了。至于说香港为何迟迟煤油收回？中国分裂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某D等待时机也是原因。

什么推翻三座大山。哈哈，一些人蹲在土窑洞里抽旱烟的时候，一座所谓帝国主义的“大山”早就被搬掉了。

喜多多

刘文彩真相


    1949年之后出生的人，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感觉地主们就象宣传所说的那样坏。之所以如此，一个最 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只要一提到“地主”，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 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是我们心目中“地主”的化身。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 假典型。
    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１９６５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 群像，这组以刘文彩爲原型名爲《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１１４个，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 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作品中塑造出来的刘文彩不是一回事。
    1999年11月，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 作者在书中说：他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刘文彩都算不上什麽“好人”，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 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同样揭露真象的作品还有香港凤凰台前一阵子热播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 据此片披露，刘文彩不但不是恶霸，还是对当地教育做出贡献。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等等……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其中的“水牢”。据水牢解说词称：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劳动模范 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但据《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 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 缺乏根据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 水牢关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爲主，配以图片解说，他们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冷月英坐刘 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认可后，筹办人员就按设想“布景”。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 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的那间原本是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冷月英 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麽？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 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爲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那麽，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究竟是什麽样的人呢？根据《刘文彩真相》一书和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提供的诸多史实，刘文彩并非当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真实的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
    一位网民在看过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后写了篇值得一荐的帖子，里面介绍了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的大量事实。帖子说，“昨天偶尔收看到凤凰卫视正在热 播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其中一集,在这集里主要是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看了以后,对刘问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令人难忘。刘文彩为了家乡的教育,修建了 学校－文彩中学。文彩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当时征地爲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 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
    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其亲属 要求极其严格,在文彩中学的教训中刘明确规定,校産是学校的校産,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临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进行调解,因爲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
    为什麽说对刘文彩的评价是真实可信的呢？因为采访的对象中即有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谓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更有大岜地区的政府官员。
    如果说当年塑造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与真实的刘文彩完全是两回事，那麽作爲文学形象的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更是创作出来的虚假典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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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霸天真相


   《红色娘子军》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的游击队爲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落得了个可耻的下场。
    据海南视窗报道，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４年，红色娘 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于是，就在他们家拍了几个镜头，又让老百姓到几里外的南门岭当演 员，说是从南霸天家里的地道走到南门岭的。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曾告诉记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不仅熟悉张鸿猷，还见过张鸿猷的母 亲。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这些说法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出版 的《寻找英雄》一书相通。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在此书中这麽述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 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 说，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

许闻

周扒皮真相


土改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 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 “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 为单位的“联合打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
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面对土改逐渐“暴力化”，“左倾”的现象，毛泽东表示了隐 忧。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谈到，“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他还提 到，对杀人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要从群众的利益着想，把这些人当作劳动力保存下来。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 地改革要点”中又一次强调：“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 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从那以后，“暴力土改”日渐降温，局势慢慢缓和下来。
但周春富显然没有等到那一天，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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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 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 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我不是少爷

豆腐你无论怎样挖掘，也改变不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