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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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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
边蜀原
  “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高度统一,没有这种高度统一步调一致的国家就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国,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改的三十年,没有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没有今天的繁荣昌盛。中国已经在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上,提前世界三十年走上了科学社会,也许是在自觉不自觉当中走的,是由最初的白猫、黑猫、姓资、姓社问题上少争论、多办事、办实事,实事求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实践检验真理,到与时俱进跟上世界发展潮流,踏上时代步伐,走自己的路,再到科学发展观,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中国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粉碎了各种分裂,为东方的中央之国华夏文明的崛起,为与世界各国共建太平世界、和平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在落后世界上百年,尤其是受到西方列强一百多年的侵略、欺辱,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唯我独大,唯我独尊天朝第一,天下第一的思想,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文化受到冲击和挑战。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在世界列强侵略的大势下,迷茫于东西方之间,西方先进的东西要学,西方的糟粕也成了学习的东西,一时间良莠不分,导致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停顿搁置。似乎五千年的东方华夏文明不如西方的文化文明,中国九千年的辩证哲学思想也被质疑,被当做无足轻重的学问,放到一旁。直至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学习运用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合理部分走上了科学社会要走的道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了经济,使中国经济在自由市场经济可控的情况下,在国家宏观计划经济指导下,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经济调动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中国在一条吸收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优势、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实践已经证明走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的科学社会是最为正确的发展道路。
  “公道、和谐、责任”应定格为东方文化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她弥补了西方普世价值观当中的不足,古老的东方文化在十五世纪前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十五世纪后落后于西方文明,十九世纪被西方文明摧残、败落,但没有被消灭;二十世纪又重新站起来;二十一世纪是全面恢复发展东方文化中华文明的时期。中华文明由兴到衰,再由衰走向兴是历史给中国划出的一条轨迹,其密码信息中有“东方人不要忘记西方人好的一面,西方人的合理部分可以学习,不合理部分则应抛弃或修改,未来的世界,东西方人都是一家人,一定要互相善待”。这种信息反馈至少是对我个人的一种反馈,也是对一切追求公道、和谐理想的人们的一种反馈。
     有人多次提到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历史给中国提供了多好的机会,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强于中国的强国,中国借此机会完全可以攻城略地统一世界,但中国为什么没有那样去做,而是放弃了那次有利的机会,这个问题起码从一个角度上看恰恰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善良,反映出中国东方文明文化是大陆文化,中原黄土文化,厚、重、德、仁,中国人的善良世界最好,从来没有侵略吞并其它国家的野心,更不想漂洋过海去管治遥远的“鸟语国”。中国人对内的统治是严厉的,对外的交往是宾礼相待,这些善良导致了西方人的讥笑,当西方冒险精神极强的海洋文化发展起来以后,在世界五百年尤其是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在地球上横冲直撞,使东方文明几近消失,但天是伟大的、公平的,今日之东方大国、华夏子孙、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立志富民强国,发展经济、强大国防,要重新建立恢复起来一个坚不可摧的东方大国中央之国。
    “公道、和谐、责任”的东方普世价值观,也应该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精华中华五千年的道德文明,仁义、忠孝、礼仪、诚信、智慧,公平、正义、和谐、和睦发展而来。而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方强大以后,以求在文化文明上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西方、美国确立的普世价值观虽然只有二百年历史,但却有着几千年的追求,规范的时间并不长。东方文明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几百年冲撞、打击,一直以来未能得到全面系统概括的总结,而今的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功地走出一条中西结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比照总结出来自己更为合理,将有可能大放异彩的“公道、和谐、责任”普世价值观。中国人、东方人的智慧一旦迸放出光芒,她的生命力将是永恒的,可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这是中国人东方华夏民族九千年的文化精髓所至,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国人的“公道、和谐、责任”会使中国成为最有发展前途、最有希望的社会。
      中国未来一定是一个盛世中国。盛世的标准是什么,盛世是百姓认可的而不是统治者自己说的,也不是在高压威逼下的违心话,盛世就是国内没有战乱,物资充足丰富,店铺林立,贸易繁荣,人人懂礼,互敬互让,和谐和睦,处事公道,官员清廉正派,百姓安稳,无盗贼无抢劫,太平祥和,此为盛世之标准。如若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岂能称谓盛世,杀人劫物事件不断、偷盗难制,官员腐败,多贪多得,到处告状、冤案遍地、民不畏法,何以称为盛世?物质丰富、人民自由,只是盛世露头,刚刚开始,距离盛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百姓对盛世的要求标准是很低的,统治者对盛世的要求标准应该定得高一些,把自己的国家打造成太平盛世,让全世界各国向往。不像美国的“盛世”,人人有枪,人人自卫,抢劫凶杀案不断,枪击杀人伤人每年几万,监狱关押犯人世界第一,国家骗吃骗喝,即使是百姓生活悠闲自得,那种盛世也只能是暂时的,是存在严重隐患的“盛世”,也根本不是什么盛世天堂,只是一个畸形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越来越崇尚武力,以强盗逻辑统治威胁世界各国,它的消亡、灭亡一定是历史的必然,以武力逞强世界,其寿必短。未来的中国盛世才是真正的盛世。
      中国走向盛世使人联想到古代最好的禅让时代,古代禅让制。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期是禅让传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政治现象,国家最高权力持有者,不是通过选举,不是通过父子直系传接而是通过执政者最高权力人长期对一个后继人的观察,衡量其道德、品格、孝道、能力、智慧,诸多方面的考察,最终确定下来的接班人。那个时期的人最注重的是道德,自然和谐、社会和谐,禅让制的先决条件、社会基础应该是道德至上,人人负有责任心,应该是一个让人进入“君子国”的感觉,人人道德高尚、品行端正、互敬互爱,没有欺诈,没有盗贼暴力,这样的社会环境必然在权力的移交上是公正无私。能者首先被大家认可,被权力认可,被最高权力者认可,尤其是对个人道德品行长期的认可,把权力交给这样的人是国家民族的兴旺,是可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头人、领导者。一个最高领导者、最高统帅选择的接班人,也可以是一个、两个、三个,但无论最后是哪一个当政都是仁者当政,带领全族、全社会甚至是全人类奔向更好的人类未来,在这种禅让制的社会里或者说在未来再次回到禅让制的社会里的时候,社会一定是一个充满公道、和谐的社会,决不会因为争权夺利而进行武力厮杀,人类应该是越过厮杀争夺“王位”这个历史阶段,在一个充满理性、仁爱、博爱的社会里进行禅让。社会的基础是人人懂礼仪、人人有爱心、人人负责任、人人讲道德,是一种理想社会的实现。物质丰富、经济发达、精神充实,有良好的制度管理,事事公道、处处公道,到处是公道之声、和谐之气,这样的社会基础一定会使禅让制再次到来,尽管也有人诋毁但只要95%以上的人认为是好的,那她就是好的,任何人也阻挡不住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前进,中国应该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节选自中国法治新闻2009年第11期“确立东方的大陆文化中华文明<公道、和谐、责任>”)
这篇文章支持一下。
和一切儒家经典,它之所以不堪应用,或者说,之所以造成一个不堪入目的2000年的烂摊子,只因为其中缺少两个字“平等”。儒教骨子里,或者说核心就是等级不平等,根子是谬种,结出来的只能是毒瘤。[儒教的教条采用的是多重标准,一面是驾御人民(顺民、为上),另一面是教人民服从驱使(奴役、卑躬屈膝)。]
儒教的“仁爱”,讲的是不平等的爱,君上施予,臣民感恩的爱。百姓养活了君王,反过来还要感恩戴德,是不平等的“爱”。
  儒家的“义”,也是不平等的义。为什么君王的思想理论就是义、还是民族大义?臣民们的权益就是“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人们总是被迫服从大局,服从义。这很不公平。
  儒教的“礼”,即是规则规矩,更是不平等的规则,这里没有对规则的公正裁判,只有“刑不上大夫”双重标准,它的等级性连说都不用说。2000年来中国的所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没有一条是平等的规则。
  儒教的“智”,愚民政策贯穿整个中华秦以来的历史,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实际并不是要搞平等教育,而是把所有臣民都纳入他的奴化教育系统。并不是与道家墨家等不同观点平等讨论学术问题。后来更是独尊儒术、垄断舆论,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其结果是注定了中国人民至宋朝以来的近代史,无法踏入工业化道路,内斗不止,鄙疑一切)
  儒家所提倡的“信”,虽说要求所有人都讲信用,而实际只是要求臣民们遵守,对于君上,因为没有使君主对失信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讲信用的只是被统治者,君主们从来也不为不守信用受到过惩罚。(制定规则让别人遵守,个个争当做制定规则的人。无比的优越感)
  “忠”是最明显的不平等条约,无庸赘言。“孝”和“耻”也一样没有平等的内容。我认为,中国文化中这几个点,如果在平等的前提下,那还是很好的东西。抽掉了平等的前提,这些“亮点”都是极毒品,只有毒害精神的作用。这毒害不但强烈,而且长效。(不是对国对民的忠,是唯上为奴为婢的忠)
  而今之计,不能指望孔教来救中国,只有实行“平等”才能救中国。政治平等,人人皆可参政议政。经济平等,国营民营一视同仁。教育平等,学术论点平等交流讨论,在真理面前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文化平等,各种流派观点,允许平等自由发表和传播,并非专门张扬一种而压制和隔绝其他。人格平等,没有理由强迫平民一定要听孔导师的,一定要奉圣谕行事。
  平等的中国,才是现代的中国、正常的中国。[指鹿为鹿]
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
边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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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高度统一,没有这种高度统一步调一致的国家就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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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行文粗心的话,楼主要好好学习学习中国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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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
边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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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九千年的辩证哲学思想也被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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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东西不容质疑?左左们怎么都不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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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九千年的辩证哲学思想也被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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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东西不容质疑?左左们怎么都不识数?
你到“人类人文龙坛博物馆”学习一下再发贴子,你就知道中华文明有多悠久。西方人教你说五千年,你最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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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人类人文龙坛博物馆”学习一下再发贴子,你就知道中华文明有多悠久。西方人教你说五千年,你最信服。
你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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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温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胡耀邦?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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