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两会”
另一个“两会”
章立凡
在20世纪50-60年代，“两会”系指民主建国会（民建）和工商业者联合会（工商联），而非现今所指的人大、政协。民建创立于1945年，是民族工商业者及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全国工商联成立于1953年，成员也是工商业者，且成为与八个主党派并列的人民团体。工商联的独特地位，与50年代初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转变有一定关系。
1945年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邀请刘鸿生、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厥文等工商界领袖座谈并承诺：中国应当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民族工业应当得到保护。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产业，而主张实行调节劳资矛盾的政策。中共绝不会把爱国工商界当敌人，相反把他们看成朋友，希望大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
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共领导人尚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注重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重申以往的承诺不变。按最初的设想，新民主主义阶段要经过十年到十五年乃至二十年的发展，但毛泽东很快变卦了。
新政权成立后，对民主党派的改造随即开始。参加新政协的11个民主党派中，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则“自动解散”，其成员多数溶入民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救国会与中共关系密切，事实上改变了民革、民盟的内部成分。当时曾有计划继续整合，将民主党派合并为四个，后因毛泽东改变主意而作罢。
民建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其阶级属性在八个民主党派中最为明确，受到的关注也甚多。建政之初，民建内部除有许涤新、孙起孟、王新元、王纪华、陈乃昌等交叉党员外，南汉辰还直接成为民建的三个召集人之一（另外二人为黄炎培、章乃器）。民建内部一些以革命知识分子自居者，则不愿承认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而主张成为他们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场所。有人提出吸收会员要采取“三三制”，即资本家、工商企业职员、革命知识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后两者合成绝对多数，可“夹攻”资本家使之接受改造。在这种氛围下，很多工商业者不敢加入民建。
按中共中央统战部划定的党派分工，民建应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发展成员。1949年后，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刘鸿生、吴蕴初、古耕虞、乐松生、毕鸣歧等大资本家纷纷加入民建。1950年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民建的组织方针应以“中小为基础”（即发展对象须以中小资本家为主），章乃器曾明确表示反对。此外，李维汉拟议另成立一个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社会团体，经他建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决定成立全国工商联筹备处，指定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三人负责。
1952年“五反”运动中，□□部理论刊物《学习》连发四篇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李维汉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黄炎培的表态也甚激进。毛泽东一面批评他们过火，一面作出内部批示：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5页）
寥寥数语隐含惊天巨变——民族资产阶级将从盟友沦为革命对象。1953年6月，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同年9月又发表《改造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的讲话，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
在此背景下，全国工商联于同年9月成立。当时与民建并称“两会”，经常联席活动。两会的一号人物，皆与工商界有渊源，但自身都不是工商业者。民建原章程规定不采取领袖制，1954年后才成为民建主任委员的黄炎培，是著名职业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是前清翰林，曾任商务印书馆和浙江兴业银行的挂名董事。许涤新记录了“五反”后期陈叔通暗中告诉他的一段秘辛：
不久前，周总理通知他，要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并要他当主任委员。他对总理的通知感到突然。他对总理说：“我是清朝的翰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把我变成全国工商界的头子呢？”总理说：“你不是资本家，我明白，但是，你同资本家，特别是江浙帮的企业家和银行家，关系密切，大可做好工作。而且你是一位爱国老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党相信你，才请你出来挑这一担子。”叔老想了一想，只得表示同意……
民建是“民主党派”，工商联为“人民团体”，更重要的区别则在于：前者没有中共党组，后者则有此设置。这种双轨架构，令很多民建成员以及不敢加入民建的人，都成了工商联会员。此后历经公私合营、“反右”、“文革”等各种运动及改造，民建逐渐失去它原来的代表性。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有代表性的大企业家多在工商联内。
2010年4月21日 风雨读书楼
《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17期（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