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柑者言——民德与官德
话说当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基刘伯温，被“不良小贩”忽悠，竟然因为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卖柑者搬出“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就“默然无应”，仿佛刘伯温不先把那些“洸洸乎干城之具”的庸将，“昂昂乎庙堂之器”的冗官都揭穿，不改变整个社会“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赦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的现状，便没有资格责问这个小贩的不是。
这个大言煌煌的“小贩”是不是刘基本人且不论，恐怕“后知五百年”的他，也不知道当今之世，卖柑者何其多矣。大凡作奸犯科被人揭露者，无不义正词严，曰：“如今从上到下贪官污吏何其多，我不过是迫于生计，你怎么不去管那些贪官污吏，独独要拿我开刀？”。听来恍惚“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的确对于那些腐败现象如果始终“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只盯着平头百姓的诸般不是，“刑不上大夫”，是有失公平的，但如果我们个个都对卖柑者“默然无应”，帮着他们要“我也摸得”的公平，又是否合理呢？
大家都在讨论道德，而每说到道德必然言及“上梁不正下梁歪”，希望官们能够“正人先正己”，希望官德能够带动民德，这些的确很合乎我们的传统思维模式，追求官德高于民德也没有错，但一个社会官德实际上更应该是民德反映，我们是应该让具有良好“民德”的“民”来做我们的官，而不是指望官自己变出什么好的官德出来，从本质来说一个利用自己工作之便把东西拿回家的“民”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的“官”是一样的，今天把一个贪污的官换下来，明天让一个“卖柑者”的“民”上去，后天他又是一个贪污的官。没有良好的民德，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摆设，制度同样需要人来执行，没有民德做保证，每个“卖柑者”都可以使制度“默然无应”。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满足于做“卖柑者”，不但我们现在的官德好不起来，将来的官德也好不起来。越是民主的社会对民德要求越高，只有民德到了一定水平，民主才不至于沦为多数人暴力，才不会让某些带着“革命”面具的仇视社会者钻到空子。
杨佳出刀，不少网友为之称快，仿佛天下皂隶皆有可杀之道，或曰杨某蒙冤在先，以直报怨宜乎如此。凡是替警察辩解的，都被骂曰“警察打杨佳时，你干什么去了，怎么就盯着杨佳”？仿佛杨佳也是那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卖柑者。是的我们的警察不但不是“包拯”，甚至还颇多可骂之处，他们也许没有绝对做到公正廉洁，但他们除了“维护统治”，也在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仅仅因为对社会的某些不满就否定其维护秩序的功能，甚至站在社会基本秩序破坏者的立场来说话，这样无异于助长了对制度的破坏，是以官德不修为借口，阻碍社会制度的改进。这样不分是非的支持“卖柑者”是相当危险的，一旦真的政权更替，那些实际上是“反社会”的“卖柑者”就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反对统治者的“革命者”，于是那个周期律必然上演了。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正在通过制度进行规范，但无论官还是民都有相当数量人没有能扭转“丛林法则”的思维模式，总希望找机会突破制度的限制，法制观念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指望“官”首先守法其实更有难度，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从真正的公平角度来看，允许“卖柑者”的存在，恰恰是腐败官员滋生的土壤。只有“民德”形成了维护法制，相信制度的文化，才能最终让“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官无法继续“滥竽充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