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自杀是对弱势双重伤害
为讨薪、为感情纠纷而上演“跳楼秀”，有的甚至受雇于人，以“死”要挟来讨政府一个承诺。对于这种作秀成分居多的“自杀”行为，应该怎么样分清真假，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救助方式，以尽量降低社会公共资源的耗费？针对吴振鑫等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建议，市公安部门近日在答复中表示，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处罚，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目前此法收效显著。（6月25日《南方日报》）
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一个人想要自杀，必是万般无奈、身陷绝境，若不是走投无路，谁愿意采取跳楼、跳桥、跳吊塔等极端行为？一个频频上演“跳楼秀”的社会，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
首先应该清楚，在自杀者面前，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漠视生命，纵然是因感情纠纷，也断不可说有人自杀而不去救，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社会。无论付出多大的公共成本，救治一个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应该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借口的。事实上，对于因感情而自杀者，不管他（她）们是真情还是假意，他（她）们更需要的是心理医生的治疗，而不是被送去劳动教养。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都知道，大部分“跳楼秀”是因为讨薪。曾经见惯了不少农民工为了追逃被拖欠已久的薪水，一开始还有些同情，但随着这种“作秀行为”越来越滥，公众也逐渐提不起兴趣了。媒体更不用说。我有一个在媒体做记者的朋友，最初遇到这种情况还很兴奋，后来只要没死人，他们一般都懒得到现场去。再后来，也许是上头有规定，不论死不死人都不让报道了。为此，很长时间我都在担心，如果没有了媒体的关注，谁还将农民工跳楼当回事，谁来为他们奔走呼吁？
实事求是地说，很多“跳楼秀”确实只是一种表演，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样做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大部分“跳楼秀”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维权故事，都饱含着农民工无奈的叹息和伤感的泪水。尽管我们有许多保护农民工的
法规，可一到现实中就全都不管用了，通过正常的维权渠道，根本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除了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他们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无良商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肆意践踏，如果没有相关执法部门对农民工遭遇的熟视无睹，他们怎可能冒着生命的危险、顶着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去采取过激举措？
而对这样的讨薪行为，有关部门又怎么忍心去处罚他们呢？且不说他们本来就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单就说处罚了讨薪者，就一定能够“更好地维护公共秩序”吗？犯罪社会学中有一个“犯罪饱和”理论，正如一杯水只能溶解一定量的糖和盐一样，一个社会也注定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要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我们如果不能善待之，反而将把他们推向更惨的境界，那时他们可真的会成为“安全隐患”。
关怀弱者是社会正义的深层内涵，保护弱者是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正派的重要标准。因为自杀行为真真假假，就欲将自杀者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论处，或采取治安拘留处罚，或将其送劳动教养，这不仅不符合一般人的情感价值判断，更不符合一个正派社会的基本准则。著名社会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指出，正派社会的基本要求是不排斥、不羞辱、不伤害弱者，而处罚包括讨薪民工在内的自杀者，恰恰是对弱者的羞辱与伤害，且是双重的羞辱与伤害。
其实道理很明白，若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跳楼秀”，政府就应为农民工寻求合法讨薪途径，为农民工建立起通畅的维权渠道，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实行特殊的司法保护，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否则，“跳楼秀”只会反复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