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是臭气熏天的：古代皇家如厕史
很早以前的有钱人家，上厕所是要换衣服的。南朝的首富石崇家的厕所修得富丽堂皇，一般都有十多个身着艳丽服装的婢女准备好了甲煎粉、沉香汁、新衣服等站在门口迎候。
家中来了客人，看见这种光景，都不好意思去。王大将军不管这许多，脱了身上的衣服进厕所，大便之后，穿着婢女准备好的新衣服出来，神情中充满骄傲。从这一细节也不难看出，为什么古人会把上厕所称为“更衣”。
当然，在更多的穷苦人家，是不具备“更衣”条件的，但是不论更不更衣，人们在排便时的痛快感受是无可替代的。这一肮脏但愉快的历程，所有的教科书中都不会记录，似乎只有欧阳修“马上枕上厕上”的读书方法很值得推广，这实在让我们的文明大打折扣。看看下面几个带着点历史臭味的故事，或许你会觉得，这刚好是对“发笑”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京师无厕
提起北京城，在世人眼中，那可是几朝帝都，王者气象。近几百年的文人恨不得把所有好词儿全用在这城市身上，以表示他们对“身居京城”的庆幸与感恩。
然而，我今天介绍给各位的是一个污秽不堪、臭气熏天的北京城，下面这段历史最好不要在饭后阅读。在16至19世纪的北京，也就是明王朝和清王朝时期，商业一片繁荣的背后，是公共设施的匮乏和管理的无序。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寥寥可数，以致有“京师无厕”的说法传世。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直陈时弊，将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厕所。这是不是有些耸人听闻了？
事实上，情况远比这严重得多。由于寥寥几个公共厕所还都是收费的，如果不是出于体面或是别的什么顾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满大街找半天之后走进去的。“故人都当道中便溺”，不仅普通百姓这样做，一些官员也带头这样做。不仅男人这样随便，甚至女人也将便器直接倒在街上。自然是大便夹杂着小便，人粪夹杂着牛溲马尿，北京城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还是一个巨大的垃圾站。当真是“重污叠秽，处处可闻”(据清代佚名《燕京杂记》)。
直到清朝末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北京各街道遍修厕所，不准随地便溺。而且，出现了大粪车，以摇铃为号。
臭气熏天的北京城慢慢干净起来……
皇家气象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的一天中午，晋景公姬獳品尝新麦之后觉得腹胀，便去厕所屙屎，不慎跌进粪坑而死。姬獳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的君主，由此暴露出先秦时宫厕的简陋。这沉痛的代价使得后世对屙屎这样的事情多了几分谨慎。
汉高祖刘邦位列“中国流氓史”头把交椅，他的做法实在可以配得上他的身份。他在群臣面前内急，为了节约时间开会，同时也为了不至于掉进厕所中，竟让一个文官把帽子递给他，他背过身去，把帽子倒过来，一会儿，半帽子热气腾腾的尿呈现在众人面前了。
这个流氓皇帝的后代汉武帝刘彻，更是别出心裁，居然在解大便时接见高级官员。这是《汉书·汲黯传》里透露出来的：“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视之。”史官并没有记录下卫青的情绪，但可以肯定的是，卫青在汉武帝的眼中是一等一的重臣，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获得了在皇帝大便时被接见的机会。
关于皇家厕所的不同寻常之处，《世说新语》有所透露。西晋大将军王敦被晋武帝招为武阳公主的驸马，新婚之夕，头一回使用公主的厕所。初见时，觉得富丽堂皇，比之民间住宅都强得多，进去，才发现原来也是有臭气的，心下稍微平和了些。不多时，见厕所里有漆箱盛着干枣，只当是“登坑食品”，便全部吃光；俟完事后，侍婢端来一盘水，还有一个盛着“澡豆”的琉璃碗，王敦又把这些“澡豆”倒在水里，一饮而尽，惹得“群婢掩口而笑之”。原来干枣是登坑时用来塞鼻子防臭气的，而“澡豆”则相当于近世的肥皂。
或许是受了汉高祖用大臣帽子撒尿的启发，后世的皇帝们多半使用便壶来解决问题，而不亲自上厕所了。《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这种“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卫生用具——可知至迟从那时起，皇帝就不一定非得同厕所打交道了。“虎子”后来变了称呼唤作“马桶”，据说与皇帝有关。相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可是到了唐朝皇帝坐龙庭时，只因他们家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称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俗称“马桶”和“尿盆”。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将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运回汴京，发现其中有一个镶满玛瑙翡翠的盆子，爱不释手，差点儿用来盛酒喝。稍后把蜀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召来，花蕊夫人一见这玩意儿被大宋天子供在几案上，忙说，这是先王的尿盆啊！惊得赵匡胤怪叫：“使用这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马上将盆子击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