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谁是最可恨的人
魏巍：谁是最可恨的人
老百姓心中解不开的疙瘩
说起腐败，记得十年前，1991年元宵节，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过一次文艺座谈会。笔者在发言中曾说：“腐败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党的肌体上两个孪生的毒瘤。如果说有什么足以威胁党的生存，就是这两个东西。”后来这篇发言，曾作为《元宵感言》发表在当年《真理的追求》杂志上。不少同志还记得我当时说过的话。回想当年我说这话的时候，腐败现象虽已渐成气候，但还不是不可遏制的，我那个发言本身，也就饱含着根治它的厚望。想不到十年过去了，腐败顽症不仅没有根除，反而愈演愈烈，愈陷愈深，其泛滥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非昔比了。传说扁鹊为蔡桓公治病，最初说他病在腠理，蔡桓公一笑置之；后来说他病入肌肤，病入肠胃，蔡桓公仍不以为意；最后病入骨髓，已经无药可治了。现在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研究，恐怕已经不是“病在腠理”了吧！
应当说，近几年来，中央领导在此花费的力气是不小的，健全法治，检查党纪的力度是大大加强了，反腐倡廉的讲话已是连篇累牍，公安纪检部门的干部更是跑断了腿，但是老百姓头脑中解不开的疙瘩是，为什么腐败犯罪规模反而由个人到集体愈来愈大，犯罪人的官职反而愈来愈高呢？既然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这个问题能否得到比较彻底或者至少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呢？古人说：“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这无疑是至理名言，那么今日之腐败问题，其根源和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毛主席对腐败的警惕性从不懈怠
有人说，腐败自古就有，哪个朝代都有，不足为怪。这实际是说腐败是人性的必然，反也没有用。又有人说，腐败是世界现象，各国均如此。这也是一种不可免论。还有一种说法更恶劣，认为腐败是发展经济的必然产物，既不可免，也不可怕。这简直把人人痛恨的腐败现象视为可爱的宝物了。另有一种颇具普遍性的说法，就是高薪养廉。认为今日官吏之贪财，盖出于待遇菲薄，如给以高薪则自然洁身如玉了。实际上这些谬论都是为腐败打掩护的。
我们说，腐败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及其思想作风的产物，并不能说是自古有之的。建国初期，我国边远地区，有的少数民族还遗留着某些古老纯朴的风俗。他们之中谁借杀了一头野兽，还要分送给大家吃。这里有什么腐败呢？还是后来出现了剥削制度，随着剥削阶级奢靡腐化生活的散播，这才逐渐成为一个民族的痼疾。在中国，腐败的根子无疑是很深很深的。可以说，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是深刻认识的。因此，在他的一生中对腐败的警惕性是从不懈怠的。当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他就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用这一页沉痛的历史告诫全党。在三大战役的决战声中，他又在有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告。进城之前，他再次提出“进京赶考”的诤言，要人们千万不要落入李自成的下场。进城不久，他又对某位将军提出严厉的批评，因为这位将军对解放军生活太低，比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相差太远发出了抱怨。毛主席说，现在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已经淹没了我们的胸脯，我们是要求改造旧的城市的，而不能被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所吞没（大意）。毛主席正是用这种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才把为数不过二三百万的党员和解放军武装起来。其结果我们的人不仅没有被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所淹没，而且硬是把充斥着腐朽污秽的旧城市改造过来，成为充满着朴素的新风和富有革命朝气的新城市。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接着，经过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对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果断处理，使我党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时期。不仅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即使哪个外国人丢了钱，都会有宾馆服务员为他送到机场。当时，我国是国际上唯一不收小费的国家。就政府官员的清正廉洁来说，这样的国家不仅历史上没有过，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了。至今回忆起来，是多么地令人怀念和神往呵！
腐败毒瘤严重威胁党的生存
可是曾几何时，腐败这个毒瘤却神色可疑的悄然出现了。十余年间，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渐浸润、扩散、蔓延开来，几乎已经成为咄咄逼人的庞然大物，在严重威胁党的生存。那么，这又是什么土壤和气候促成了它如此恶性的疯长呢？
前几年，郑天翔同志写了一本《论反腐败》的著作。此文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后又出了单行本，成为畅销书，很受群众欢迎。此文在论及腐败现象恶性发展的原因时，说“市场经济万能论”的流行，是其根本原因之一，尽管不是惟一的原因。我认为郑老的看法，比起其他论著来，要符合实际和接近真理。因为市场经济是以追求最高利润为目的的，它与资本的特性是相伴而生的。马克思一语道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血和肮脏的东西”，其中不就包括着腐败吗？动乱精英万润南就曾坦率地说，中产阶级（应读作资产阶级），要发展自己，自然要用手中的钱来换掌权者手中的权。不然它就无所作为。权钱交易，或者权、钱、色交易，其实色也是钱的变种。我们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过去称他们为革命干部，现在很难这样称呼了）的被打倒，几乎无一不是被钱和色所击中。钱和色几乎成了无攻不克的东西。试看湛江大走私案，从副市长到市委书记的儿子，从海关总署稽查司副司长到海关的调查处长、缉私大队长、“打私办”主任、集装箱科长、海关驻港办事处主任等等，凡海关、港务局、港务监督、商品检验、船务代理等部门，无不为走私分子的“金榔头”敲开，走私分子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我们的海上壁垒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何等的可怕呵！建国以来，我们的海岸线哪里出过这样可怕的局面？当年毛主席再三警告的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指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可叹现在我们的不少大小干部，已经深深沉醉在那种香车宝马、流光溢彩、灯红酒绿的歌舞声中，一个每年要吃喝掉50万元的天津市劳动局副局长原晋津曾说：“我已经对那种地方（指歌舞厅等地）上了瘾，心里总想去。一到了晚上，就鬼使神差地往那儿跑！”可见他们已经完全变质为吸人民血的官僚资产者了！
这种权钱交易，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它不仅会腐蚀*，而且会打垮*，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如果讲政治，从政治上看问题，那就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斗争，同时也是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撇开这一点，只就腐败谈腐败，从法律谈法律，那就不能够深刻理解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也不能彻底地解决腐败问题。要知道,法律手段也不是万能的。例如近年来新建的反贪局,不言而喻,是为反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而设的。但是有的反贪局长上任不久就被拖下水，且连连中箭落马，不得不一再撤换。我们的公、检、法部门，都是为了对付犯罪行为而设的，但是近年来这些部门的若干环节、若干人被腐蚀下水的也颇不少。全国闻名的三盲（文盲、法盲还兼流氓）院长、就是个知法犯法、破坏法纪的典型。
要坚决与腐败做斗争
不久前，我们党举行了古田会议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的深刻性在于，在党内我们必须注重用无产阶级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并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党纵然一向以农民等小生产者成份为多，党却能长期保持无产阶级的本色，其原因盖出于此。这正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伟大处。现在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们党更需要重视划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并坚决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这才是党的建设的着力点。如果我们因为党过去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连阶级斗争也不敢提了，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不敢提了，那就会使党又陷入另一个极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连阶级斗争也不敢提了，那就会使党又陷入另一个极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极端。如果用这样的思想指导建党，党员就会不知不觉地解除了思想武装，连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了。那么，这样的党员还怎么能抵挡住资产阶级的进攻呢？这样的党，尽管党员数量很大，却虚弱得很，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了。这是我们在思考这些腐败案件时不能不想到的。
（此文为作者为《谁是最可恨的人》一书的序言，发表时有删节）
（摘自2000年5月20日《文艺报》，作者：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