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与制度
作者：木然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制度人就说什么样的话。好的制度保护人说真话，惩罚人说假话。坏的制度不让人说真话，逼迫人说假话，这是制度的本性使然。最雷人的制度是专制制度，最雷人的语言也出自专制制度。对于倪萍的雷人语录是制度使然，万炮齐轰倪萍，是打对了方向打错了地方。
民主制度国家感谢公民，专制制度臣民感谢国家。中国人在看“皇”片、“皇”电视剧、“皇”电影及其它文学作品时，都是以“吾皇万岁万万岁”退朝，当皇帝奖赏大臣时，大臣必须“谢主龙恩”，甚至大臣被流放、被杀头都得“谢主龙恩”。在近现代，虽然皇帝退出历史舞台，但皇权制度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皇权思想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正所谓，旧社会留给中国的，民主法制传统少，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这也就不难理解于再清让周洋感谢国家，也不难理解倪萍“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于再清和倪萍的错，而是制度把于再清变成了“臣官”，臣官只会说臣话，臣官不说臣话前途不保。有臣官就有奴才，在于再清眼里，周洋不是公民是臣民，臣民就是奴才，奴才就得说奴才的话。在倪萍眼里，国与家不分，体制与制度不分，政权与公民不分，工具与手段不分，以为爱国家就是爱政权，爱政权就是爱国家，说来说去，于再清和倪萍爱的都是自己的位子，珍惜的都是自己的羽毛。于再清和倪萍没想到的是，他们说这话之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意识觉醒之时，公民总是反对臣民。
民主制度把政治的归政治，伦理的归伦理。自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以来，政治与伦理就分开了。世俗的制度是由人组成的，世俗的制度的人一个方面来自基督教的恶，另一个方面来自由主义的恶，霍布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的丛林法则，休谟的“无赖假设”，美国联邦党人的“以野心对抗野心”，尼采的“政治家的混蛋逻辑”，布什的“笼子政治”都是因为对人充满了极度的伦理失望而求助于制度的设计。与民主制度相反，专制制度总是把伦理与政治牵扯在一起，把政治伦理化，把伦理政治化。政治以伦理压制人的肉体和精神，囚禁人的肉体，泯灭人的精神。倪萍把国家比作父母，就是不自觉地把政治伦理化，把伦理政治化了。倪萍说：“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难处，当然也知道父母的缺点。但是在难处、优点、缺点当中，你还得体谅父母，因为是跟着父母一块过来的，知道父母未来会把你抚养长大，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跟着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一块去解决问题。” 国与家不分，党与国不分，倪萍把“祖国啊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唱到她的心里，融入她的血液中，她是党的好儿女。
民主制度是平等的制度，专制制度是特权的制度。民主在制度上、在法律上、在机会上、在人格和尊严上、在分配上都以平等方式视之和待之，“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罗尔斯），同样忍受一种不平等只能是在需要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平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平等是自然，平等是人为。问题是中国的不平等是不可忍受的不平等，已经忍无可忍。中国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中国的不平等位于世界前列，是亚洲最不平等的国家，这样的不平等是不可以忍受的，看看那些房奴，再看看那些著名演员的“奴房”，就知道倪萍以伦理政治化的方式道出的享受特权的洋洋自得：“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倪萍们是老大，可以享受不可忍受的特权，房奴们根本不是老二，他们的存在于社会的最低层。
民主制度是用来批判的，专制是用来供着的。民主很低调，民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如丘吉尔所言，民主是坏政体，但是坏政体里的好政体。防止这个坏政体变得更坏，批评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民众的批评，民众的努力，才使得民主这个坏政体不至于变得更坏。民主批评可以让美国尼克松政府非正常更迭，让日本竹下登政府引咎辞职，但却可以让民主宪政固若金汤。民主国家都鼓励批评，保护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与此相反，专制政府把批评“皇家”视作批评国家（其现实样板以朝鲜最为典型），丢了封建王朝的脸面，所以专制从来都是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倪萍有时胆子也够大，就在温家宝总理前脚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时候，她后脚就说“谁告诉你反对的声音才有思想啊？赞同的声音就没有思想吗？”“你老是骂，骂骂这社会就好了？”看来她的说法与李鸿忠省长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愿意站在封建遗老遗少的立场为专制辩护，却不知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的常识性道理。
民主制度承认人的理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知，专制制度总是存在着理性的狂妄。施瓦辛格和里根总统由演艺进入政治，那是成功地完成了转型并放弃了自己原来从事的演艺生涯，他们没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们不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干什么吆喝什么，他们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是制度使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短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扬长避短。倪萍可以演电影是长项，谈政治是短项，说得好听一点，在演艺上是精英，在政治上就不是了。倪萍则不然，她知道自己知道，她知道自己在演艺中行在政治上也一定能行，她超越了理性的限度陷入了理性的尴尬和无奈，于是在不懂的时候就会说：“我是真实地拥护”，“你想不出比它更高的招，你就应该拥护。”不懂是提升智慧的前提，也是愚蠢的前提。往前走，求教于公民（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求教于专家都会提升智慧。往后走，不懂装懂，以其昏昏，显示昭昭，即为愚蠢。这种事，专制的“皇家”常干，专制的制度鼓励臣民愚蠢，愚蠢才无畏。
民主制度是受委托的，专制制度总是用来被代表的。在民主社会，议员、总统、总理、首相都是由选举产生，都是选民把委托权以固定期限的方式委托政治公务员从事立法、决策和决断。公民把一部分权利委托出去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权利诸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良心自由是本人所有，且神圣不可侵犯。政治公务人员是为委托人服务的，政治公务人员不能随意代表人民。民主制度结构是向下的，政治公务员不得不以民意为依归。只有在专制社会总是被代表，这样做也可以找到专制者的理由，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专制者代表理所应当，专制制度结构是向上的，不得不以“皇家”为依归。可在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人民是不能被代表的。倪萍在这个方面又显示了其自身的傲慢和狂妄。当被问及她在投票时的选择能不能代表人民利益时，倪萍说：“太能了。我自己就是人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太能了”把民主社会搞得乌云蔽日。
民主制度是数量和质量的平衡，专制制度以数量取胜。民主制度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数量。民主又保护少数，这是民主的质量。完全取决于数量，一是容易被专制者利用，如萨达姆和金正日都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但那不是民主。希特勒以民主当选的同时也使少数者销声匿迹，没有少数的民主，民主的起点就是终点。二是多数的民主有转化多数人的暴政的冲动和倾向。当记者问道：网友问，如果只投赞成票的委员，还算不算合格的委员？倪萍：“99%的委员年年都投赞成票，你觉得99%的委员都不合格吗？这个数字是对外公布的。”倪萍强调了数量而把质量一带而过，显然没有理解民主的精髓和要义。
两会结束了，明年的两会还会再来，我对明年的两会有几个祈盼，第一，人数不要这么多，政协、两会五百人左右就够了，人数太多，劳民伤财，参政议政效率极端低下，甚至成了领导人的指示会、新闻发布会。第二，两会委员要懂政治，不懂政治就别进两会了。哪里来回哪去，懂体育的搞体育，懂文艺的搞文艺。明星进政治，是政治的耻辱。还是让倪萍们该干嘛干嘛去吧。第三，减少官员的数量，当代表就不能再当什么省长市长之类的，自己选举自己有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第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专职化。“杂职化”只会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第五，不能让有些委员占着茅坑不屙屎，这些人或者不来开会，或者开会打一个照面就去参加这个会那个会的，不好。这也让国外的人看咱中国的笑话，丢不起那个人。第六，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不再是权力部门的委派和恩赐，委派的和恩赐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只有对权力有感恩之心而无参政、议政之能、之德，对民众只有高高在上之感而无为民众服务之能、之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