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网7月26日报道 湖北省委大院南门，就在武汉市车水马龙的洪山路边。由此往西，是每年湖北“两会”主会场洪山礼堂，往东是湖北省政协办公楼。两侧有哨兵执勤，周边有探头监控。所谓官府重地，莫过于此。
这里正是58岁的陈玉莲遭遇围殴的地方。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挨打的，是副厅级官员、湖北省委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之妻;动手的，是当地派出所的六名便衣警察。
监控探头记录下了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暴行，持续时间长达16分23秒。这段录像后来被严密封存起来，至今没有公之于众。
“她被人掀翻在地，之后又被反剪双手提起，几个人对她拳打脚踢。”一位看过
视频的陈玉莲家属告诉本刊记者。
陈玉莲至今躺在病床上，身上淤青隐约可辨，脑震荡和植物神经紊乱使她不时干呕，血压也忽高忽低——究竟是什么刺激了六名男子对一位老妪拳脚相加?
6月23日事发当天，警方派来慰问的代表解释说是“误伤”。言下之意，便衣警察将陈玉莲当成了“苦大仇深”的访民;7月22日警方的正式通报，又将起因归结于受害人“擅越警戒线”，似乎无论贵贱，规矩面前人人平等。
这两种说法不仅不能得到受害人认可，也无法平复公众的愤怒。厅级维稳官员之妻陈玉莲被打事件，正成为无数上访民众遭遇的象征。
另类“上访者”
陈玉莲算不算访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自从女儿黄芃芃去世后，这家人就一直在相关部门之间来回奔波。悲剧发生在2004年6月，这个先后被诊断为红斑狼疮和慢性肾功能衰竭的25岁姑娘，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时不幸身亡。
同济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05年9月7日出具的报告说：医院在对病人抢救和治疗过程中存在较明显失误，有的甚至严重违反医疗常规，这些医疗行为和病人心功能衰竭死亡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该鉴定报告本身，是黄芃芃家属利用2006年6月全国公安局长大接访之机促成的效果之一。当年10月，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正式立案。此后医患双方长期拉锯，患方认为，案件性质由故意犯罪降格为过失犯罪属定性失当;医方则认为，若以医疗事故罪定案侦查，就应履行医疗事故鉴定手续。
在家属努力下，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大学中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勇，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意见和建议，实际上是对此案进行个案监督。最新的进展是：经公安部督办，湖北省公安厅于今年1月指定异地管辖，由孝感市公安局侦办此案。
这已经是湖北警方第二次立案，前景仍不明朗。多年来，黄芃芃之死如阴云般笼罩着这个家庭。据陈玉莲的妹妹陈翠莲介绍：除了多出来一盒骨灰，黄芃芃的房间原封不动保存至今;而作为父亲，黄仕明连女儿生前遗落的头发都不让清扫。
陈玉莲被打之后，黄仕明的心态外人不得而知。因为内部纪律要求，他拒绝了媒体的采访请求。这位年近退休的副厅级官员，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此后由学校调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官至省检研究室主任后，又调入省政法委工作。在种种信访
法规、诸多维稳思维和不言而喻的潜规则编织的体系中，黄仕明处境尴尬。他既是信访制度的维护者——这份工作曾经为他带来荣耀，又是信访的参与者——多年来为女儿的死而申诉奔忙。
然而，6月23日，陈玉莲并没有预感到危险临近。当天上午9时许，她走向湖北省委南门。大院里面，在他的丈夫工作的办公楼里，一位省政法委副书记答应和她见面，倾听她对黄芃芃案的意见。当天，黄仕明正在河南出差。
这也是陈玉莲和其他访民最明显的区别——她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可以直接约见高级干部。她告诉执勤武警哨兵：自己住在“桃山邨”——这个小区就在省委南门对面，中间隔着洪山路，是湖北省委宿舍大院。士兵回复说：先打电话联系。
旁观的“正宗访民”
陈玉莲和哨兵交涉的时候，双双年逾70岁的周树荣、付万生夫妇就坐在南门外西侧的人行道坎子上等消息。他们的要求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想见湖北省纪委书记。
一小时前，负责省委警卫工作的一位干部接过他们的材料，并表示将代为通报。但仅此而已，且无法承诺有效。其实他们相互之间也是熟面孔了。
周树荣是华中农业大学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尽管身为医护人员，但周对老伴每况愈下的身体也无能为力。和陈玉莲一家的遭遇一样，击倒付万生的也和湖北省人民医院实施的治疗有关。
2004年，付万生吃饭和说话都会引发面部疼痛。医生决定实施的手术有个复杂的名字—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其实就是拨一下三叉神经，让神经和血管分开一些。”付万生解释说。
当年3月23日，手术失败，病人术后出现小脑出血、梗阻性脑积水等症状。抢救性手术在次日实施，可是后果更加糟糕：病人右侧小脑被切除，这也宣告她的余生将与轮椅为伴。
湖北省医学会2005年12月22日出具的鉴定报告说：治疗和手术方案没有问题，付万生致残不属于医疗事故。幸好周树荣是医生，他发现病历被人多次修改，又找到了该鉴定中鉴定专家产生程序上的破绽。2006年12月5日，原来的鉴定结果宣告作废。
周树荣、付万生夫妇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中间上访经历多少屈辱，不足为外人道。可是旧的鉴定结果作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启动新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却停滞不前。“根源很简单，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是周树荣的理解。
周树荣夫妇俩再次踏上上访之路。2008年，他们去了北京，但回到武汉就成了重点关照对象。用周树荣的话说，他前脚出门，后脚就有人跟着，连买菜都不放过，“这就是内控”。
2009年，老两口又去了一次北京。进京上访那几天，“警车在家门口堵了三天三夜”，他们的儿子周付强说。
2010年7月21日，周树荣和付万生在他们位于华中农业大学的宿舍中，向本刊记者讲述这些上访故事。这是一套三居房，因为女主人残疾而欠缺收拾。诡异的是，房子里所有窗户都用窗帘和被单遮挡，周树荣指着窗外的小树丛说，“那里，说不定有人正用望远镜看着我们”。
这两年，老两口把上访重点转向举报他们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这也是6月23日他们想找省纪委领导的原因。但与陈玉莲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省委大院不同，“门难进”“话难听”“脸难看”主要是冲着周树荣、付万生这样的访民的。他们不得不把更多时间花在等待上，也正因此目睹了湖北省委南门前“惊人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