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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本人将以跟贴的方式长篇连载自传体故事《少年无悔》，欢迎朋友们提出指导和批评意见。这篇回忆录似的东西已经是三易其稿了，随着记忆的苏醒以及故人的重逢，每一次修改，都增加了新的内容，使历史事件更为清晰。本人文笔有限，时间无多，能够为自己留下系统的记忆是件很繁重的工作，很希望朋友们能够提出中肯的意见，帮助我正式定稿。

【长篇自传体连载故事】
　　　　　　　　　　　　　　　少年无悔
　　　　　　　　　　　　　　　　　　　　　　　　　　　　　　太阳（杭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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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在想：倘若我的少年时代不是那个样子，我现在又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呢？真的想象不出来。少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小人书（连环画），看电影，凡是打仗的，有硝烟味的，刀光剑影的，无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我都喜欢看。当然，也喜欢瞧人打架。小孩子干仗先是推推搡搡，然后抓头发，撕耳朵扭作一团。大人也有这么打架的，叉脖子，揪领口，下绊子，其实那都不是真打，无非瞧个热闹。
　　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开始阅读长篇小说，我看的第一部长篇是梁斌的《红旗谱》，那是一本反映大革命失败前后农民被逼造反的书，如砖头一般厚。此类书好，钻进去一下子出不来，可以让人在长长的一段时期内尽情地游弋于故事营造的氛围之中。每每此时，我的心情便复杂起来，我的情绪随之起伏不定，我就象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喜怒哀乐尽在其中。我不太喜欢读短篇的东西，还没等人酝酿好情绪，故事便完了，没劲。
　　我还喜欢听评书，"岳飞传"、"平原枪声"、"薛刚反唐"、“七侠五义”等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安静地坐在写字桌前，守着老式电子管收音机边写作业边听故事。而后，我会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慢慢地咀嚼这些故事。无数个第二天都是在焦灼中渡过的，早早地拧开收音机，默默地等候故事的继续。此时，谁家死了人，哪儿塌了房子，都无关紧要了。
　　我喜欢一口气读完一段故事，这段故事也许就有好几个章节，遇上生僻字懒得去查字典，跳跃生僻字和省略难懂的词句并不妨碍我读懂故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中文的特点，不认识的字念其一半便八九不离十了。这种想当然的读书法让我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经常念白字，惹人发笑。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些书籍曾带给我无比的欢乐和无穷的想象，曾填补过我平庸而无聊的生活，没有书的日子是难以想象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我曾经在漆黑的夜晚穿墙越壁偷盗过学校的图书。我还干过将租来的连环画拆开重新装订好从中获取精彩书页的勾当。有一回，我竟然辜负了小学周校长的信任，乘她星期天值班的时机，谎称有事，骗入校内，潜进无人的办公室，将偷窃到的书籍藏掖在裤腰间企图带出来。由于过于贪心，那地方鼓鼓囊囊的，暴露了行藏，当场被校长识破了。
　　这类卑劣下作的事儿我干过不少，虽然只是偷书，从来不曾贪图其它的东西，还是让父母气得七窍生烟，非得要把我弄去劳教不可。我就象染上了毒瘾，一见着书籍便会眼睛发绿，吃苦不记苦，挨过的打早已甩在了脑后。我沉迷于看书的快乐和愉悦，享受窃书的紧张和刺激。干这事儿，仿佛自己就象敌后武工队战斗在狼窝虎穴一般的感觉。
　　我读过的书中人物，旷日持久，滴水穿石，终于让我有了英雄意识。常常，在潜意识中我就成了故事中的英雄人物。骨子里，我期待抗争与复仇，渴望金戈铁马厮杀疆场。梦中，我常常铠胄剑戟，纵横飞驰。醒来，被子早被踹在了床底下，一身的汗。现实生活中有太多不如意的事，太多无法满足和实现的事，书本可以让我进入无边的遐想，带我去到那些美妙的未知世界。在冬日的暖阳里，阂上眼，做着白日大梦，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儿。从小，我不太爱说话，不擅说话，喜欢独自想事。成人后，喜欢安静，喜欢一个人独处，或者喜欢与某一个人谈心交流，不喜欢热闹和人多，不太合群。
　　这一孤僻性格的形成脱离不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脱离不了家庭和自身遭遇的影响。小时候，父母管教很严，不允许我在外面乱交小伙伴；他们又很忙，也没有时间陪伴我。惟一能够化解孤独寂寞的就是那台收音机或是能弄到手的图书了。参加工作后，母亲对我的评价是：犟，憨，不会做人。多少次，她痛心疾首地对我说：你不改呀，有的苦头要吃。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不再局限于看书娱乐，我开始思考，对人生逐步形成自己的看法。我的阅读范围也开始逐渐广泛，喜欢看一些诸如反法西斯内容以及奴隶制时期的影片和书籍，情有独衷的还有父亲收藏的一些政治、军事类的内部参考书籍。
　　当你关注到：数以千万计的犹太人以及非日尔曼人如牲口般被屠宰，虐待，奴役，而施暴者不仅仅只是当权者，还包括了无数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时，你的心态是否还能安然？你是否会对人生做一个重新的审视与思考？噢，这世界并非“好人”，“坏人”那么简单，善良的人性中本就隐藏着邪恶，每一个慈眉善目的人都有可能瞬间变成魔鬼。当你作为受虐者饱尝迫害，亲历与目睹过类似的骇悸，你就会相信这样的说法了。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很多的过来人不愿再回忆起那段耻辱的历史。是呀，谁愿意将自己没有希望，看不到前途，如狗般活着的经历拿出来炫耀呢？谁又肯将自己泯灭天良的灵魂拿出来展览呢？
　　特别欣赏《斯巴达克思》式的英雄人物，他不甘被人用挠钩钩住尸体，从角斗场上死狗般地拖出去。他宁愿攥紧手中的短剑与不可抗衡的强权拼命，直至英勇地死去。他是一个奴隶，活着，不如一条狗。他死得惨烈，却成了人们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英雄。
　　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处理同样的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若人人都坚持一个主张，一个脑子想事，这世界便不再精彩。我常常想起过去，以自己的经验来诠释人生的那段经历。当我回忆起那些往事的时候，我便会竭力多为自己寻觅一些快乐的东西，努力弥补曾经失去了的东西。对人生重新的审视，我发现那些经历其实让我获益匪浅，使我比一般的人要更清醒，更深刻地了解社会，认识人性，更容易把握住事物本质的东西而不被轻易地迷惑。这样，人就有了强烈的防范意识，也变得聪明智慧起来，就可以少犯一些错误，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鸟气。在困难的时候，想起那些往事，便能坦然处之；困难有什么？再困难也比绝望强多了。
　　在任何的逆境压力之下，我都不想窝窝囊囊地活着。我渴望做英雄，渴望轰轰烈烈地活着或者轰轰烈烈地死去。如今看来，我虽然没有希望当英雄了，但绝对不是狗熊，我活得还算逍遥快活。
　　苦尽甘来。我并没有刻意去修改自己的性格，我依然孤僻喜静，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去盲目相信别人。是的，我的确吃过许许多多的苦头，这便让我不得不变得更聪明一些。但，我还是我，没有根本的改变。走过了那么长的人生路，我终于趟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坐在江边的别墅内，慵懒地眺望远山峰峦以及灰色的钱塘江，往事便如江水般鳞光潋潋，泊柏涌动。我试图将自己的经历描述成一部类似保尔.柯察金那样的故事。可惜，我的人生有些混乱，思想也不那么纯正，很多的手段与方式不值得称道，文笔也极其有限，唯恐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倒人胃口，悖逆了本意，起了相反的作用。毕竟，这样的文字也许会流传下去，免得让自己的子孙后辈们笑话。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究竟是跑着奔向目标还是爬着到达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已经完成使命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我既然没有把握泡制出一部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醒世之作，能让有兴趣的读者了解－－窝窝头是如何蒸熟的，也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儿。其实，无论是钢铁还是窝头，只要对世人有所帮助，只要对得起养育、教导自己的父母、老师，便是有益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写这篇回忆的时候，就采取了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方法。毕竟，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是说书的艺人，书读的也不多，文化上只能算半个文盲。如今，我的身份充其量也就是半个商人，自己不做生意，却成天接触着与生意场上有关的事。这样的写法类似记日记，有啥写啥。我尽量让自己使用跟老朋友聊天讲事的语态来讲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人物与事件，由于要写的内容时间已经久远，在叙述的时候难免顺序上有一些混乱，我想，这应当不会妨碍有兴趣读它的朋友了解历史的真相和我个人的真实经历。
　　人的命运往往是无法选择和把握的，很少有人一生下来便荣华富贵，没有磕绊。无论是先天苦难还是后来被逼迫的，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最初的苦难过程总是与迷惘痛苦，无助绝望这样的字眼纠葛在一起的。很多人不了解这点，以为老天爷厚此薄彼，天底下就自己最不幸。于是，破罐子破摔，放弃追求，放弃抗争，浑浑噩噩随波逐流，这才是最糟糕最失败的。抚今追昔，许多的往事恍若隔日，许多的记忆骨鲠在喉，真希望曾经鄙蔑欺辱过别人的那些人们都还健康地活着，很想知道当一个他们曾经称之谓“小瘪三”的人春风得意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时，他们又会是如何的一个感受。沧桑巨变，一些强者没落了，一些聪明人消失了，曾经在他们头顶上金光灿灿的光环早已无影无踪了，他们曾经的辉煌也成了记忆中陪衬别人走向成功的道具，这的确是令人始料不及的。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倘若我的少年时代与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忧愁，平平淡淡，倍受父母宠爱，按部就班地生活；那么，我一定不可能具有现在的性格，心理承受能力也不可能那么坚强，更不可能拥有如今已经拥有的一切。掸去历史的尘埃，为的是：警示自己，昭示后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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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叛逆的情绪

　　1967年１月，凄风苦雨。从北京传来“联动”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消息，在京“联动”数日之内便被一扫而光，“联动”头目尽数被投入大狱。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全国开始取缔清剿“联动”残余，上海夜晚也实行了宵禁，大街上出现了“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上海别动队”的大幅标语，满载着军人的卡车呼啸而去，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大搜捕开始了。“上海红卫军”被认定为“联动”组织，首当其冲，被一举捣毁。
　　至此，中国第一代“老红卫兵”悲惨地结束了历史使命，顷刻间土崩瓦解。因为我们曾与“红卫军”有过瓜葛，兔死狐悲。韩金川等人乘夜秘密潜来我家传达了辅导员的指示：停止一切活动，没事不要聚集，静观其变。
　　变化是不会再有了，之后的局势更为险峻。风云突变，是非黑白逆转。革命的父母成了反革命，革命的“红卫兵”也成了反革命组织，明澈的思想愈发浑浊，让人惶惶不可终日。我后来去杭州躲了几个月。1967年１0月，中共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直到初中录取通知书寄来，我才回到上海。
　　“联动”全称：“中国*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国务院部委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该组织涉及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干部子弟，是文革第一批响应毛主席号召率先起来造反的红卫兵。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这些“老红卫兵”的父母大多成了“走资派”，干部子弟也成了“狗崽子”，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妨碍了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他们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保卫自己父母，已经公开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抗冲突了，因此必须彻底翦灭，扫清障碍。那一代老红卫兵们经此劫难，悲观失望，大多沉沦颓废，成了文革典型的政治斗争牺牲品，被利用又被抛弃。
　　我所居住的“长田新村”以及周边的“公房”楼群，是当时浦东地区规模最为庞大的住宅建筑群了，相对那些形状各异的老式瓦房和破旧不堪的简陋棚屋，那里算是一个比较高尚的居住区域了。正对我们新村的是“田渡新村”，西侧是“长航新村”。“长田新村”只有四幢三层结构的楼房，用钢丝网围起与外界隔开。这四幢房子中的两栋是“海运学院”的家属楼，其它两栋则居住着一些长航局等单位的干部职员以及部分长期在外飘泊的远洋海员。我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有三人与我同住一个大院。顾强国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了。他的父亲是黄浦区卫生局长，母亲是东宁中学的支书，他住在斜对面那栋房子的一楼。正对面二楼住着个女同学张一平，隔壁单元三楼是男生“斜头”的家，我已经记不清他的原名了。“斜”字，上海话读音“掐”，谐音“掐头”。他们俩人的父母都是我父亲学校的教师。
　　“海运学院”的两栋家属楼是后建造的，相对另两栋楼要新，附属设备也好。1962年，我们全家随父亲从南京调来上海后就一直住在那里。那套房子里铺设着漆成绛红色的木地板，每个房间里都有大壁橱，卫生间内装有浴缸和抽水马桶，配有前后阳台。每单元一梯两户，门对门。底层的人家还拥有一个大约三十来平方米，围护着钢丝网的独立院落。后来都改成了竹篱笆墙，上面爬满了藤蔓，我家就住一楼。这在当时，我们这个小区的居住条件算是相当好的了。新村内的人由于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家长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跟小区外面的野孩子玩。当然，我们院里的孩子也不愿意跟那些说话粗俗，行为野蛮的孩子们厮混。
　　紧挨着我们的“长航新村”是这一带最乱的地方了，那帮孩子全是港务局码头装卸工人和造船厂工人的子弟，满口的苏北话。文革前，他们就常常翻墙过来为非作歹，甚至还将我们新村的钢丝网围墙剪开一个大洞随意进出。围护被修好了再剪破，剪破了再修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那帮孩子还算是老实的，因为有资格戴“红卫兵”袖章，穿旧黄军装和旧呢子中山装，耀武扬威的只有我们大院里的人，他们只有羡慕和崇敬的份。取缔“联动”后，红卫兵的威信大降，紧跟着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工人阶级的地位猛然拔高，毛主席不再相信红卫兵，他们便又开始猖狂起来，根本就不把我们院的人看在眼里了。
　　清晨，天蒙蒙亮，那帮孩子聚在“长航新村”一侧的空地上举杠铃、玩哑铃，倒腾累了便跑到我们新村来偷住户的牛奶喝。说是偷，其实就是明拿，你看见了也没办法。那时的牛奶都是瓶装的，订户自己做一个小木箱子钉在自家大门外的墙壁上，防不胜防。再到后来，他们以“反对特殊化”，“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名义，在大人们的支持下索性将新村的围墙全给拆光了，楼房之间失去了屏障。于是，大家发现，寄来的信大多残缺不全，不是没了邮票，就是少了里面夹带的东西，或者干脆连信都失踪了。从此，大多的住户不再订奶，连寄信的地址也改了。
　　别看“长航新村”那些陋旧拥挤的房屋内都住着血统很正的工人，其实里面也有不少深藏不露的大人物。上海解放前夕，一些来不及逃跑的国民党军官和流氓帮会头目隐名埋姓地潜伏了下来，混迹在工人中。运动开始不久，“长航新村”紧挨着我家的那栋楼里就揪出个国民党军长来。后面那栋楼还抓到过“青红帮”的大头目。一般批斗大会就在楼前的一个大大的空地上召开，一到晚上，象开晚会似的热闹非凡。场地上竖起几根粗毛竹，接几只高音喇叭，拉条横幅，挂上汽灯，黑压压的人群围着。每到此时，“长航新村”的那帮孩子是最开心，最活跃的了，他们又有新鲜节目可看了。
　　父亲被打倒，那帮孩子是最先知道的。我独自走过“长航新村”的时候，他们蜂拥而至，向我飞扔石子。他们还常常通过我家厨房阳台上铁栅的空隙往里投扔垃圾、石块，有时还会扔进一些死猫、死老鼠进来。寂静的夜晚，会突然响起踹门砸窗声，待你去看，人早跑没影了。寡不敌众，众怒难犯，我只能忍耐着采取躲避的方法。这些事我不敢告诉父母，怕他们担惊受怕。
　　对此，我是又恨又怕，也起过血心。在没人的时候，我磨亮了菜刀，准备了铁棍，以备不时之需。他们见我怯弱，更是变本加厉，竟然在大白天呐喊着翻过我家的院墙，当面抢走我心爱的蟋蟀罐以及小鱼缸，这些都是我用来消磨时光的精神寄托了。我红了眼，却敢怒不敢言，担心累及已经受审查的父母。为此，我抹过泪，为自己的无助和无奈伤心。
　　我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着，时常怀念过去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情形，我们曾经一起乘凉讲故事，一起去郊外捉蛐蛐，一起游泳、踢球，一起上学做作业。我们院子里也曾有一大群孩子，别人也不敢轻易来招惹我们┅┅。美好的少年时代，瞬间的支离破碎，那样的日子给人的感觉便似坠入冰窖，眼前只有绝望与寒冷。一个"牛鬼蛇神"的子女，长大了也只能是一个"牛鬼蛇神"，谁敢与你为伍？谁还愿与你为友？当遭受凌辱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同情你，不会有人来帮助你，人心变得冷酷残忍，世界变得毫无希望。
　　那段时期是最难熬的，同学们之间没有来往，邻家孩子也没有来往，父母亲被隔离了，我关紧门窗，独自待在家里。我不敢到室外去生煤炉点火，那帮小子会过来一脚踹翻的。煤炉基本上都是用完了后用湿煤封上的，偶尔熄火了，便在屋子里生火，弄得乌烟瘴气，呛得人直咳嗽。我很少外出，非得出门不可的时候，先到厨房阳台上透过遮挡物缝隙确定外面没人了才匆匆离去，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即便有时父母回家，也是让我去买东西，他们不想出门受辱。
　　我习惯了一个人玩，大多的时间就伏在桌子上画画，画一些打仗的场景。有时，我还会仔细地将这些画用剃须刀在纸上雕成刻纸。或者，坐在阳台上默默地用菜刀削柴禾，做手枪和弹弓，这样一坐就是半天。尽管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极其茫然的，但潜意识让我相信：长大了，这些我想做的东西以及我想象出来的画面将不再会是木头的或者虚拟的。我骨子里不断地积蓄着叛逆的情绪，幻想着种种报复行为的实施。假如文化大革命不是那么早结束，按照我成人后的秉性，一定是会报仇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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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争暴发
　　
1969年，是个疯狂的令后人难以想象的年头。那年3月，两个有着相同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大国反目成仇，战火骤起。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双方动用了包括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飞机在内的最先进的常规武器，陈兵边境大开杀戒。
环视当时的中国版图，我们的周围已经没有了朋友，国家处在帝、修、反全面合围之中。中印战争刚结束不久，红毛阿三吃了亏随时想报复，美蒋集团“反攻大陆”贼心不死，这次又与华沙条约集团起了冲突，一时间四面楚歌，形势万分危急。回顾那场武装冲突，究竟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得透彻。但是，这一事件的暴发，却使许多无辜的生灵脱离了水深火热，避免了死亡与受难，有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战在即，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被迫转移。面临外来强权，中国人从杀戮自己人的兴奋中醒来。没有那场战争，恐怕我的父母还得在"牛棚"里多待上几年，在那场类似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能不能活下来就很难说了。没有那场战争，国内的"内战"、"内乱"将继续下去。
　　这一年的4月，为解决内忧外患，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国家最高机构重新进行了权力分配，确定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毛泽东主席亲自挑选了林彪为自己的接班人，他老人家是想借助四野的那批能征善战的大将来对付苏联。林彪上台后，即任命他的亲信嫡系邱会作为总后勤部部长，吴法宪为空军司令员，李作鹏为海军第一政委，黄永胜为总参谋长。
　　那天已近午夜，已经睡着的我被高音喇叭吵醒，以为又有什么"最高指示"要传达了，赶紧起身往学校跑。此时，大街小巷已是灯火通明，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了。为了庆祝"九大"的胜利召开，有着"光荣历史"的上海人民象吃了"摇头丸"一样，扶老携幼，倾巢而出，不知疲倦地昼夜游行，从城市的这头游到那头，再从那头游到这头。整座城市彻夜不眠，颂"九大"的歌声经久不息，响彻云霄。
　　那是一个国家领袖被神化了的时代，他说的任何一句话，写的任何一句词，都被尊为"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全中国人民都得虔诚地颂扬，啥事也不干，“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好一阵子。然后等待新的"最高指示"下来，再如此这般重复着学习庆贺，乐此不疲。谁要是态度消极，谁就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了。
　　"九大"后，各地效仿中央，纷纷重组领导班子，集中精力抓有关"千秋大业的头等大事"。紧接着，中央决定开展"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一时间，上海与全国上下一样，到处开挖防空洞、防空壕。那些星罗密布的地下工程，后来都成了滋养蚊子、老鼠的好地方。
　　10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下达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民皆兵，仓库内封存多年的"汉阳造"、"汤姆式"、"三八大盖"全被搬了出来，全国紧急动员了数百万武装基干民兵，复员退伍军人组成预备队。精壮的工人、农民、学生全部投入到紧张的军事训练中去，这是人民战争的第三梯队。国家的领袖们已经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皆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以及武装示威游行，誓死捍卫领土完整，誓与苏修血战到底。
　　城市乡村，所有的窗户玻璃上都被贴上了米字封条。城市夜间实行灯火管制，高楼大厦、山坡桥梁等制高点竖起了高射炮群。夜空中，巨大的探照灯光柱交相辉映，全国被大战前亢奋与恐惧的气氛笼罩着。于是，饱受虐待的"牛鬼蛇神"们便逐渐被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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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打了最要好的同学

　　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时，极左思潮泛滥，根据学校领导的要求，要清理阶级队伍。一天，在课堂上，当年只有二十出头的年轻班主任王玉瑶老师宣布："是"红五类"的请举手。"父母是革命干部，我迅速地举起了手，那份自豪，骄傲和得意写在脸上。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同学没有举手，他们显得灰头灰脑，尴尬地低垂着头，他们被无情地划归到"一小撮"里面去了。记得有同学举手被人喝止了，那位同学的爸爸曾经是个摆小摊的，无疑就是"小业主"了，也是靠剥削吃饭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剥削阶级！”同学们振臂怒吼着。那个年代没有同情，有的只是鄙视和嘲笑，有胆小的女生哭了，再不敢到学校里来。
　　学校与社会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阶级队伍被清清楚楚地划分开来，人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分成了三六九等：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属"黑五类子女"，是最下等的人，同样也要受到监视管制和教育改造，凡是学校里出了什么事，首先就得审查他们。后来，下等人的队伍扩大了，又增加了走资派，叛徒，特务，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等等。"黑九类"中，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这些人的政治地位等于零，他们就象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犹太人，整天缩着脖子，穿着打着补丁的旧衣裳，任人呼来唤去，随意奴役和虐待。不过，也有相当多的普通家庭选择了沉默，他们约束自己的孩子不准参加任何活动，他们成了"逍遥派"，落后分子，革命的团结对象。
　　父亲出事后，我被迫沉默，与孤独作伴，我不可能背叛自己的父母，更不可能去编造谎言陷害他们。然而，孤独的滋味是极其难受的。昔日的小伙伴们大多已对我另眼相看，许多人翻脸无情，常常会无端地对我们这一类人进行辱骂和挑衅，特别无法忍受的是女同学射过来的尖刻、幸灾乐祸的目光。
　　我也仇恨“地、富、反、坏、右”，也不屑与他们的子女为伍，只能独自待在家里面，默默地熬着屈辱与无望的时光。令我伤心的是，小学时期曾经跟我形影不离、彼此最要好的同学刘福盈也与我分道扬镳了。
　　他没有父亲，妈妈是个医生，他家住在学校斜对面的"地段医院"楼上，他家的房子是类似外国教堂般的建筑，宽大高深，门窗都是用黑色厚重的木料做的，给人一种浓厚的神秘感，他母亲不允许他带任何同学回家，惟独对我算是破例。
　　我曾经问过他：你爸呢？
　　他说：我妈说他在搞地下工作。
　　解放了，还搞什么地下工作呢？我笑了。说给其它同学听，他们也笑：什么地下工作，就是死了，埋地下了。
　　他妈妈工作很忙，刘福盈一个人在家耐不过寂寞了，便会跑来找我玩，我母亲挺喜欢这个胖乎乎的同学。回想我们断交的那件事，我一直很内疚，完全是我的错。父亲被揪斗后，我的心情极其糟糕，刘福盈对我是同情的，他依然默默地陪伴着我。
　　不久，医院也开始搞运动了，出现了针对他母亲的大字报，他便不再带我上家去玩了，我们总是在医院门口分手。那天从学校出来，他陪着我一起回家，在"地段医院"门口，他突然问我：你爸爸是反革命？
　　你爸才是反革命！我狠狠地回了一句。我们就这样吵了起来，然后挥拳相向。我打过去的那一拳用了很大的劲，砸裂了他的眉角，肿了，出血了。在相互扭打的时候，衣服也被撕破了。他打架没有我那么狠，他是哭着回家的。
　　我的脾气向来倔犟，明知理亏，却不肯主动认错，从此我们便不再来往。长大了，懂事了，参加工作了，我曾经多方打听过他，一直杳无音讯。二十多年后，小学同学胡宝根意外地联系上我，他已是一个民主党派上海市委的处级干部。他先打电话给上海海运学院，通过学校打听到了我父亲的联系方法，然后通过父亲找到了我在杭州的电话号码。据他说，刘福盈早已离开了上海，好像是去了澳大利亚或是加拿大。

乡下乖乖女

回复 楠溪茶楼 发表于 2008-04-09 07:59:32 的帖子：
八层楼都被你占了我坐哪里?你家有电梯?

呵呵，我坐十楼了
哦，我知道了太阳占位置是为什么了
他是占着位置给我们放电影看呢~
我先摆好板凳等待看他的自传~~

蓝色海域

五、我的母亲

　　绝不是耸人听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每天都有熬不过肉体和精神摧残的意志薄弱者疯掉或者自杀身亡。上吊、跳楼、卧轨、服毒、割腕的人天天都有。摆渡的时候，我多次在延安路码头看见黄浦江边的汽艇后面用绳索拴着一串串的浮尸。这个码头连接外滩与陆家咀，是浦东、浦西往来的主要通道，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这儿经过，川流不息，却很少有人驻足观看。凡是自杀的人一律被戴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大帽子，尸首臭在黄浊的江水里无人敢认领。
　　在极度恐惧的绝望中，许多人被迫出卖良心，疯狗般地对自己的亲人落井下石，与有问题的父母亲友决裂，宣布断绝关系。为了表示忠诚，他们不惜造谣诬陷，每天都有新的反戈一击的揭发材料和宣言公布出来，每天都有新的埋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被挖出来示众。愈是"狠狠地触及灵魂"，愈是无情地"斗私批修"就显得愈革命，人们习惯于将假设，猜测，道听途说，甚至幻觉作为证据揭发出来，很多人为此屈打成招。人最脆弱，最受不了的打击莫过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于是，一部分人变成了无耻的畜生，而另一部分人则绝望地选择死亡。
　　有人做我的工作，找我谈话，父亲单位来过，母亲的单位也有人来过。有段时期我去杭州外婆家避祸，他们便找到杭州来，有些人我认识，过去他们对我的父母亲毕恭毕敬的，而此时已是咸鱼翻身，情形彻底逆转了。外婆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见有人来便抹眼泪，巴巴地告诉人家：女儿、女婿都是好人。
　　外婆的证明是没有用的，虽然我已经远离了是非之地，依然是惶恐不安的，对父母的事儿心中一点点底都没有。他们找我谈，态度严肃诚恳，希望作为有觉悟、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能够看清形势，站稳立场，积极揭发父母亲的反革命罪行，争取以实际行动站到革命队伍一边来。他们告诉我：虽然出身不能选择，但阶级立场是可以选择的，革命还是反革命？就看自己的政治表现了。我一度动摇过，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整夜整夜地作恶梦，我希望和同学们在一起，希望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我受不了象老鼠一般躲在洞穴里担惊受怕的日子，受不了被社会抛弃。可是，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的父母究竟做过哪些坏事，总不能闭着眼睛胡说八道吧。
　　从小，我的家教很严，父母是吃教育饭的，工作繁忙，他们除了偶尔给我上上"政治课"外，很少有时间陪我玩耍闲聊。我们之间的交流，基本上仅限于生活与学习上必须要交代清楚的范围，而这些交流大多只在母亲和我之间进行，和父亲说话很少。
　　母亲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她的动笔欲很强。每天早晨，她在上班前便写好了纸条子，然后压在饭桌上。即使我就在她的身边。她也会写上一张，怕我忘记了。最典型的内容就是：
　　小民：今天是星期六，你爸爸晚上要回来吃饭，你放学后把煤炉打开，烧点开水，把饭烧好。菜已经买好了，你帮我洗掉，青菜的黄叶子要摘干净，鱼剖好洗净挂起来，我回来烧。桌子上的钱，你给爸爸去打半斤“桂花酒”。把地板拖一下，别忘了做作业。
　　　　　　　　　　　　　　　　　　　　　　　　　　　　　妈妈　即日
　　母亲是个细心的人，诸如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可以用什么不可以用，可能要下雨别忘了收衣裳，出门别忘记锁门，去买点什么东西等等，家里的事大多都会在纸条上交代的清清楚楚。除此，父母对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忠于领袖，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做个诚实上进的人。他们给我取的名字，便来自于"四忠于"，让我铭记在心，记一辈子。经历过特定年代的磨砺，父母已经从普通的工人、农民完完全全改造锤炼成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他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完全的机械化。这样的唠叨，常常令我烦不胜烦。这样的父母又怎么可能会是反革命呢？怎么可能背叛自己的组织和同志呢？打死我都不信。

蓦然囙首

二、挥泪走山东

　　这一年，上海造反派一统天下，全市各工矿企业、大专院校纷纷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一统天下，到处锣鼓喧天，红旗飞舞。在"革命的大好形势"下，我的父母先后从"牛棚"里被解放了出来。由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走资派"摇身一变，又变回了"革命领导干部"。
　　父亲是在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参加的工作，典型的"南下干部"，阶级成分是"下中农"。母亲则是从事城市工人运动的地下党员，阶级成分是"城市贫民"。俩人的政治历史简单清白，被打倒的原因仅仅是造反派想要夺权。
　　父亲脱下了补丁摞补丁的衣裳，重新换上藏青哔叽中山装，黑色牛皮鞋，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解放"后，看破红尘的父亲不愿被"结合"进原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更不甘与那些顺风倒的墙头草们共事。他说：这些人，战争年代一定都是甫志高似的叛徒。你有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摇头晃尾巴。没权了，就想着如何整死你，如何去邀功。这些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谁强就讨好谁。
　　于是，他向"上海市革委会"申请，与母亲一起毅然去了战事紧张的乌苏里江，在紧挨着苏联边境城市海兰泡的爱辉县江边安营扎寨，与一大批热血沸腾的上海知青武装垦荒戍边，天天与江对面的"老毛子"对峙。
　　父亲此去差点回不来了，他带领一个连的建设兵团战士在大兴安岭扑救森林大火时迷了路，三天三夜，又冻又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若不是惊动了中央，周总理亲自动用空军大范围搜寻，恐怕这一百来号饥寒交迫连路都走不动了的上海知青们将全部葬身于莽茫林海雪原。
　　那年冬天的一个黄昏，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提着个帆布旅行袋，扛着一床单薄的被褥将要离开上海，离开我所熟悉的环境，去山东投奔姑妈。当年，我应当是16岁，生不逢时，否则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山东梁山泊找宋江入伙。而那时，我只能去投奔姑妈。
　　我凄凉地离开东昌中学的学生宿舍楼时，形单影只，步履匆匆，有一种急切离去的焦躁。我在学校大门口稍稍驻足，透过教学楼黑洞洞的窗口，凝视那个曾经给我带来过欢欣和哀伤的教室。我要走了，估计此一去即便还能回转，这儿早已物是人非了。我的心便如这朦胧昏暮，一片灰暗。其实，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老师和同学们。全班只我一个人住校，我离开的时候，满地飘落的枯叶，校园内空荡荡的没有人影。
　　晚饭，是在蒋建楠家里吃的，他是一个清瘦文弱，脸上总带着微笑的同学，眼神不太好。他原是我们班的红卫兵排长，工人子弟，几个月前随家人搬到了浦西，转学了。他家就在上海北站广场旁边的一座简陋的老式二层小楼内，踩着"吱咯"作响的木制楼梯上去，他家窗前有一张吃饭的方桌，窗下便是熙熙攘攘的大街。记得蒋建楠拿出了家中最好的"虾油卤浸肉"招待我，这是过年才能吃到的好东西。
　　那是一个极其愚昧的，靠"精神原子弹"生活的年代。喊口号，读"宝书"，念"万寿无疆"，比吃饭更重要。最时尚，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饿了，"想想红军二万五"。渴了，"想想血战上甘岭"。累了，"想想铁人王进喜"。这些，都可以当饭吃。可怜，我还是个孩子，政治觉悟远未达到神仙般炉火纯青的境界，肚子里的油水严重匮乏，那顿饭自然是埋头苦干，风卷残云了。没有兴趣再去想别的。
　　那一夜，没有星星，我将独自远行，到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心情是极其复杂的。我曾想过，终有一天，我将会象当年成吉思汗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一般地杀回上海，将那些曾经祸害欺压过我们的混帐王八蛋们的脑壳一个个踩进黄浦江的淤泥里去。上海，这座让我留下爱与恨的城市，我将离开。平生第一次，我独自远行。
　　天很冷，从浦东匆匆赶来送行的有数学老师胡振华，男同学朱文方和张群勇，他们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胡老师说，还有两位女同学－－孙国珠和张明雯也想来送，大概是顾忌"男女授受不亲"，最终没能来。我有些失望，这两位女生，在我的初中时代给了我最珍贵的同情与照顾，让我在严寒中感受春风般的温馨。
　　车站广场上，我们跺着冻僵了的脚，彼此都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分别的时间到了，师生挥泪拥别。在列车汽笛的长鸣声中，彼此的友谊，铸成人生重大的记忆被永久地保留下来。爱与恨，一样的刻骨。
　　去山东的路上还算顺当。我带了只“枕头面包”，饿了就啃两口，用搪瓷茶缸接点开水喝。列车走走停停，到济南用了二十多个小时。在济南转车时，我进了家饭庄，买了碗鸡蛋汤面。那面是用大锅事先烧好的，没有热气，面是胀的，所谓鸡蛋也就是飘了些蛋花，味道不咸不淡。那面没有韧劲，不用使筷子吃，只须端起碗来喝就行。正吃着，就见有手提麻袋，衣衫褴褛的人进来。那人“呸”地一口浓痰吐人面碗里，吃面的人赶紧走开，那人竟然坐下来接着吃。我看着呕心，起身便走。那人笑着，将我的碗也挪到了自己的跟前。在上海，我还从未没见过这种事。我留意了一下，在饭店和吃食摊，都有这种人在转悠。他们将别人吃剩的窝头和残羹剩饭倒麻袋里，见有人在吃饭，便伸手讨要，人不理便动手抢，也没人管。
　　一路上，到处是成群结队，拖儿带女，操着安徽口音的淮北饥民。

＠乌鸦＠

四、老子反动儿混蛋


　　父亲是一夜之间被打倒的，一个奉上级指示领导群众运动的堂堂*干部，眨眼间就成了头戴高帽子，挂着大牌子游街示众的“土豪劣绅”了，突如其来的变化疾如闪电，让人措手不及。父亲是如何被带走的，我没有看见。我一早就赶去学校了，去参加揪斗老师的批判大会。我天生就是个革命者，我的血管内流淌着革命者的血液，我对读书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整天打打杀杀该多好，我期望过一种简单明了，爱憎分明的战斗生活。
　　那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瞧见我家楼前铺天盖地糊满了大字报和标语，心头一紧，急奔上前。当我看见父亲的名子被人打上血红的大叉叉，赫然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野心家"等十恶不赦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时，我被吓懵了。尽管揪斗"牛鬼蛇神"的场面已是司空见惯，一旦轮到自家头上还是触目惊心的。事先一点思想准备与前兆都没有，我了解自己的父亲，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可现实就摆在面前，我双腿发软，几乎要瘫倒。
　　楼前已空无一人，正是人们忙着做饭吃饭的时候。劲风抖动起大字报纸“刺啦啦”地响，那声音就象刀子在石头上刮揸。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好久没时间与父母沟通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为什么一定要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为什么一定要跟革命群众对立呢？我搞不懂。
　　家里遭了劫，一片狼籍，能放东西的地方全被翻得个底朝天，满地是纸屑和砸碎的物件，木地板被撬开，连后院种花草的泥土也被刨得千疮万孔，我们被抄了家。
　　妈妈独自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无助地抹泪，傻了一般。父亲被抓走了，天塌下来了。可以想见：父亲在汹涌的怒骂，殴打，口号声中，脖子上套着牌子，被人双手反翦，揪住头发，腰呈弓形的悲惨景况。大祸临头，那份惊恐绝望真的难以言表。从那一刻起，父母被划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我自然也就成了"反革命的狗崽子"。
　　我麻木地捋下袖章，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资格，我已经沦落为反革命的家属，我知道后果是如何严重的，我们将面临随之而来的迫害与清算。老子反动，儿子当然就是混蛋，我也跑不了。
　　人是什么？字典中解释说："能制造工具改造自然并使用语言的高等动物"。这样的译意还是比较精确的。在文明的环境里，人便是人，穿戴齐整，举止有度，有思想守规矩。在蛮荒的境地，人便成了兽，杀人放火，人吃人，无所不及。文革最大的功效便是将人还原为低等畜牲，一部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去逐杀、迫害另一部分人。我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从此往后，我都得夹着尾巴做人，缩着脖子走路。
　　那时，天下没有是非公道，连“公、检、法”都是造反派掌权。随便哪个人，看大门的，烧锅炉的，流氓地痞、小混混，愈没文化愈革命，只要敢响应号召，敢造反，斗争性强，六亲不识，都可以充当造反派的头目，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分子。若不是我的父母突然被揪，我也不知道自己同样也变得丧心病狂了。
　　一切的一切，都为了"政治需要"，而这种需要皆被冠为之"革命的需要"。既然是革命有需要，再残酷，再无耻，再恶毒，都是天经地义的，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都是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那时，凡是革命的行动，即便打死了人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无须承担任何的责任。便象希特勒当年狂想征服世界一样，原本循规蹈矩的德国人民也会变得凶残暴戾起来。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父母的好孩子会毫不留情地将另一个别人家的乖孩子的喉咙切开，胸膛刺穿。平素不敢杀鸡的，为了捍卫一种如今想来莫明其妙的主义，照样会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为了取乐，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人们会随便拽一个“牛鬼蛇神”出来，将他脸上涂脂抹粉装扮成小丑，然后带上高帽子，套上大牌子，弄个破脸盆让其自己敲打着：“我是反革命，我是坏分子，我有罪┅┅。”小孩子用石子、垃圾去砸，旁观的大人们则哈哈大笑取乐。
　　那个年代，政治观念成了迷人心智的宗教邪说，人们被迷糊得没了人性。为了保全自己，自相残杀，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夫妻、兄弟、父子、朋友、同事、战友、师生间互相揭发，举报，出卖，人人欲置别人死地而后快。不计其数的人，成了文革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十年文革，荒冢无数，残疾无数；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数不清的冤魂死不瞑目。
　　父亲一直是乐观的。运动起初我还到他所在的“上海海运学院”去玩，批判他的大字报虽然也有不少，但相对人人有份的局面，便显得微不足道了。大字报的数量是惊人的，从大学的外墙开始，一直到整个校园，几乎所有的墙壁都被糊满了。一些巨幅标语贴在大楼的建筑立面上，每个字都比真人还要大。道路、小径、食堂、礼堂、操场、草坪，所有的空间都被吊上铁丝绳索，搭起架子围上芦席，大字报就悬挂在上面，到处是大字报的海洋，到处是激奋的人群。我看过几张关于父亲的，那上面除了“顽固地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及“刘、邓路线在本院的总代表”等空洞的词句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
　　印象最深的就是揭发父亲是“个人野心家”的大字报了。父亲因为“南下”后被派在地方政府工作，没能达到留在部队上的心愿，曾经遗憾的说过：“这辈子是没有希望当将军了。”就这么句话，被批了又批。我见过一回父亲被团团围在大礼堂门前与大学生们辩论的情景，父亲微笑着站在用课桌搭起来的高台上，声音洪亮，慷慨陈词。他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有人知道这是拿破仑说过的话，马上就被驳斥为“资产阶级的卫道士。”
　　稍稍的批判与冲击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全家的情绪。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对群众的过激行为，父亲一直是理解和支持的。他很自信，父亲那时也就四十岁左右，解放前一直在革命根据地工作，16岁参加*，是个死心塌地的“布尔什维克”。他出身贫下中农，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没有犯过重大错误。加之他人缘较好，长期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奉献，常常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累得吐血。他参与组建的“上海海运学院”在短短的几年中已经初具规模，为国家的远洋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受广大院校师生的爱戴和尊敬。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打倒，也会被宣布为"牛鬼蛇神"。更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会跟地富反坏右们关押在一起。若不是经过战争年代的考验，若不是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平反昭雪，父亲早就想不开了。

许闻

回复 太阳(杭州) 发表于 2008-04-09 07:55:13 的帖子：

　　即日起，本人将以跟贴的方式长篇连载自传体故事《少年无悔》，欢迎朋友们提出指导和批评意见。这篇回忆录似的东西已经是三易其稿了，随着记忆的苏醒以及故人的重逢，每一次修改，都增加了新的内容，使历史事件更为清晰。本人文笔有限，时间无多，能够为自己留下系 ..
八层楼都被你占了我坐哪里?你家有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