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国民党最高层的中共特工
电视剧《潜伏》走红后，本书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关注，作者郭汝瑰是潜伏在国民党最高层的中共特工——一名出色的*员。
他出身名门，毕业于黄埔五期，又入陆军大学。抗日战争中，率旅参加淞沪会战，与日军反复争夺七天七夜而阵地不失，后进入国民党军队的中枢决策层，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兵团司令，防堵解放军入川。郭在宜宾通电起义，破坏了蒋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设法脱身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分崩离析的绝境。
凭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也开始对我不信任。因此，我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1948年10月以后，我一再请求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转告党。
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我说：“汝瑰同志，你的愿望，党非常赞同，但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你设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因为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就能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其作用和影响比到解放区去更大。”
于是我找顾祝同，让我出任军长。1月6日总统府第三局(军务局)的陆大同学傅亚夫向我透露，顾祝同签呈我任第十军军长，总统未批准。同天肖毅肃又告诉我：“总长签你任军长，原是总统的授意。”
我听了这自相矛盾的两个消息，我想蒋介石既疑心我，让我离开机要岗位出任军长，为何又出尔反尔，不肯批准呢?正在彷徨的时候，不料胡琏来第三厅对我说：“总统已批准你任十八军军长，望早日到职，重振十八军的军威。”
我听了不大相信，蒋介石连第十军也不肯给我，怎么能让我去他最信赖的十八军呢?
1月21日林蔚告诉我：“蒋介石已免去你十八军军长，改任七十二军军长。同时命令你承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能担任七十二军的军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至于蒋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愿深究。
委任一下达，我立即到上海告诉任廉儒，相互拍手称庆。于是我一面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小学内设立军部，先后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军余部一千多人；一面招收干部，把军部架子搭起，并且保荐刘展绪、赵德树分别担任新三十四师及二三三师师长，还委任了一些团营连长。当时，国防部各厅已移到上海，我便到第四厅和联勤总部，利用各种关系要足整整一个军的枪械车辆装备，经费十分充足。
2月4日，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后，带领参谋长许亚殷和军需王希尚，由上海乘飞机飞赴重庆。这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日子啊!这天是我受党的新委托，踏上新的征途的第一天；这天，是我从蒋家王朝心脏中杀出来，又准备狠杀回马枪的一天。想到党托付给我的重任，想到自己新的人生道路的开始，我不禁感到自己充满信心和力量。
周旋和伪装
任廉儒同志告诉我：“党中央原先决定由三野陈毅司令员指挥进军西南，董必武已把你的关系介绍给陈毅司令员了，但现在改为由二野进军西南，因此陈司令员又把你的关系介绍给刘伯承司令员了。现在二野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不久就要发起进攻了。你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哟!”
我一返回重庆，就由参谋长许亚殷介绍，到南岸弹子石警官学校驻扎。参谋长许亚殷，聪明英俊，我对他非常信任，既是我老部下，对七十二军情况又熟悉，认为他必定可以辅助我暗中进行起义。一天我借机会同他聊天，试探他的态度。我说：“国民党腐朽透顶，失尽人心，垮台无疑，我们为这样的政府殉葬，太不值得了。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是的，国民党垮台无疑，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不过*残暴异常，决不能投靠它，最好我们走第三条路线。”他很自信地说。
我原以为诱导他协助我，万想不到他提出走第三路线，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一笑不置可否。他于是进一步说：“*绝对不可依赖。余锦源在包围圈派人向*投降，还不是遭缴了械。我已把他投降情况，向国防部报告了。他不忠不义，没有骨气，实在令人瞧不起!”
我见他反共态度坚决，暗暗庆幸我幸好没有暴露，于是将计就计，以同意走第三路线来掩饰我“另找出路”的话。
从此他相信我走第三路线，我平时经常说反对国民党的话，都以走第三路线为幌子。万想不到的是我贴心的参谋长其实是军统分子，而且我一直未发现他。“螳螂捕蝉，雀乘其后”，我没有一筋斗栽到军统手里，真太侥幸了!
蒋介石召见
10月，蒋介石飞到重庆，在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召开作战会议。蒋介石决定把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3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固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我见蒋介石配备一大圈几千里的防线，又把重点放川北，暗暗好笑，但只要我的部队不移动，我一言不发。
会后不久，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到泸州，说是要召见我。因为我感觉蒋介石早已开始怀疑我了，这次电召到重庆，不知道是祸是福。看来凶多吉少，我恐怕再不能回转泸州了。哪知乘车来到重庆，才听说蒋介石并不是单独召见我，还召见了陈春霖。我们到林园，蒋经国、陶希圣早已在等候我们，随即蒋介石来了。他问我：“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你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我一一作了回答。蒋介石听后，唔、晤几声，转而又问陈春霖。随后我们交谈几句，就让我们走了。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参谋长许亚殷就是蒋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务，还配备有电台，经常与军统秘密联系。如果蒋介石要杀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不测。
当刘、邓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入贵州，蒋介石才判明解放军主攻方向。惊慌失措的蒋介石，也顾不得对我的怀疑了，为了让我为他卖命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遂叫国防部电令我任二十二兵团司令，阻止解放军渡江。
宜宾起义
解放军一天一天地接近四川边境，我加紧了起义的布置工作，驻防内江一带的新三十四师奉蒋介石的命令推进到泸州以南江门一带。师长柏恒早知道我有起义的意图，路过泸州时告诉我说，一00团团长许汉洲是特务，必须想法把他除掉。这时部队已经行进，我急忙赶到蓝田坝对岸江边，以清点队伍为名，恰好许部当时缺少士兵100多名，又丢失了几条枪，于是我下令把许扣押起来，另派我的参谋处第四科科长文涛继任。
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成都挺进。国民党溃军沿成渝公路退却，车辆在椑木镇轮渡，三天三夜都走不通。于是许多车辆、部队，涌上遂宁通成都的公路，乱七八糟退往成都。
12月2日，我以电话叫柏恒向宜宾撤退。
12月3日清晨解放军由泸州下游乒罗汉场打电话绐我，“准备好派人接洽起义!”
8日部队都到达了宜宾，于是9日上午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我说：“解放军已攻入四川，政府军已完全垮了，这个仗无论如何失败定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看有什么意见，形势这样紧张，有人说‘仗打不得了’，究竟打不打，大家尽管说，这是关系我军几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总要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步调一致，怎么样?大家说吧!”
赵德树首先站起来说：“打不得了，一打，我们全完了，干脆和了吧!”
我听到这里心中大喜，认为他说“仗打不得了”是真的，我日前暗示过他：“到形势险恶时，我们的态度要灰色起来。”他已完全理解。不料他话题一转说：“司令!你地位那么高，你出来讲和划不来，*以后也不会信任你。现在部队都是我的，不如由我来和好了。你走，我派我的特务营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轮换抬你，昼夜兼程，三天就可到新津，再乘飞机飞台湾。
他的话说完，大家都惊了。这不仅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赶我走。我当然也感觉意外，不过我毫不惊慌。我说：“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只有起义。不管起义也罢，打也罢，还是由我来指挥，我决不能在这生死关头，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
“还是军长高明，知道起义，我们起义!”赵德树顺风转舵，会场紧张空气，比较缓和了，六九七团团长张纬接着发言，他说：“仗打不得了，我主张起义!”
话犹未了，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抢着发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不打了?比如一个女人，男人死都没死，就又想嫁人，说不过去嘛。”
他这一骂，会场气氛又十分紧张。于是我说：“这个问题很大，时机也还不那么紧迫，还来得及深思熟虑，大家下去深刻考虑一下，我们再作决定。散会!”
会后我回到军部，我想：在形势逼迫下，何去何从，从士兵到将官都在选择与衡量，除少数死硬派外，不会至死不悟。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今天未表态，而这个团现正担任宜宾城城防，关系驻城内人员的安危甚大。因此，廖觉雄就成了起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时高级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正在我办公室，他们认为须动员赵德树去做廖觉雄的工作。我于是叫他们两人前往，他们两人在途中碰见赵德树已说服了廖觉雄一同到军部来，4人一起来到我办公室，廖举手敬礼后说，“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
我于是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了的信，交给徐孔嘉，叫他以参谋长的身份，尽快迎上前去找解放军。我的信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已和董老有联系，现在已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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