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重庆访民林永良曾被关押在这里。
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内景。
北京四环附近，一处“黑监狱”。
6月，通州郊区，戴月权和另一名被安元鼎关押过的重庆访民找到了一处“黑监狱”。
解放网9月24日报道 安元鼎与地方政府如何签约押人？它怎么外包驻京办的维稳职能？“黑监狱”是什么样子？这是市场化还是公权私化？
上杭县公安局在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来自政府的合同
上杭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全国23个苏区县之一，曾经的革命老区，但在外面，它甚至没有其境内的一家公司——— 紫金矿业名声响亮，在今年的污染事件中，
紫金矿业的传播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0年5月18日，福建上杭县公安局网站上挂出一条工作动态：
3月29日，旧县乡迳美村18名外嫁女分两批次出发到北京上访，要求解决紫金原始股分配等事项。4月2日晚，5名上访人员在天安门地区被公安民警盘查得知上访后被送到北京市马家楼接济中心。4月3日下午，另13名上访人员也在天安门地区被北京警方盘查，其中11名上访人员随后也被送往马家楼接济中心。4月3日晚12时，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与旧县乡政府派出的工作组签订协议后将16名上访人员强制遣返护送回上杭，于4月5日中午抵达我县。
……
4月5日16名上访人员被遣返到达上杭后，上杭县公安局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决定对第二次前往北京天安门地区，被送往马家楼接济中心遣返的林某勤、翁某金、黄某、林某秀等4人各处治安拘留七日，钟某芳、林某凤、林某英等3人各处以治安拘留八日。
……
这份有些“表功”意味的工作动态，透露了隐蔽的事实：安元鼎公司与地方政府存在押送访民的业务往来。
尽管安元鼎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上，标明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行事，但它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第564号令———201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服务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保安员不得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以及扣押、没收他人证件、财物；不得阻碍依法执行公务；不得有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纷等行为。
连夜奔袭36小时把人带回上杭
在上杭县旧县乡政府，没人会对这种违法违规的事情感到讶异。该乡负责迳美村工作的何姓官员称：“外嫁女们到北京非法上访，会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把她们押送回来，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①
旧县乡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的是30多名“外嫁女”，她们因为出嫁，而被剥夺了“紫金原始股分配权”。两会前，在逐级信访无果后，她们决定进京寻求上访。前脚刚到，由县信访局长和乡政府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带队的工作组也尾随而至。
她们是第一次进京，有一部分人遭遇警察盘查被送到救济中心，通知驻京办来认领；林丽萍带着5岁的女儿以及另外一部分“外嫁女”住在陶然亭公园附近的鹤乡宾馆。晚上，上杭县工作组前来拜访，要求她们回去，遭到拒绝。
20多分钟后，“外嫁女”们正准备睡觉，有人在敲门。
林丽萍问：是谁？
对方回答：查房。
开门进来后，四个穿特警制服的安元鼎“特勤”说：身份证拿来。
接着又说：手机拿来。
一一收缴之后，指着外面说：收拾东西，跟我们走。
林丽萍问：你们是谁？
“无可奉告。”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里？”
“无可奉告。”
每个外嫁女都由两名男特勤押送到门外的安元鼎护送车上，上车后，特勤们拿着金属探测器在这些女人身上照来照去。
林丽萍忍无可忍，问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无可奉告”，特勤们神情严肃地回答。②
安元鼎的护送车连夜奔袭，开了36小时后，到达福建上杭县。
两个月后第二批前往北京上访的外嫁女们，完全是第一批遭遇的克隆版，上杭县政府与安元鼎公司联手，将这群“安全隐患”押送回来。只不过，这一次，是被直接送到了拘留所。
29岁的林新凤等7人被拘留了8天，理由是：2月份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教育批评后，4月份再次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查获送往接济管理服务中心劝返。
出来后，林新凤质问乡政府，拘留有何依据？问题没解决，下次还是要上访。
对方恐吓说：“下次再敢上访，直接把你们送去劳教。”
上杭县公安局亦对这两次“维稳”行动表示满意，其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但不菲的费用，落到了乡政府头上。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刘家辉否认了自己参与此事，他表示，具体数目多少，自己也不清楚。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首先，你需要找几个驻京办领导”
事实上，安元鼎并不是首都唯一关押、押送访民的公司。市场已经形成，并且利润之丰厚，谁都看得见。2009年11月25日，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载文指出，一份权威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
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安元鼎公司所辖的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有无在所列73处之中尚不可知。
7月，在北京建外SO H O一家咖啡馆，坐在南都记者对面的安元鼎公司某特保队长就如何开办一家像安元鼎一样的公司时说：“首先，你需要找几个好的驻京办领导，跟接济中心做好沟通。有非法上访的，跟当地政府联系，问他们需不需要押送……”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对吧？但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介入这个行业，你还需具备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在见过那位雄心勃勃的特保队长之后第二天，59岁的重庆铜梁男子林永良带我们去找寻一年前，被关押过的“黑监狱”。
去年8月，他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上访完之后，被4名驻京办工作人员带到车上。在逼仄的车厢内，遭到了4名男子拳头和鞋跟劈头盖脸的毒打，打掉了三颗牙，其中两颗掉在车内，当他疾呼救命时，第三颗也掉下来了，他顺手接住藏到衣兜里，作为证据保留。
最后，那个名叫周勇的工作人员指着他说，“你不是要去告吗？这次看你又到哪里去告？”
车子开进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时，林永良口、鼻和眼睛都在流血，连“黑监狱”的看守都看不下去，说道：“驻京办太不像话了，怎么这样凶恶。”他需要向公司报告这件事，以防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林永良在这里呆了5天，因为有访民举报，引起媒体前来曝光，“黑监狱”的负责人赶紧将访民们转移到其它地方。之后林永良被遣送回重庆。
2009年3月起至8月之间，他先后被包括安元鼎公司在内的两所“黑监狱”关押了三次，合计17天。
“黑监狱”多次被查
因为地址记得比较牢靠，林永良很快便找到了这所位于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这其实是一家农家四合院，临街门面被浙江一家消防器材公司租赁，老板娘还记得这里曾关押过访民，看着确实可怜，但毕竟是做生意的人，也没有过多去管闲事。
“黑监狱”设在四合院里，用围墙隔绝起来，两层小楼，上下两间大厅，各有5间房子。已经人去楼空，一楼大厅里竖着一面衣帽镜，写着“北京保安”四个字。屋内所有窗户都被木板钉上，并用棉被堵住，黝黑一片，封闭的空间内，空气混浊，散发着霉味。地上散落着访民们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衣服，和方便面袋。二楼一间房间的窗台上，有两张纸屑，分别写着访民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因为撤得突然，一楼铁门上，还挂着一顶黑色的保安帽，帽檐上别着国徽。
在向住在“黑监狱”的后面的居民打听房东情况时，林永良认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正是他被关押时，“黑监狱”的负责人袁主任。
袁主任实际上是一名保安队长，他在为“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工作”。他承认这个大院是去年刚租赁下来，租了五年，“用来做公司保安基地，就是全国各地上访的……说违法也违法，说不违法也不违法。”三个月前，保安基地停掉了，因为被人举报，公司决定不做这项业务了。
跟安元鼎一样，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也隶属于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但势力明显弱于前者，袁队长说，自从被举报后，保安基地便散了，业务停了，他也离开了公司，现在在一家小区当保安。
同样的事，安元鼎也遭遇过，去年10月份，安元鼎曾租赁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村南的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中的院落关押访民，最多时，这里曾关押了200-300多人。也因为被人举报，媒体闻讯赶来，便搬走了。
对安元鼎公司的控诉，网上不计其数，63岁的湖南澧县人毛元泽先后向小红门派出所以及朝阳区公安分局举报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一事，但至今没任何答复。
也有竞争，但基本被安元鼎垄断
曾给张军开车的一名司机说，“干这行在北京就是靠关系靠钱。”就在上周，他还给张军开车，接送公安局内保局一名处长吃饭。
“现在，也有其他公司在竞争，但是都被我们公司垄断了。”他说。
对于访民们的报警，这位安元鼎的司机表示，即便警察当时去过问，最后也会不了了之。
有多少地方政府如上杭县旧县乡那样与安元鼎签订了业务合同，由于这些难以见光而无从得知，但庞大的地方政府的“市场需求”导致安元鼎之类的保安公司业务成为稀缺，众多证据表明安元鼎的业务触角早已伸向全国各地。安元鼎一名特勤跟记者见面时说：“昨天上午，鄂尔多斯的一个公安局长，还有个集团的办公室主任请吃饭。他们也是为了上访这一块，所以请我们吃饭，昨天两个业务员经理开车去的，说下一步，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给他们搞定送到当地。”
2009年11月25日的《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各地政府驻京工作组采取三种方式安置分流上访人员：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由驻京工作组照顾和看护；二是雇用专业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三是直接雇用社会闲散人员，由他们提供地点和看护。这些临时劝返分流场所，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和殴打。
“撤掉了驻京办，撤不掉驻京办的需求。……可能不叫驻京办了，叫做保安公司，用来维稳。”7月20日，按照规定，146家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和436家县级政府驻京办应在这个时限前全部撤销，但在《驻京资讯》社长李罡看来，这并不妨碍安元鼎们做大生意。
驻京办撤了，公权外包
大限日过后几天，北京市北辰绿色家园，《驻京资讯》社社长李罡坐在电脑前，盯着桌上刚打印出来的网站结构大样，为即将上线的邸讯网做准备。
隔壁会议室嘈杂的声音传来，李罡说，“里面是几个县驻京办的领导，约他们来商量网站的运作。”大限之后，这些官员，都是影子人，该做的事还在做。
李罡观察到，县级驻京办的撤销，使得用来维稳的保安公司浮出水面，被市场化。“我目前了解到，很多城里的接待服务站都是企业行为。我给你接个人，给你劝返，帮你送回去。你给我钱。”
鉴于《驻京资讯》社掌握数目巨多的驻京办信息，一些保安公司找到李罡，寻求合作，或者让介绍业务。就在一小时前，有人找李罡建议说，“开发一套维稳软件，各地方的负面信息只要在网上有苗头，我全部给你监控出来……”
“县级驻京办是各地维稳第一线，被撤销后，保安公司趁机介入，这种做法，等于将公权外包了。”
在北京，围绕上访人员的吃、住、行、“抓人”、“看守”、遣送等，明里暗里已形成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越来越多的安元鼎们进入这条产业链中，瓜分利润。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看来，这类私人公司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公权性，让人震惊。张同时也是一位宪法学者、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显然是起很严重的违法事件。这个现象首先是公权私化，把公权外包给私人，公权力本身要遵循的原则被侵犯，还有就是，这些公司聘用了很多社会的闲散人员，从这个意义可以把它定义为“黑社会”，现在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变成了合法的公权力组织，这就是私权利的正当化或者合法化。”
张千帆认为：“这个口子一开，各地都纷纷效仿的话，后果很难想象。最主要的后果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它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一定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现象；还有就是黑白的勾结，现在已经分不清了，以后就越来越分不清，私人就变成了公权力的一部分，公权力可以把权力委托给私人行使，会造成中国公权力机构的黑社会化，黑社会变成合法正当化。”
“黑监狱”的衍生
安元鼎第一次进入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徐平(化名)视线，是在2008年左右，当时“黑监狱”的发展已经规模化了。当时在聚源宾馆、金宛宾馆，以及丰台各地的“黑监狱”，关押着不同省份的人。
徐平说，在2003年前，访民们绝大多数是关押在收容遣送站。收容遣送站有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第二类也是最大量的，是随机抓的农民工；第三类则是上访人员。
“他们被归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叫做病号区。我一开始也不懂什么意思，后来他们说，头脑有病。老上访户经常被关押在疏散遣送站或精神病医院。他们可以靠这个挣钱，从而形成大大的产业、市场。”
据徐平的调查，2003年之后，开始有了截访这一说，规模化地，大量地出现截访者。有了截访的规模化的出现，实际上黑监狱已经开始萌发了。因为截访不一定马上就能接回去，接到人之后不能立即带走，他可能就临时把上访者放在驻京办，或者临时租一个房间。这个时候，其实所谓的“黑监狱”就出现了。
到2006、2007年，上访更多了，截访也变得规模化，某种意义上它有些程式化的东西，有一整套(流程)：比如说怎么撤销上访登记的单子，怎么样接人……
6月份，新华社报道，内蒙古政法委书记任邢云称今年以来内蒙古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已抽调315名厅级干部和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层，集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层层签订了维稳、综治、信访工作责任书，公务员维稳工作在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到16.7%。
宪法学者：安元鼎式维稳踢开法制
在张千帆教授看来，“安元鼎们”的出现，是各地政府维稳的衍生品。“政府肯定是自己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维稳，于是通过雇用一批私人，这批人其实也是公民，利用他们去对付另一群公民。”
“这种方式维稳，是非常危险的，把法制踢在一边不管，结果将是越维越不稳。首先是你没有解决问题，这些人被押回去了，就罢休了么？问题没有解决会继续上访。造成上访的很多制度性、根源性的问题没解决，所以要继续上访，这样就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上访军。越来越多的人跑到省会、北京来上访，又把他们押回去，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政府力量不够用，动用私人，不顾法律，这个过程中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和侵害私人的事件。所以它是越维越不稳的直接体现，也对它有着推波助澜的效果。”
张千帆教授说，“任何机构，包括驻京办在内，都无权授权私人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当年‘孙志刚事件’过了之后，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重要的理由就是它违反《立法法》，因为收容遣送根本没有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立法依据，就是国务院的条例，所以废除了。如今这个东西，连国务院的条例都没有，更不用说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授权。”
“根据《立法法》，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中国必须通过公权力机构，不能通过私人机构。比如现在争论很多的，拆迁动用地方涉黑组织，造成很大问题。黑和白的根本区别就是通过私人去执行公权力没有程序上的法律保障。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剥夺公民财产权必须要通过法律和公权力，因为法律给公权力机构设立了一系列的程序上的保障。所有这些东西一旦委托给私人机构，就不存在了，这就会造成大量侵犯基本权利的事件。”
在这位法学教授、宪法学者的声音之外，更多的现实是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没有身份的公民———广西合浦县前女民警张耀春目前正在各地东躲西藏地过日子，鉴于一再上访，且被安元鼎关押、遣送多次，当地公安局已经释放出来信息：即将对她劳教。
上杭县的外嫁女们从拘留所出来后，捏着政法机关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愤慨不已。即便被警告再次上访，直接的后果便是劳教，她们仍表示正在为下一次的上访做准备，“要抗争，问题解决之前，上访到底。”
对于身在无锡的谢其明来说，他在等一个答复：两个月前，一个据称是北京市公安局保安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核实了他在举报信中列举安元鼎罪行的细节，此后便杳无音信。
注释：
①：对旧县乡人大秘书的电话访谈。
②：对林丽萍的访谈。
(本文来源：解放网 作者：龙志 杨艺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