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往北吹

2007年8月6日，一颗"炸弹"在传媒界爆炸。
《新生代调查》记者谢文轩发至北京兰州 特约摄影刘文敏

  原《中华新闻报》"传媒观察"副主编罗竖一在个人博客上写下了一篇《中国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的文章，文章首次披露了7年前原《甘肃青年报》记者何红因稿件触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迫于种种压力之下向黑社会"下跪"一事。文章发出后立即引起震动，各大网站论坛纷纷转贴讨论。
  但在整个过程中，事件的主人公原《甘肃青年报》记者何红并未被提及，网络讨论也一直是在将信将疑中。于是，本刊记者于8月29日联系到了罗竖一和当事记者何红，北上北京和兰州进行采访，试图还原这一"下跪事件"的全部真相。
  
  溯源：时间回到2000年11月，初冬的兰州并不见寒，而整个兰州却笼罩在阴郁的氛围中。这个时期兰州黑社会势力异常猖獗，社会事件亦是高发期。
   一篇报道的开端，一个危险的开始
   何红是个20出头的女孩子，当时正供职《甘肃青年报》，做政法部见习记者。由于所在部门的特殊性，她时常会接到一些政法方面的投诉案例，对于初出茅庐的何红来说，这一切显得新鲜而具挑战性。
   2000年10月的一天，何红接到了一起刑事案件的投诉。一位名叫段生魁的老人捧着厚厚一摞材料到报社找到何红，声泪俱下地向何红讲述了儿子的不幸。段生魁告诉何红，兰州市城关区法院摄于某些方面的压力，给他儿子所判的"过失重伤罪"是错误的，他们的辩护律师也是那样认为的。老人的投诉引起了何红的关注，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展开详细的调查，并于2000年11月1日在《甘肃青年报》刊发了《火气太大起祸端》的报道。
   而何红的祸端也就此开始，危险一步一步逼近。
   稿件见报后当天上午9时左右，大约60多个不明身份者闯进了甘肃青年报社，将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伙人叫嚣着把写稿子的记者何红交出来，如果不交人，报社就给他们赔偿56万元损失。
   当时，在兰州黑社会势力冲击报社电台，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而这次的架势，其汹汹来势，还是令《甘肃青年报》惊慌失措。在这伙人冲进报社后，报社一干领导大多迅速逃离躲避，只剩下一位分管经营的总编及部分记者、编辑。警察接到报警后来到现场，只和对方打了一个招呼后就迅速离去。和这伙人的谈判也随之陷入僵局，60多人将报社围攻近5个小时。
   在后来的连续几天，那帮人继续跑到报社要人。为了息事宁人，报社编委会决定，对外宣称开除何红，然后组织新闻部开会，让何红继续工作，但要改用笔名。
   让当事记者下跪道歉！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那伙人依然不依不饶，时不时地跑到报社闹事，并声称如果事情再得不到解决就要将《甘肃青年报》夷为平地。期间报社有人提出报警，但鉴于当时的大环境，有人提议不如找一个黑帮老大去谈判，把麻烦降到最低点，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后经记者证实，提出和解的人为原《甘肃青年报》记者李鹏，现在供职于甘肃经济日报社。
   报社领导采纳了意见，并命时为《甘肃青年报》副总编的张泽刚具体落实此事。
   最后通过黑道中人衔接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让当事记者下跪道歉！
   2000年11月28日，在张泽刚的带领下，何红来到位于兰州市中心广场的一家酒店包房。何红背负着屈辱向黑老大曲下双膝。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何红依然止不住悲伤，几度失声痛哭："在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在张副总编不断的示意下，我的精神支柱瞬间崩塌，我违心地走到黑帮老大面前，声音低得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向黑帮老大道完歉后，我无力地蹲在地上，泪水喷涌而出……"
   下跪之后，这伙人仍然不肯罢休。在经过调解商议后，《甘肃青年报》于12月4日在同样的版位刊发了一篇与何红首发文章的事实相反的报道：《法律自会还公道》，记者姓名使用了"海涛"的匿名。这位名为"海涛"的人正是何红同一部门的同事王建定。
   黑势力对报社的骚扰终告一段落，而对何红的威胁却始终没有停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何红告诉记者，从事情发生的2000年11月到2003年，她被当地黑势力威胁恐吓多达20多次，租住的房间被砸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何红说，当时也许是因为年少气盛，意识不到危险的程度，对那些恐吓也没有当一回事，更没有想过要离开兰州。
   而当时，公安部对兰州猖獗的黑恶势力的打击正进行得如火如荼。2001年年底，《甘肃青年报》由于经营等原因宣布停刊。
   从2001年年初开始，根据公安部批示，甘肃省公安厅、兰州市公安局就开始对兰州黑恶势力进行打击，一举铲灭了兰州市李捷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一些遭到打击的黑恶残余势力依然苟延残喘，在当地暗渡陈仓，做着非法勾当。威胁何红的那伙人，似乎根本没有被吓倒，其猖狂的架势令人惊异。

[ 本帖最后由 风往北吹 于 2007-10-17 16:27 编辑 ]

风往北吹

7年了，你必须把它说出来
     2002年8月，一场意外车祸差点要了何红的命，也让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很多朋友劝她为了自身安全离开兰州，但处于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何红依然倔强地坚持着。
     2006年初，何红辗转租住在兰州市安宁开发区，这时，黑势力的残余仍然不放过他，又纠结安宁开发区的黑头子，再次找到何红的住处进行疯狂报复，将能用的家具电器全部砸烂。
     到2006年年底，当地黑势力悬赏56万取何红人头，何红迫于形势不得不离开兰州前往北京，在北京一中央级媒体做经济部记者。关于"下跪"的事也随着何红的离开而深埋人心。"离开兰州的时候，我就暗暗告诉自己，要将下跪的事情深埋在心，永远都不要提起。"
     2007年的7月，一场相遇却将何红的计划完全打乱。何红在北京与老乡、原《中华新闻报》"传媒观察"副主编罗竖一相识。在一次谈话中，何红无意中透露此事，一向嫉恶如仇的罗竖一被此事撞得心急火燎。在罗的多次鼓励下，何红终于同意对外说出"下跪"一事，并委托罗全权代理。于是，8月6日才有了罗博客上的《中国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一文。罗竖一的民间维权之路也就此拉开序幕。
     为了证实此事的真实性，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在京的罗竖一。在交谈中记者发现，罗谈得最多的就是"维权"。"记者天天在帮扶弱困，而记者的权益却难以保障，这是中国新闻体制的畸形产物。"罗透露说，选择把"下跪"说出来，正是出于想引起相关部门关注，从而推动完善保障体制的考虑。而何红表示，在当下，中国有太多的记者权益受到侵害，自己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而已。
   
愿意说的和不愿意说的
    9月4日记者前往兰州，对何红以前的同事以及知情者进行采访。无疑，带领何红道歉的张泽刚成为印证此事的关键。2007年9月4日，记者在兰州通过关系试图联系张泽刚，但都因种种原因无果而终。
    几经周折，记者通过一朋友获悉张泽刚现供职于《兰州晚报》并身居要职。2007年9月5日记者前往《兰州晚报》，在张的办公室见到了他。得知记者来意，张开始一口否决发生过此事，在记者进一步追问下，最后承认发生过此事，而他只是临危受命，在社长的授意下处理这件事情。
     而"下跪道歉"的始作俑者李鹏，以事务繁忙为由多次拒绝了记者采访。最后，在记者即将离开兰州的9月6日，李终于同意在电话里谈谈。提起当年往事，李鹏禁不住感叹，并称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身不由己，对当事人何红一直身怀愧疚。
     现供职于《女性心理与健康》杂志社的张亮明，当年也和何红一样同为《甘肃青年报》政法部记者，对于"下跪一事"的记忆还历历在目。"60多个人把整个报社团团围住，那架势和港片里的黑社会没有区别，他们张牙舞爪的样子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心惊胆战。"
     但是更多的人，原《甘肃青年报》何红的同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当记者联系到这些知情者时，他们都以"事情过去这么多年，还提它做什么呢"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女性心理与健康》的张亮明告诉记者说，这些人大多都还在兰州媒体圈，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那帮来闹事的人至今还有在兰州黑道上混的，他们有很多顾虑也是正常的。
     在网络的大量转载谈论下，2007年9月4日某论坛"传媒江湖"率先就"中国女记者下跪黑社会"事件进行了在线访谈，当事人何红、罗竖一、中国独立调查人石野参加了讨论。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论中，网友们纷纷表达对何红的同情，并急切呼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证记者权益。
     截至记者发稿时，何、罗两人多次接到威胁恐吓电话，声称要花560万买想揭底人的人头。记者考虑到当事人的安全，曾征询意见是否发稿，最终两人决定，稿件一定要发，自己多加小心就是！

风往北吹

跪了，但还是要站着生活——下跪记者何红口述实录
本刊记者谢文轩发至北京摄影/刘文敏
      在决定把一切说出来之前，何红一直认为自己会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一辈子都不会去揭这块疼痛无比的伤疤。虽然在每次通过报道得知其他媒体记者遭遇伤害时，她会禁不住地回想当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白天却若无其事地照常工作生活。

整整6年时间，何红都在这样痛苦地煎熬着。
      2007年9月2日，北京。坐在记者面前的何红显得憔悴不堪。原定在其住处采访的，但后来因所寄居的地下室实在太小，改在潘家园附近的一个公园内进行。说起当年的事件，她数次言语哽咽，身体痉挛。

"不把人交出来，就把你们报社夷为平地！
      事情过去七八年时间，但每每想起，我的心就依然如刀搅一样难受。那一幕幕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清晰而令人惧怕。
      2000年10月，我接到一个刑事案件的投诉，案件当事人段德茂的父亲段生魁提着厚厚的投诉材料来到报社。正巧当时我值班，于是接下了这个投诉。在接到投诉之后，我随即展开采访，核实事件真相，此后在2000年11月1日刊发了《火气太大起祸端》的报道。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那篇报道没有任何偏袒。谁知此稿发出后当天上午9时左右，大约60多个不明身份者闯进了甘肃青年报社，将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叫嚣着把我交出来，如果不交人，报社就给他们赔偿56万元损失，如果报社不赔钱就悬赏捉拿我，抓住后砍断写字的双手，砸断跑新闻的两条腿。
      他们不容总编说话，手中的铁棒就已经砸了过去，总编的额头被砸得鲜血直流。看到如此架势，在场所有的人都吓坏了。一些主要负责人在此时已经溜之大吉。报社仅剩下一名总编和一些编辑记者。
      当时，我正巧回到报社，有同事看我走进来，暗示我快点儿离开。可我一时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理解同事的意思，照旧走进了总编办公室。
      我进去时，看见为首的那个人捏着拐杖还在叫骂着，就大胆上前相劝：有什么事好说，不要发那么大火。当我手扶为首的那人的胳膊时，感到他胳膊里有一个硬梆梆的东西。心想这人可能是假臂，于是，劝他坐下说，没想到我扶他坐下时，无意中碰到他的腿，还是硬梆梆的，我猛然间意识到，这个人身上带着凶器。正在此时，那人把手里的拐杖一拔，抽出一把利剑，直指总编，再次吼道："再不把人交出来就把你们的报社给夷为平地！"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此期间有人报了警，但警察来之后发现双方都认识，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警察丢下一句"你们自己处理吧"就离开了。这更助长了这帮人的气焰。
      这时，一个胆大的男同事走过来拉着我的胳膊说："外面有你的长途电话，我找你半天了!"强行将我拉了出去。出来后，那个男同事才告诉了我真相。原来这伙人正是冲着我来的。《火气太大起祸端》文中的胡勇庆正是该为首者胡三海的女儿，胡三海声称文章诋毁了其女儿的形象，并偏向段方，要求讨回公道。男同事说完就把我连推带拽地带离了报社。

"你不同意下跪道歉，就是将整个报社推向绝路。"
       后来连着几天，那些人都跑到报社要人。报社为了息事宁人，通过编委会决定，外部宣称开除我，内部留用，只是需要改用笔名。报社公告栏上很快贴出了开除我的通知。
      然而，那帮人还是不肯放过我，不时地到报社来闹事。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他们天天来闹，报警警察又不管，还不如找一个黑帮老大去谈判，把麻烦降到最低点，大事化小，息事宁人。没想到报社还真的采纳了这个想法。找了个道上的人去谈条件，谈判结果是对方要求我下跪道歉。
      当报社副总编张则刚把这个谈判结果告诉我时，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为了维护报社的安全我可以道歉，但下跪绝不可能。而张泽刚则强硬地跟我说："如果你不同意下跪道歉，你就是将整个报社推向绝路。这伙连警察都惹不起的家伙说得出做得出，假如他们将报社夷为平地，那么这么多人都得统统完蛋。"话说到这份上，我已经哑口无言，对于领导的失望让我痛心疾首。
      2000年11月8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在张副总编的带领下，我们去了此前预订的兰州市中心广场东口"元祥大酒店"的一间客房。推开房门见到胡三海和手下已经等在那里。胡三海手一挥，手下的小卒都悄悄退下，顿时房间显得很安静，静得连手表的滴答声都听得见。胡三海手拄拐杖，翘起二郎腿，傲慢地等我下跪道歉，在进入房间有足足5分钟，我都僵持着不肯道歉，但在张副总编不停的示意下，我违心地走到黑帮老大面前，声音低得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
      然而，对方对我的道歉仍不满意，再次向报社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要求报社按照他们的意思重写原报道。无奈之下报社领导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没几天，一个姓王（化名海涛）的记者就写出一篇《法律自会还公道》的报道刊登在报纸显眼的位置。而此事报社已经无法顾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形象了。

"拿好手中的笔，不要低头。"
       为了不让父母家人担心，我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但很想找个人说话，出出主意。这时，我想起了义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钟文农），于是就轻描淡写地向她们夫妇叙述了自己做新闻报道惹了麻烦，报社让改用笔名的事情。夫妻俩除了安慰我之外，劝我多加小心。并给我起了笔名央金卓玛。他们鼓励我说做的没错，从此，我在《甘肃青年报》以卓玛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
      义父张伟民是位老少数民族干部，他抚摸着我的肩膀说，只要你做的事情是维护正义的，我们支持你，拿好手中的笔，不要低头。用自己的良知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不要在社会上留下骂名。
      当天离开义母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望着眼前的一幕，我目瞪口呆，自己的房门大开，屋内一片狼藉。电视机，洗衣机，录象机都被砸烂了，所有的日常用品都扔在地上。看到此景，我意识到自己被那帮人跟踪了。房东也因怕事跑来告诉我，不让我继续住下去了，让我尽快另租房子。
      我虽然报了警，但就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人理会我。很快，我意识到自己可能随时发生危险，想到年迈父母，顿时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为了不给父母带来危险，我只能强忍着对父母的思念，尽量不回家看望二老，避免有人跟踪到父母的住处，给老人带来麻烦。
      但是，后来迫于无奈，我还是回到了父母那里。那天下着瓢泼大雨，这更增添了心情的郁闷和烦躁。但是不知情的父母却一个劲儿地责怪我工作的不稳定，更责怪我放弃国企的工作，越说越生气，后来干脆把我赶出了家门。冒着瓢泼大雨，我不知该去哪里，只好去了报社，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睡了一夜。
      不久，我又重新在兰州的市区里租了房子，这时，我不时地遭到跟踪和电话恐吓，作为一个女孩子多少有些害怕。但是男友对此毫不知情，也不知道在我身边会有危险。当时，由于患病，我一个星期没有上班，估计是跟踪的人找不到我，就跟踪我男友。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在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细听声音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男友，当我把门打开的瞬间，一下子惊呆了，只见男友浑身都被血遮盖住了，整个脸被血流糊住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打他的人让他带话给我，说只要我活着就别想好过，包括我身边的人，话没说完，他一下扑到我身上晕过去了。面对男友的伤痛，我深感内疚和难过。是我惹了那些黑恶势力，但却牵连了他。
      为了不再让男友跟着自己受委屈，我找了无数的理由提出分手，男友死活不肯，但我心意已定，执意断绝和男友的来往。后来，男友无奈走了，去了很远的地方……

"我们记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
      不久的一天早晨，我骑着自行车上班，当车行到兰州市雁滩公园附近时，突然发现一辆货车紧跟在我身后，我立即骑车拐进了自行车道，但没有想到的是那辆货车也随之拐了进来。我加快速度，货车也轰开油门，在自行车道的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都纷纷躲开，我也试图往路边靠近，但是货车在此时猛然提速，呼啸着向我冲过来。只听到"嘭"的一声，我就失去知觉倒地，待我苏醒过来，货车已经扬长而去，而我满身是血。我为此付出了两颗门牙，和身体部分部位的深度伤疤。
      不仅如此，那些黑恶势力甚至还采取了收买和下药的方式。但都未能达到目的，他们收买了我的朋友刘某（后来我才知道她老公也是被人收买的围攻报社黑帮分子之一）。有一天，刘某说她和老公请我去KTV，实在推辞不了，我只好如约前往。他们之中的一个小头目对我说，只要你答应加入我们的黑社会组织，从此以后你要为我们多宣传，多写正面的宣传报道，保证给你的薪水远远超过报社给你的工资和稿费收入。刘某的老公见我坚决不答应加入黑社会组织，就殷勤地劝我喝茶水，我捧起茶杯，边听歌边无意中打量手中茶杯，猛然发现我手中的茶水在冒泡，我怀疑有问题，就没喝。
     后来，良心发现的刘某胆怯告诉了我，那晚她老公的确给我的茶杯中放了药，至于是什么，也一直没有告诉她。
     这样不断的骚扰一直持续了五六年，我实在再不堪忍受了，只好痛苦地做出了离开兰州的决定，来到北京，试图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后来有幸和同乡罗竖一相识，在谈话中无意透露此事，罗竖一表示出强力的愤慨，并鼓励我将事情讲出来，记者在帮读者维权，可是我们记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还原"下跪"的真相。
      我们都希望通过我的现身说法，能引起社会和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能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证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不受侵害，让更多的记者不再流泪，不再流血。

风往北吹

采访后记 记者的"虚荣"
谢文轩
     一直想问何红一个问题，在经历这么多苦难后，为什么还要做记者这个职业。何红疲惫地笑笑，很干脆地回答道：也许就为了那份虚荣吧！
     然而，现实却并没有太多的荣耀可言。来到北京以后的何红，在逃离了一个苦难的折磨之后，又陷入了另一种折磨中。现实与梦想的差距，二者时常徘徊，让她备受煎熬。
     目前，供职一家中央级媒体，月收入不足三千元。为了节省开支，何红在潘家园租住了一个楼层的地下室三层的一个不足10平米的房间。房间里除了摆放着一张单人床以外，连一张写字台都很难放下。地下室空气流通困难，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几乎不敢在房间里呆。何红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一次一个朋友来看她，她把朋友引到自己的住处，朋友立即惊讶不已，怎么还住这样的地方。在房间里坐了不到两分钟，朋友对何红说，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吧，这里简直让人要窒息，这让何红尴尬无比。
      这次的采访，原定安排在何红的这个小房间，但后来何红还是临时改变了地点，选在了附近的一家公园。
     在采访之前罗竖一一再告诉记者，何情绪很不稳定，注意言语的恰当。但是在采访中，说到伤心处何红依然禁不住悲伤，几度痛哭至身体痉挛。"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何红在痛苦中反复唠叨的一句。然而，没有人能回答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一直以来记者在何红心中都拥有高尚的情操和大无畏的精神。无冕之王的称号更让何红痴迷，并为之付出所有。而6年前的"下跪"却让这些形象颜面扫地，直到今天何红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记者在帮别人维护权益的时候，自己的权益却如同海市蜃楼般飘渺无着。谁来保护我们的权益呢？
      时至今日，发生的事情何红一直没敢告诉家人，因为怕家人担心或受到连累。进入而立之年的她也未再寻找自己的爱情，"爱不起啊！"时常遭遇的骚扰让何红提心吊胆，"自身难保何苦再拖累他人呢。"
      在和记者闲聊的过程中何红形容自己心目中记者的形象是诗人，记者要被一切新鲜的感性事物所触动，充满对新鲜事物的探究和感知的激情。如果一个记者没有激情，她认为他不可能成为好记者，因为他会变得冷漠，而这将会对老百姓的疾苦，将会对不公平的事件产生不了激动，产生不了激动就产生不了关注，产生不了关注就不会行使自己的责任。

也许正是在因为这样的动力下，何红才倔强地坚持到今天。
     采访结束，何红需要赶一篇稿子，她匆匆告别记者，前往位于自己住处一里路外的一家网吧……

105542

很不错，支持一下， 内容很新颖。

真爱永远

看了之后感觉我国的法制还不十很健全，这样的事公安部门的责任很大，应该找到平衡黑社会的办法才能很好的控制黑社会~最好一个地方培养多个黑社会，让他们自己平衡，嘿嘿~

105542

希望你的想法不会实现。

风往北吹

你应该去当黑老大

真爱永远

我是想去当国安局长的~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