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

作者：洪振快

从宋代开始，全国各地的官衙里面开始树立一块石碑，上刻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块石碑，通常被称为“戒石铭”。那十六个字，最早出自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国君孟昶之手，后被宋太宗赵光义颁行天下，以告诫各级官吏要奉公守法、善待民众。据说，凡新官上任，要举行一个庄重的拜碑仪式，大声颂读那十六个字，有点宣誓的味道。

“戒石铭”中有意味的是前面的那八个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其意思是说，你们领的俸禄，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官吏的俸禄来自官方向老百姓征取的税收，税收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官吏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简言之，可称“食民禄”。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既然是老百姓养活了官吏，那么官吏就应该为老百姓服务，这也是最简单不过的逻辑。然而，问题是，官吏们内心中是否真的认为自己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呢?有多少官吏在内心中认同“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这句话呢?

事实上，恐怕并没有多少官吏真的认为自己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因为自古以来，官位都是皇帝赐予的，官吏们一向认为自己吃的是皇上的俸禄，即所谓“食君禄”。既然是食君禄，就应该忠诚于皇上，这才是要奉行的道理。

由此可知，在官吏吃谁的俸禄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实际上有两套逻辑：“食民禄”和“食君禄”。官吏们要以哪套逻辑为准呢?显然是“食君禄”。对老百姓要好一点，那是书面逻辑;要绝对忠诚于皇上，那是现实逻辑。对老百姓差一点，不一定会丢乌纱帽;对皇上不忠诚，则脑袋都可能搬家。稍有理性的人，都知道怎么选择，作为社会精英的官吏，哪能分不清其中的厉害关系?

皇上远在京城，不一定清楚各地官员的具体施政行为，直接决定官员们的饭碗的，是对自己有管辖、监督之权的上司。所以，尽管官员们吃的是“君禄”，但俸禄简直可以说是上级发的。

上级之威福，官员们心知肚明。清代顺治年间，陕西有个道台王化淳，到任后公开声言：“送礼者免责，不送者即革。”由于上级对下级拥有支配权，上级可以包庇下级，也可以找理由惩治下级，所以王道台敢于公开宣称，送了礼的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不送礼的就等着革职吧。面对如此强势的上级，下级们为了保住饭碗，除了听话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了。

不听话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同样是在顺治年间，有个叫李皭的人出任福建将乐县县令，上级暗示要送礼。李皭是个清官，刚到任的时候就跟家人说明白：“在官，俸金外皆赃也，不可以丝毫累我。”李皭不向上司送礼，也没有礼可送，其结果是：“居三年，上官有索馈者，无以应，遂去官归。”不顺从上级的意志，只能是丢了饭碗回老家。

在上级决定下级命运的官场规则之下，下级的饭碗端在上级手里，官员们会认为自己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吗?显然不会。官员们的最高上级是皇帝，如果他们不认为自己吃的是直接上级的俸禄，那就只能是吃最高上级——皇帝的俸禄，也就是食君禄。

先秦的政治家兼思想家管子曾经教导君王们怎么操控官吏：“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意即君主可以通过掌控决定臣子生死、贫富、贵贱的权力，驱使臣子为自己卖命，使臣子们对之既敬且畏。从个人的角度说，谁决定其命运，就服从于谁、效忠于谁，这本是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所做的最优选择。当君主握有决定臣子的生死、贫富、贵贱诸命运的权柄时，臣子除了服从和效忠皇帝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所以，既食君禄，就必须忠诚王事，忠君思想因此逐渐强化为对臣子的最高指令。


由此可知，要让官吏们从内心中认同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道理并不复杂：只要让他们的命运像操于君主之手那样操于老百姓之手，他们自然就会形成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的观念，并且像忠诚于君主那样忠诚于老百姓。问题只是在于：有什么办法能把这种道理变成现实?

这是一个难题，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框架下没有答案。现代政治制度为此难题所设计的解决方案是：官员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由选民选举产生，他们的命运取决于选民手中的选票;事务官即公务员由考试选拔，他们保持政治中立，不从属于哪个党派，他们的业绩由专门机构按公务员法评定，升迁由业绩决定，而不取决于上级的个人意志。这样，政务官固然知道自己吃的是选民们的俸禄，事务官也明白自己吃的是纳税人的饭，因此他们必须树立为选民、纳税人服务的观念，否则就可能丢失饭碗。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