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PK正史】说说野史和正史 精华
野史和正史
老吴
一个偶然的机会,去江苏教育台做了档“城市传奇”节目。这本来是档历史性很强的节目,以我的知识面很不够格,但编导说我能瞎侃,而且每回收视率还侃得很高,所以便隔三岔五地喊我,至今已经做过梁武帝饿死台城、李煜是个好皇帝么、朱元璋画像之迷、徐达究竟是善终还是被鸩杀、建文帝出逃新探、陈圆圆红颜祸水……等等,我看再做下去,我快成半个主持人了,大喊:停,停,不能再做了。起码,歇上半年后再做,否则我真成万金油,随便一拓带一抹了!
不敢去说的主要理由,还是肚子里货少,怕出乖露丑。每回节目格局是三个人:一个主持人,一个研究某史的专家,一个绰边壶的我。专家,都是电视台找来专门研究某一时段历史的学者或教授,一般都有专著,那一段历史给他(或她)嚼得透透的,随手引段史,张口来首诗。而我就惨了,只似是而非的晓得一些历史故事,对那段历史人物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所以,当专家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时,我便寻找专家话缝,避实就虚,发表自己不同观点。网上就有人批评我,说我老用野史反驳专家的正史,实际上,他们哪晓得我的苦衷,我如果硬碰硬的和那些专门研究正史的专家碰,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找死么!
但对野史和正史,我也有我的立场。我觉得许多正史,是在历代帝王的授意下,歪曲了的,有几个御用文人敢学司马公秉笔直书?相反,所谓野史,却是一些学者经过历史考证,或民间口口相传,倒更加可信些。比如徐达,正史说他是善终的(长期的戎马生涯,徐达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徐达在北平病重,朱元璋遣使召还应天。翌年,即洪武十八年(1385)二月二十日病逝于应天府邸,时年54岁。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而民间却说他害“背疽”,朱元璋“赐蒸鹅”鸩杀的。我觉得后一说更有道理。且不说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甚至在徐达死前一年,还将南征北战、立下大功的义子、亲甥李文忠暗中毒死的这些作为,就以民间传说的“炮打功臣搂”、“逼赐旧王府”等一系列试探,说明朱元璋对徐达始终见疑的,给事中陈汶辉在一个奏疏中曾提到“刘基、徐达之见猜”说:“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明史》卷139,《李仕鲁传》)朱元璋在为徐达死后所撰写的神道碑中,也承认自己曾因所谓“太阴数犯上将”的星象而“恶之”(《献征录》卷5,御制《徐公达神道碑》)。所以,徐达不可能善终。
再看看所谓的正史:封建王朝每个皇帝都有实录,燕王朱棣登基后,他加封自己为太宗,留下来的史录是《明太宗实录》。我这里有个小例子,佐证实录不实。大家都知道方孝儒是非常忠正不屈的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不愿为朱棣写继位诏书而被处以极刑,诛连十族。可是在《明太宗实录》里面把他写成磕头求饶的一个谋士,可以看出来明太宗实录本身就是靠不住的一个史书。最让笑话的是《明太宗实录》在纪年的方式上居然是胆大老脸皮厚,颠倒黑白,将建文元年到建文四年记载为“洪武三十二年到洪武三十五年”——朱棣将已经死去的老爸朱元璋让他“活”过来再执政四年,而对建文帝只当他没存在过!《明史》是清朝人写的,没有那么多的忌讳,似乎可信度更大,但它关于建文皇帝的记载也是寥寥数语,矛盾百出,说燕王派宦官在火里头,把皇帝、皇后的尸体找出来,过了八天以后安葬了——安葬哪里?当然应该在他父亲或爷爷身边,可现在明孝陵里没有一根尸骨,显然不合帝王礼仪。
《明实录》是篡位皇帝写的,《明史》是明朝敌对方清人写的,为了掩盖自己“夷”的身份,也竭尽贬低前朝之能事,你说,这些正史又有多少可信度?
所以,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在民间著作或新开掘的坟墓里,不停的寻找新的证据,廓清历史本来面目。作为一个不是研究历史的人,我当然可以根据野史和正史的比对,作出自己的判断,发表自己的见解了。而且,我还有个心得,按照正常的思维判断,离历史发生时代越近的文字,应该可信度越高。但事实有时也恰恰相反,有时因为受当时政治需要,离得越近的文字,反而越不真实。相反,随着时间推移,政治解禁,一些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
现在我们了解的晚清史,许多是从日本一些文件中了解真相的,颠覆了我们过去对一些“卖国贼”的看法;同样,我们过去学习的党史,一些历史事件的结论,包括对党的领袖的一些评价,有些是从解秘的国际共运史中重新定义和翻案的。那么,十年动乱离我们这么近,为什么许多事情、许多人物,我们至今没有一个准确说法,始终搞不清这段历史真相呢?
呵呵!
别拿野史当正史
老完
在央视看了几集由袁腾飞先生担当主讲《两宋风云》的百家讲坛。初听十分好感,内有祖先一二事。由于工作繁忙未能尽兴,特当当网上购得书品一套。连日来昼夜拜读,甚感有趣。
历史在他的讲解下变的生动异常,但仔细揣摩之下未免有些草率。鄙人未有驳斥先生之意,但有几处实在不敢苟同。
书行至56页之时有些小的疑问:完颜宗望看到赵构整天悠哉地念书,宗望感到奇怪,装作很随意地踱进帐中(疑问一,谁的帐中?赵构的还是宗望的?)斜眼看赵构,问他看的是什么书,赵构说看的是《孙子兵法》,宗望一听仰天大笑,说你们宋朝人学什么兵法都没有用.....省略20多字。赵构反问说,是吗?然后手指宗望身后的一张宝弓说:这张弓是你的吗?宗望说:是我的,这是张铁胎宝弓,在大金国除了我没人能把它拉开。赵构借来后弯弓搭箭欲射宗望,宗望窜出帐外.....
以上这段让我大为不解,一,谁的帐,如果是赵构的,那为什么会在宗望身后挂有宝弓,如果是宗望的帐又怎会让赵构在里面读书。如果你理解为宗望背着这张弓到处走。那么在不打仗不训练的时候,谁会傻到背着铁弓到处行走。
二,如果是宗望真的背负着箭,难道他傻到会把箭和弓一起给赵构吗?既然只是比能不能拉开弓又何必给予箭矢呢?
三,从两人对答如流来看,要么是赵构精通女真语,要么是宗望汉语呱呱叫,在那个时代又怎么可能呢?金初,就连和辽国之间的语言都不能尽通,更何况与宋国的一个王子如此无障碍的交流。
于是怀着这几个疑问又再次联想到一些问题,袁先生说据史书记载,那这史书又是谁写的。如果真的发生上述的事,那知晓此事的人会活下来、写出来、传出来吗?恐怕早已成为金国的刀下亡魂。唯一的理解,又是一部野史或臆史摘抄而来。
书中讲授黄天荡一役,几乎要把完颜宗弼掷于死地,但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
《金史》有明确记载:宗弼还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盏晖败宋军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趋镇江,宋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汉军没者二百余人,遂自镇江溯流西上。世忠袭之,夺世忠大舟十艘,于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艨艟大舰数倍宗弼军,出宗弼军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自夜达旦。世忠以轻舟来挑战,一日数接。将至黄天荡,宗弼乃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宁。挞懒使移剌古自天长趋江宁援宗弼,乌林答泰欲亦以兵来会,连败宋兵。
这里所绘的连败宋兵却只字未提,却说宗弼吓得够呛,又见哪本史书?完颜宗弼回国之日,每提此事,竟后怕的痛哭流涕。这段写的有够损的。一场胜败明眼人能看的出的战役竟然会让百战将军后怕?女真人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不绝于史书,翻看金史亡国一卷何处得见投降者,何处可见怕的痛哭流涕者?袁先生既然可上国之讲台,为何不先翻阅一下正史史料?与其说这一战是宗弼最怕的,还不如说宗弼在天会九年与吴玠的和尚原之战更为激烈。而且《金史》中已明确记载了此战才是金国的第一场败仗:天会九年,宗弼入川攻吴玠于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金首败。
还有后来您书上的109页所提完颜撒离合(史书记载其骁勇有才略,为太祖阿骨打钟爱。常随从军中。天会五年(1127),从完颜宗翰等取宋汴京(今开封),俘掳宋徽、钦二帝。宗翰北还后,受命定河北,降雄州。击破真定起义军。六年,从攻陕西,经营渭河以西,降德顺军、泾原路镇戎军,取保川城。翌年,降宁洮、安陇二寨、下河及乐州,至西宁,尽降其都护官属,收降木波族长等。九年,下庆阳,降环州。陕西平,奉命总兵驻屯要冲。翌年,收剑外十三州,败宋王彦军七千于沙会泺,克金州。十一年,连破宋军于饶峰关、固镇等地。十四年,为元帅右监军。天眷三年1140),自河中出陕西,连败宋军于风翔、泾州、渭州。为右副元帅。皇统三年(1143),封应国公。)一个这么能打的人,什么战场没上过,会被您所描绘的成了“啼哭郎君”?见过损的,没见过您这么损的。
书中121页说完颜宗弼为活命,割须逃跑,说古人以须发受之父母,割其视为受辱。我想这不该是女真人的传统吧,如果你了解历史该知女真人为行军方便,受伤治疗简单,多不留额发,既然讲的是正史,又何来受辱呢?
曾经见过有人说金史乃女真人所写,自然会有歌功颂德之处,所以不尽然相信。我当时差点没笑喷,一个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的人竟然大言不惭的说出此问来?你家没灭亡呢就开始写自己家的倒闭史啊?甚至都不去看一下金史是由谁组织编撰的。告诉你,是元人脱脱。一个与金国很不对付的民族的宰相。
话又说回来,袁先生在讲《两宋风云》的时候似乎从未参考过元史和金史。字里行间所提到的史书几乎都是《宋史》或一些光怪陆离的小说杂谈。甚至连宋皇室的隐私也能挖出一二。这种不负责的态度来讲史,似乎稍显稚嫩。看着您的这本书,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流传几千年的现象,那就是文人写多了野史与臆史,后人无从查阅正史之时,便会以此为正史看待。所以还请笔下留德,别遗祸后世。
最后谴责一下央视,请袁先生去百家讲坛又似乎有些不妥。
《两宋风云》后面的文章尚未拜读,暂不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