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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际间的各类矛盾、冲突的实质和我们本可避免的人为灾祸，是国际关系的实质问题。这涉及到国家、民族及其关系，以及世界未来的诸多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以新的视角透视我们所处的世界。从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分析是什么影响了人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能够对此进行调整？从而改善我们的关系。
　　从历史看，国家和民族的变迁往往是由冲突和战争决定的。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潜在于社会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条件互利关系。在国际间许多领域都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几乎都可以归结到利益困境这样一个概念。从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着手，进而提出秩序场理论概念（后面详述），为解开普遍存在的利益困境问题提供了依据。
　　海湾战争后，国际上出现了世界新秩序的提法，这是相对于所谓现行秩序而言。那么为什么要改变现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就涉及到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秩序？秩序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
　　美国是帝国吗？有学者称美国正在推行以它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它的实质是什么？均势体系或霸权、单极或多极格局的世界，哪一个更有利于和平？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就需要规则，那么规则由谁来制定？这些规则又是什么规则？在此过程中，我们将遇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以及如何看待和解决民族问题以及国家主权的相关问题。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按照自利的原则，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利益需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利益需求方面，每个国家都期望得到最好的结果，而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存在诸如囚徒困境、共地危机、捕蜻蜓困境等等这些妨害国家利益实现的现实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利益困境。
　　世界上时常弥漫的战争硝烟和人们渴望和平的愿望形成反差，但必须承认这也体现了国家的利益诉求。不能说战争的参与者天生好战，但战争确是国家获取利益（达到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

　　传统的国与国之间有着根本的利益冲突。资源和空间是争夺的焦点，安全困境也是无法回避的而又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现在，恐怖主义、污染、资源浪费这些严重的公共事物问题浮出水面，加剧了原有的矛盾。军事和安全领域的问题体现出囚徒困境这一难题，公共事物的共地危机也往往使我们一筹莫展。
　　人类的利益困境引发了无数起各类冲突，通过冲突达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武力是冲突最直接的方式，武力结构的变化会冲击原有的秩序内容。严重的冲突意味着灾难，显然我们不能一味坐等任由冲突来完成的调整。
　　现实是,世界的未来令人忧心。经济竞赛所导致的资源和生态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气候变化，有可能产生让我们始料不及的后果，生态危机是一个跨越国家的全球性问题。在工业化国家，包括地下水的水源污染，过分使用农药和化肥造成的健康威胁和土壤毒化，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加剧了温室效应等等。让—玛丽.佩尔特说：“人类正把地球防御系统的机能一个个破坏掉。”各国各自为政的现状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能有效的解决，将来可能引发严重的国际关系危机。
　　我们一直身处于了古老的安全困境当中：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我们就必须拥有足以震慑所有潜在对手的能力，这促使我们努力发展自己的武力，使之强于至少不弱于对手。迫使我们必须拿出越来越多的经费用于研制武器。水涨船高，安全问题终将不能通过武器的改进而解决。而人类将面对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具杀伤力的常规武器库和非常规武器库。人类坐在了一座越来越大的弹药库上。
　　然而，这些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老问题，我们还不得不面对更为严重的新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今天为数不多的一伙人造成的威胁，理论上可以超过一只传统的国家军队。不安于现状的人或狂热分子，有能力使世界面临更为险恶的处境！危险很可能来自于混乱的国家，也可能来自发达国家。个别组织或个人试图通过武力改变世界的设想，都会让我们面临严重恐怖的威胁！正是技术的发展使这些从原来的不可能成为可能！各国政府对具有巨大破坏潜力的技术的掌控能力在下降，而此类技术的发展速度又难以预测。
　　目前有多种技术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核武器、生化武器、智能武器技术和某些新技术在将来有能力给我们造成超级灾难，非传统安全时代已经到来！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赶在危险到来之前，在全球范围内创立新的秩序结构，而不是安于现状，忙于开展物质利益的竞赛！
　　世界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显然不是几个预言家能够决定的。关于世界的未来，正象一位哲人所说：“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时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我们的前途有着一切，我们的前途什么都没有”。是否有在绝境中能够对人类实施拯救的神秘力量？的确值得怀疑，至少我们不能抱以侥幸。
　　美国肯尼迪总统47年前的一段话回响在我们耳边：如今，所有的男女和儿童都生活在达摩克利斯的剑下。这把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这根线随时有可能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神经错乱而被人割断。人类政治结构的调整必须赶上的武器技术进步，否则我们的巨大力量就会像恐龙一样，变得无法控制，而人类也就会像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失。一位学者说：“在数起劫难中，最致命的失误是技术的发展走在了政治成熟的前面。”。这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寻求出路的努力要求我们展开全面的合作，需要我们创立规则并遵守规则，意味着我们需要作出某种妥协，主动放弃获得杯满钵满、全面胜利的欲望，退而追求次好的结果，为对方留下利益的空间。
　　我们太想拥有更多的东西，不断产生的新的欲望需要得到不断的满足。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为此相互拼杀和使用计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处于这样的环境。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为此无谓地消耗了太多的精力、物力和财力，这对社会整体而言，都是无用的消耗！
　　今天，人类将直接面临更大的灾祸。人类的处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已脆弱不堪，已无法承受高技术的破坏力量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我们已经到了需要改变传统、另觅出路的时候了。能不能找到方法，即不是通过施展我们所擅长的你死我活之术，不是通过战争或所谓谋略，来实现我们的这些愿望，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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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而难解的安全问题


人的安全需求构成了安全利益。包括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安全利益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利益。我们需要安全。如果我们没有了安全，我们的生活环境将非常的可怕。没有了安全的生活可以想象一定会和以下字眼有着紧密的联系：践踏、凌辱、火光、哭喊、盗窃、欺骗、屠杀、掠夺、恐惧、毁灭。就社会整体而言，没有比安全利益更重要的了。

这样的日子我们的前辈们经常接触，只不过不大愿意回忆给我们，历史上的文字记载也少，毕竟痛苦的过去人们更愿意忘记。虽然这丝毫无助于我们对未来的规划。没有安全也就是没有秩序，我们不能忍受没有安全，也就不能忍受没有秩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秩序，即使必须纳税也要保证秩序的原因。

在中国，仅短短的一百多年来，就至少遭遇了多个国家的攻击，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数千万人因此失去生命，给所有经历过此劫难的人们造成了印象深刻的痛苦。这还不包括一直以来来自它国的潜在但又现实的安全威胁。安全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这和我们善良的愿望完全不同。安全威胁不会因为我们的善良而有所减轻。这也适用于其他任何一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首相乔治就比利时遭受德国侵略的一段话耐人寻味：“......比利时干了什么呢？她给德国发了最后通牒吗？她向德国挑战了吗？她在准备向德国开战吗？......比利时是欧洲最安分守己的小国之一。比利时——她的人民温顺、勤劳、节俭，工作努力——没有冒犯任何人。而她的麦田遭践踏，她的村庄被烧毁，她的艺术珍品被毁坏，她的男人们遭屠杀——甚至妇女和儿童也未能幸免。他成千上万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失所。他们那整洁舒适的小家已化为灰烬。”何止是比利时，历史上没有遭遇攻击的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

安全对于个体和国家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重要的需要。个人的安全依赖以国家武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保护，而国家的安全则只有靠自己的拳头。国际间的安全协议有时还不如一张废纸，无法成为可靠的安全保障。一个国家的安全需要一支相对强大的军队来保障，相对弱小的国家自然没有多少安全感。国家之间的军事平衡或许有助于维持暂时的和平，但军事平衡随时有可能被打破，即便是实力相当也可能大打出手。

事实上，国家安全利益需求的供给在任何时候都是短缺的，原则上只有军事力量相对强大的国家才能得到它（并非全部获得）。众多国家之中仅会有一个国家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不会存在两个以上国家同时获得，要么是大家在军事势力平衡的情况下，分配着有限的安全——其实并不安全。

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安全要依靠军事的相对强大来维持。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那么可以看作这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实现了最大化，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结果了；但相对于军事的相对弱小的国家来说，同时意味着这是最差的结果。 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在尽力避免这个最差的结果，这也正是军备竞赛的根源。竞赛的结果是军事力量此消彼长，水涨船高，不断耗费着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仍没有哪个国家最终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安全。

不可否认，在现有条件下，安全利益需要发展军备来保证，正如一位军事理论家所说：“若要和平，则须备战。”这些都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事实：发展军备，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安全利益，避免了安全利益最小的情况；限制军备，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做的情况下，有可能获得较好的结果，但也有可能得到最差的结果（在其他国家继续发展军备的情况下）。因此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基本上都会选择发展军备。

目前全世界一年内用于军事目的的费用超过了1900 年的世界总产值（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以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相当于目前全世界教育和卫生事业开支的总和。80年代中期，伊拉克的军事开支是健康和教育开支的700 多倍；巴基斯坦则为300多倍。正象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说：“每造一支枪，每发动一次战争，每发射一枚火箭，都意味着对那些饥不果腹的人行窃，向那些衣不遮体的人抢劫。这个用武器装备起来的世界所挥霍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劳动者的汗水、科学家的智慧和孩子们的希望。”

尽管由此导致的军备竞赛劳民伤财，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和资源浪费，也恶化着全球整体的安全环境。然而各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这就是古老而又现实的安全困境！

我们消耗了大量的资源、金钱和汗水，失去了原本应该好的多的生活，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到最后可能彼此发现，这就象注水淹船一样徒劳无益。随着水涨船高，安全问题将依然如故，只剩下高涨的水位叫人担心——整个地球象一个水位越来越高的防洪大堤，稍有不慎后果则难以设想。

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人类历史在解答它的纸上写满了战争；这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原来的解答思路我们已无法承受，相对于越来越可怖的武器，人类已显得越来越脆弱，战争所制造的破坏一次比一次规模空前。

终有一天人们会认真考虑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历史上灾难引发变革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我们更希望凭借预见和智慧来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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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互利（《秩序场》11）

　 　宋卿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241662745

　　人类普遍存在的利益关系有着这样的特点：在自然选择（没有秩序）的情况下，人们从自利原则出发通常选择不合作行为，因为这样获取的利益可能是最大的。各方都选择这一行为，整体获得的利益却是最小的。这种特征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性。

　　人们之间所生产的产品是不同的，形成了产品需要的互补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有合作的一面。我们知道，我们所消费的很多东西都不是自己生产的，也正因如此，我们的生活质量获得了极大提高。我们所拥有的房屋、汽车、电器，甚至一把牙刷都不可能自己生产。但是通过复杂的合作，使我们拥有了他们。人们在利益的自我实现中，经常和他人的利益实现发生矛盾，对这些目标的获取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实现。正是需要供给的短缺，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有竞争行为的存在。人类所处的利益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通过分工协作和利益交换来开展合作，通过暴力、计谋、欺骗、冲突和战争进行利益争夺。

　　在人类的相互关系中，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如果每个个体都安居乐业从事生产，采取合作的行为，这个群体的财富从总量上看就会获得最大程度的增长，整体的利益这时是最大的，这种利益分配给每个个体，每个个体都因此获得了较大的利益。但是按照自利法则，从牟取利益最大化来看，掠夺、盗窃、欺诈和投机行为远比从事生产来得更快更容易，在大多数个体持合作态度的情况下，如果少数个体采取投机行为，这些少数个体所获取的利益会极大化，但整体利益会受损。从事这种行为的人增多，意味着从事生产的人就在减少，财富总量注定缩水，这时的整体利益分配给每个个体，每一个体利益都将受损；如果大多数个体都坚持不合作的态度，采取投机行为，整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差的，利益总量分配给每一个个体，每个人的利益都将受到严重的但程度不同的损害，损害最大的是仍坚持合作的少数人，这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利益关系。

　　这种利益困境的关系导致社会有面临崩溃的危险。而社会真正崩溃的情况并不常见。有句话说：危机越严重，拯救的力量就越大。那么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

　　正是需要供给的有限决定了人类行为中存在竞争和争夺，放任这些行为会使整个社会运转状态恶化，这就使人们产生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需求——秩序。投机者虽受到自然环境的鼓励，也受到人为秩序的打击。是秩序维护了社会的运行。人们在规则的范围内，在秩序的监督下开展竞争与合作，既拓展了合作的方式，又限制了人们竞争的手段和烈度，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宁可牺牲部分利益——纳税，也要保证秩序存在的原因。如果一旦丧失了秩序这个条件，建立了联系的人类之间会陷入这样那样的利益困境之中，即便已经认识到了合作能够趋利避害，在遇到诸如捕蜻蜓困境、囚徒困境与共地危机等诸多的利益困境时，仍然不知所措。

　　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利益困境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条件互利关系，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利益的总和才会趋向最大化，这个条件就是秩序。

　　“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反映了条件互利关系的实质。依照自利的法则，一个和尚担水吃毫无疑问，两个和尚挑水吃公平合理，他们的关系是合作关系；三个和尚没水吃，反映了利益关系的变化，因为投机行为有机会出现了，这时和尚们形成了条件互利关系，在没有强制性规则——秩序的情况下，就容易发生没水吃的情况。

　　从而可以看到，即便是自由的社会也不会是绝对自由的，正像是：每个人都有伸拳头的自由，但只能伸到别人的鼻子前为止。自由并不意味着无秩序。假设我们废除了法律，不难想象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子。文明是有条件的，需要规则的确立和秩序的保障。高度文明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制度完善的社会。历史上人们在长期的混乱中，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秩序，正是秩序给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意味着长期的灾难性的实践塞给人们一个共识：放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满足于自身利益的较大化。毕竟生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第一位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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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场（《秩序场》12）

　　宋卿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41662745

　　在人类社会活动的大环境里，民族和国家的演变表面看上去纷乱复杂，但是也有规律，都在受到某种力量巨大而持久的作用。虽然直观上不容易看到，但它对人类社会政治形态施加的绵延不绝的力量，显示了它的存在。正像万有引力赖以发生作用的引力场，电磁力赖以发生作用的电磁场一样，秩序场是真实存在的，如同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同学圈，以友谊作为媒介的朋友圈一样，秩序场的实质是一个人际关系圈，它以条件互利关系为媒介，以冲突和妥协为作用力，秩序场就是发生了条件互利关系的人们形成的利益关系圈。

　　秩序场首先体现为一个地理范围，而这个范围常常又不是与国界相吻合的，而无尽的麻烦也正在于此。

　　追溯到几千年以前，氏族和部落里长幼有序，家庭式管理体现了最初的秩序，人们的关系仅限于群体内部，很少和外界发生联系，并在长时期自成体系，这是历史上时间最常的人类利益关系圈，并形成了各自的语言和习俗。这时候的世界存在着众多的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秩序场。农业的发明使人口骤然膨胀，部落之间空间上的距离大大缩短，联系逐渐频繁。领土、水源和安全成为部落间关系的焦点。由自古以来相对隔绝的状态转变到相互形成条件互利关系，秩序场扩大了。要么征战，要么联合，总之，新秩序取代旧秩序已不可避免。

　　在古代中国，四千多年前的黄帝，正处于这一时期，他先后击败炎帝和蚩尤部落，又经过“五十二战”，实现了“天下”统一。人们敬仰他，把他做为中国的始祖，不是因为他能征善战，善于打仗，而是因为他为“天下”建立起了新的秩序。当然一切并没有结束，秩序场仍在不断扩大，“天下”的范围也就不断地扩大。

　　在世界范围内，现代人一出现就以氏族和部落为单位在各地生根发芽，就像人吹出的无数个稀疏的泡泡，这是现代人类最早形成的利益关系圈（秩序场）。随着这些泡泡迅速长大，逐渐由稀疏变得致密起来，时常会有两个泡泡粘在一起合为一个泡泡，泡泡数量越来越少，后来形成可数的几个大泡泡，最后合而为一。粘合的过程就是一个战争和动乱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了几千年。

　　秩序场也可以理解为武力能够达到，并可以有效统治的范围。这和武器水平、战略战术水平、运输能力、地理条件密切相关，秩序场的范围受它们的影响。谈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帝国”，这是历史山存在的一个事物。曾几何时，它意味着荣耀和繁荣，但现在却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会使许多人感到不快，因为它常常和攻伐、征战、侵略联系在一起。的确，历史上的帝国都是通过战争开疆扩土得以建立的。尽管如此，帝国是秩序场秩序统一的实践者。除了传统帝国带来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不论，帝国存在的内因就是它试图为秩序场提供统一的秩序，同时降低秩序的成本。这符合秩序场整体的利益。当然如果民族问题解决不好，秩序的费用就可能更高，帝国就可能崩溃。传统的帝国不断地开疆扩土，却常常无法有效管理新增加的远方领土，这显然和武力的输送能力有关，而从秩序场的角度看，那些领土已经超出了秩序场的范围。

　　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一直保持着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著名的丝绸之路可以作为见证。水果、蔬菜、家畜、丝绸、宝石、香料从东方传到了西方，牲口挽具、火药、指南针、纸和印刷术从中国传到了欧洲。伊斯兰教和佛教分别从波斯和印度传入中国，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宗教文化。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地理的阻隔，古中国和西方，包括波斯和印度还没有形成条件互利关系，不属于一个秩序场。

　　从中国的形成和演化可以反映出秩序场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国”这个名称的内涵，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上古时期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从字义上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族，古代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人，称其四境的民族为蛮、夷、戎、狄，华夏人居中央，遂自称为“中国”，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也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中国”一词所指的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后来，“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秦汉统一以后，更从政治上加了一层有力的保证，并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

　　秩序场通过对在其范围之内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及国家不断施加的糅合力体现了它的真实存在。这种力量隐藏于绵延不绝的冲突和谈判妥协的背后。秩序场施加作用力的过程即是各部族和国家不断融合的过程，也是新的民族和国家产生的过程。

　　正是由于人的自利性，导致了经常发生交往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困境——形成了条件互利关系。只有引入规则和第三者强制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秩序，才能把人们之间的条件互利关系强制扭转为合作关系，这正是秩序场真实存在的机理。而扭转的过程，恰是秩序场发生作用的过程。

　　秩序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利益分配体系。包括规则和第三者强制力。社会规则包括的范围极广，有些规则没有第三者强制，仅靠舆论监督执行；有第三者强制的规则比如法律、法规是由国家做为第三者强制力监督执行的。例如足球比赛是由裁判做为第三者依照规则进行强制执行的，规则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我们说，有第三者强制执行的规则就在相应领域形成了秩序。正如罗伯特.库珀所言：“在任何一项法律后面，都站着一名警察，随时准备使用暴力，作为最后的手段；在每一部宪法后面，都有一支军队，随时准备捍卫宪法；在20世纪下半叶欧洲和平发展的后面，是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实力。”而规则和第三者强制力不断建立的过程，也正是秩序场现实其存在的过程。

　　秩序场对其范围内的人们所施加的力量，由利益困境的恶化程度所决定。秩序场内越混乱，秩序场体现出的力量就越强大；由利益困境引发的灾难越深重，新秩序产生的条件就越成熟。

　　对我们来说秩序并不受欢迎，因为每个人都要付费，还意味着人们将时刻面对着脚镣、手铐和那些冰冷的法律。但是无秩序更有害，人们的利益更加受损，甚至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更甚至于是毁灭性的灾难。这就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人们建立了秩序，为的是防止无秩序，防止条件互利关系对人们构成的伤害。这个伤害远大于秩序的费用，所以人们按照利益得失决定了需要秩序，这是最根本的民意。秩序属于公共物品，这一公共物品的建立需要费用，而一旦建立，不会因为使用而减损，且使用的人越多，分担的费用会越少。仅此可见，秩序本身具有扩张性的特点。

　　一个社会群体有了秩序，这个群体获得的利益是相对最大的，并随着秩序范围的扩大，利益同时在增加。原因是：人们合作的范围和方式在增加，利益随之提升；秩序所需的费用随着人数的增加，分担的费用有条件减少；同时意味着安全利益在扩大（威胁减少）。这时秩序扩张的内在动力。

　　一个秩序场内，列国林立的状态本身就是秩序场人民难以容忍的。除了各国人们无法有效交流与合作，影响经济发展外，还要承受各国摩擦、冲突乃至战争所带来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失，加上高昂的赋税，形成混乱的秩序场巨大的秩序费用。

　　我们不能不提到2000年前的一位思想家，这就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孔子首先对秩序的执行者，也就是当时的统治者提出:要实行德政，爱惜民力。通过限制统治者的物质欲望，来控制国家的无度开销，达到降低秩序的费用的目的;同时教育人们崇尚礼仪，推行孝悌之道，从社会基层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样也达到了降低秩序费用的目的。最终结束他所认为的“春秋乱世，回到天下大治，也就是秩序场统一的理想局面，实现“吾其为东周乎”的政治夙愿。

　　但在个别情况下，秩序的费用极其高昂，人们宁可付出无秩序的代价，也要废除这个秩序。中国秦朝的覆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秦朝的赋税、劳役极其繁重。秦国的强大直至统一天下，依靠的是法家思想，通过商鞅变法，制定了周密的严刑酷法，强悍了国家。正是由于对严刑酷法的迷信，统一后，制定了更为苛刻的法律，使人们噤若寒蝉。统治者认为只需通过这种方式就足以使江山永固，传至万代，蔑视儒家提出的降低秩序费用的“仁政”思想，甚至于“焚书坑儒”。

　　秦朝的繁重劳役和赋税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兴土木工程，动辄征调劳工上百万，人民在统一后没有能够休养生息，负担还加重了。秦朝为秩序场提供的是费用高昂的秩序，违背了秩序场寻求最低费用的规律，覆灭成为必然。正如孟子所说：“现在那些服侍君王的人都说：‘我能为君王开辟国土，充实府库。’现在所谓的优秀臣子，正是古代所说的祸害人民的人。君王如果不走正道，不追求德政，而追求个人富足，这就是夏桀。那些人又说：“我能为君王交结盟国，打仗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些人都是古代所说的祸害百姓的人。君王不走正道，不追求德政，却想为他努力作战，这是帮助夏桀。照现在这样的路走下去，不改变现在的风俗，即使得到了天下，也是一天坐不住的。”秦朝的经历，验证了孟子的话。秦国建国有数百年，但统一天下后，仅仅维持了15年就土崩瓦解了，成为史上少见的短命王朝。这是错误思想导致可悲结果的著名例子。好处是，为后世的汉、唐统治起到了宝贵的借鉴作用。

　　社会秩序寻求最低化，建立了条件互利关系的人群整体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是秩序场对人类社会发生作用的根源，并体现了它的存在。

乡下乖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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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场呼唤秩序统一(《秩序场》18）

来自宋卿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41662745


1487 年8 月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率领一只由3 条船组成的探险队出发，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他们来到一个伸入海洋很远的地角，迪亚士把它命名为"风暴之角"。后来被葡萄牙国王改名为"好望角"。由此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被打通，西方势力从此也就从非洲伸展到了亚洲。


1492 年8 月3 日，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派遣，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从西班牙巴罗斯港杨帆出大西洋，经七十昼夜的航行，1492 年10 月12 日凌晨终于发现了陆地。此后他又三次重复他的向西航行，又登上了美洲的许多海岸。

这两个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世界的新纪元由此拉开帷幕，紧随其后爆发了寻找、抢占、瓜分殖民地的浪潮，世界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军事强国士兵的脚印。世界原有的利益关系格局被打破，历史上相对独立的多块秩序场相互发生了碰撞。

1840 年的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紧随其后的二战，标志着古中国秩序场已经开放和扩展了。无论情愿与否，中国和曾经遥远的西方国家建立起了越来越紧密的利益关系。在文化和经济领域，世界各大洲众多国家都相互建立了紧密的利益关系，无论是以友好或不友好的方式。

秩序场内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紧密到令人窒息的程度。爆发于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我们提供了部分注解，当时的欧洲就像有人比喻的那样：众多枪手拥挤在同一节车厢里，彼此之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如果有谁不小心把手靠近了衣服口袋，大家就会马上去拔枪。

1914 年6 月28 日上午9 时，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 (当时仅19 岁)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这一事件被称为萨拉热窝事件。1914 年7月23 奥国向塞尔维亚发最后通牒，1914 年7 月28 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7 月30日俄罗斯开始总动员，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 月1 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接着在8 月3 日，向法国宣战，8 月4 日，德国入侵保持中立的比利时；同日，英国向德国宣战。8 月6 日，奥匈向俄国宣战。8 月12日，英国向奥匈宣战；此后世界许多国家都陆续卷入了这起大规模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8 月4 日全面爆发到1918年11 月11 日结束，持续时间长达4 年零3 个月。在这次战争中，参加国家达30 多个，约15 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67%。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这个世界显得前所未有的狭小和拥挤，仿佛有一张巨大的蜘蛛网覆盖了所有角落，在某一点一个轻微的波动皆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各大洲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如此紧密在人类发展史上还是头一次。曾几何时，发生在欧洲的战事还不为其他大洲的人们所熟知，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在西方人看来还相当遥远，东方世界对基督的伟大使命一无所知，同样西方世界也不知道东方有个主宰宇宙的如来佛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的东方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不够深刻，那么仅仅时隔21 年后，迅猛的风暴让我们措手不及，许多人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失去了家园，这就是灾难性的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球性大战，战火燃及欧、亚、非、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作战区域面积为两千两百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一点一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超过五千五百万，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一点三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二十多亿人口被卷入其中(占当时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三千万人流离失所。其空前的广度、深度和烈度，成为人类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那一幅幅残酷而血腥的画面，极度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拷问着人们的良知！
人们首次意识到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是通过对战争的理解而获得的。战争体现的是紧密的利益关系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世界已经形成一个“江湖”，常言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游离于这个“江湖”之外。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尘封了数千年的大门被打开，纷纷投这个世界利益关系的江湖，也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

现在在一个国家内发生的事情，有可能使其他国家人们的利益受到影响。漠不关心、听之任之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因为安全、经济和价值观，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获取利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经常发生的战争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利益关系空前的密切，条件互利关系像稠密的蜘蛛丝一样将世界各国的人们缠绕、牵连在一起，形成相互关联的利益整体。

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更是日益显示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通过参股合作，兼并和资产重组，公司和企业这些经济实体的产权，国别的差异也越来越模糊不清，传统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掌控能力在下降，这也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一个原因。从经济领域看，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更为密切，一个国家的粮食欠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粮食价格上涨，一个国家某一银行倒闭，会引发其它国家的经济混乱，甚至一个国家的政策改动会促使许多工作国家做出相应调整，一个新产品的推出也可以导致某各产品滞销，新技术从而可能导致一些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等等。

无论传统有多么的顽固，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经济也在不知不觉中从相对隔绝状态开始具有了世界性。经济行为作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组成，渗透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国与国之间的不再是那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经济行为（也有偶发的、少量的贸易）。曾几何时，遥远的距离使世界各区域的政治和历史之间缺乏沟通，而现在，梅毒这种病毒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从美洲一直“跳”到上海，甚至正是这种有违民族和文化优越感的方式使美洲到处出现了混血人种。欧洲传入的疾病和残酷的殖民剥削使印地安人大批死亡。无论好与坏，事实是，跨大洲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了。

经济本身越来越具有世界性，从而变得越来越脆弱了。1973年石油短缺引起的经济危机虽然变换过多种形式，但始终未真正消除。世界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它的任何部分都受到整体的左右；同样，任何部分出现的动荡和变化也都会影响整体。例如，咖啡市价的下跌会促使哥伦比亚的农民去种植古柯，古柯种植又会促进全球范围的毒品加工与交易，以及在瑞士等国银行的洗钱活动。德国出现的增加工资百分之五的要求能够影响科特迪瓦的可可市价，从而导致整体经济活动全面放慢：第一步，增加工资的要求使中央银行限制现金数量并提高利率，因为它担心出现通货膨胀；第二步，法兰西银行采取同样的措施以避免酱流向德国，第三步，日本的资金投向德国；第四步，美国由于缺少资金便提高利率；第五步，全世界的消费都开始下降，经济活动也因此而放慢；第六步，按指数计算利率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按高利率偿还借款；第七步，对不发达国家出口的需求减少，原料价格降低，科特迪瓦的可可也在其中。

这些现象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称之为经济全球一体化现象，进而有人意识到这个世界就象一个村落，谁家有事，全村都有反映，两家邻居闹纠纷，可能影响到多家的生活，必须有人出面调解。尽管不少人仍缺乏全面看问题的能力，尽管还存在片面的观点和主观的认识，但是有一种感觉在逐渐具体化。这种感觉便是：地球是一个整体，我们同属于这一地球；这种感觉正孕育着全球意识。“地球村”的发展虽然断断续续，但同时也在向多方面推进。

人类对世界的了解不断扩大，未知领域不断缩小。交通等发面的发展使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沟通、联系越来越方便。互联网、广播、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再一次骤然缩短。电子信息化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使人们与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人类变得相互间更加了解了。

伴随着这些巨大的变化，利益困境也频繁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之间，原有的各传统秩序场发生交叉融合，秩序场的范围大大扩展了，覆盖了地球每一寸土地。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世界上的人们已建立了利益悠关的密切联系，诸多的利益困境不可避免注定要发生，而且确实发生了。正是条件互利的利益关系把世界上的所有人，结为一个整体——秩序场。

世界做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开始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因此许多人存在一个错觉，认为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而事实和我们的错觉完全不同，各国仍处于原始、野蛮的丛林时代。虽然看上去有些规则，但国家靠拳头说话这一现实并没有丝毫改变。

马岛战争，英国和阿根廷的冲突任由两国自行解决，其他国家袖手旁观，这时的国际法并没有现实它的存在。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介入明显也是同以色列站在一起的，同时也考虑石油的利益。拥有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说美国在为这个地区提供真正的秩序。在非洲，美国就根本是不存在的，美国没有兴趣、没有意愿防止这个地区大大小小的战争。 伊朗核问题又一次映证了这个世界的无序而不是有序。必须指出，核武器不扩散是符合世界整体利益的重大问题。因为核武器拥有的国家越多，核战争或核事故的可能性越大，人人一颗原子弹的世界，可能体现绝对的平等，但也注定这个世界最终毫无前途。

美国一直尝试维护全球秩序，但传统国家的身份注定其时刻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在代价和利益之间考量；我们也不难理解，以运动员的身份代理裁判，不会使世界真正的有秩序。人权干涉通常也是如此，它们一般是小规模的行动，代价微乎其微，无损一个大国的生存前景。没有国家难得愿意为保护别国人免遭暴行而抛洒热血和花费钱财。尽管美国曾在索马里进行干涉（1992 至1993 年），然而总共18名士兵丧命于1993年10 月一场交火，就足以使之撤出干预。然后是1994 年春美国拒绝在卢旺达干涉，当时胡图族正在对图西族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有上百万人死去。制止这场大屠杀本来很容易，而且也无需消耗多少军力。然而也包括联合国在内选择不插手，至今仍招致许多人的指责。

任何时候，自己国家的利益都高于一切，每个传统国家只遵循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原则来行事。正是利益的法则决定了国家的行为（当然也有处于道义的行为，正如在人际间发生的）。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核心利益在国内，推行价值观其实处于次要地位，毕竟它多年来可以毫不困难地同欧洲和太平洋地区某些被认为是极不民主的国家长期共处。维护国际整体秩序更是次要，除非是直接威胁到其核心利益，只会量力而为，甚至可能撒手不管。这和秩序的内涵明显是两个概念。冲突、混乱和战争，以及诸多的越来越严重的利益困境，都揭示了这个世界的无秩序，而不是我们认为的有秩序。

没有人生来好战，母亲们从小告诫孩子们要与人为善，人性中并没有血腥暴力的成分。但是‘战争’却是有史以来我们最为熟悉的字眼，人类史更象是一部战争史。

在秩序场无序的情况下，战争就会取代秩序，战争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不自觉地通过强制来解决各国之间的利益困境，所以安全问题即便对强大国家来说，都是时刻要面对的问题。现在安全并不意味着将来安全。安全利益永远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平不是在人们想要和平的时候就会到来，战争之剑会时刻悬在人们头上。

国际政治不同于国内政治，国家内部有政府，有第三者强制，国际间则没有，各国之上不存在强大的第三者强制力。各国可以做出承诺，缔结条约，但没有任何更高权力保证遵守、惩罚背叛。无秩序本身就被认为是构成一种战争状态：其他手段失败时，武力便是最后手段——国家间争端的最终裁决者。

理解国际政治至关紧要的就是一国所做的事必将影响他国：对某些国家有利，可能就对其他国家有害；一国渴求的，可能正是他国需要的；一国认为自己应得的，另一国可能就感到了威胁；一国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可以被他国采取的反措施搞得全无用处。

保守的现实主义者想象了一个“狗咬狗”的国际政治世界，在其中权势和恐惧支配大国间的互动，大国或其代理人之间的战争或战争威胁是国际关系的常在特性。 当有人问法兰西斯一世哪些分歧导致了他与查理五世的接连不断的战争时，他回答说：“没有任何歧异，我们完全一致。我俩都想控制意大利！”

如果国家不能通过计谋、讹诈、贿赂或威胁获取它们想望的东西，它们就可能诉诸战争。战争通常确实发生在某人想要战争的时候。战争也可以在无人想要战争的时候发生。

均势的思想很早就有，即国家之间力量均衡可以防止战争。早期的英国处于安全的考虑，对欧洲的政策核心是抵制强大国家的出现，或两个有实力国家的结盟，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战争并不经常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发生，对自己实力的误判、强烈的利益诱惑、激愤情绪控制下的报复行为，严重的国内问题，鱼死网破的决心，都可能使战争发生。

多级的世界的主张是均势思想的延续，更多不是处于安全的考虑，而是处于利益的公平。追求均势经常要建立联盟，联盟的一个危险是撒手不管，即盟国不履行联盟的义务。对于联盟领袖来说，另一个危险是掉进陷阱，即被鲁莽的小盟国拉进冲突之中。如果一个国家不履行保证别国的盟友义务，导致将来可信度下降同样是一个威胁。盟国之间的战争很普遍，比通常偶然发生战争的频度要高3 倍，超过25%的联盟伙伴最终会互相打起来。很显然，联盟并非国家之间和平关系的保证。

现实的世界目前是霸权主导，多级并存的状态。单极霸权不是思想而是部分现实，被认为也是一种和平途径。但是霸权（顾名思义）不能提供公平，因为它的行为主体是国家，是利益困境关系中身份普通的利益体，无法构建真正的秩序。以霸权为格局的世界，本质上仍是一个无秩序的世界。霸权国家以运动员的身份兼任裁判，在这个利益的运动会上竞赛，无法指望它能够为我们带来公平的秩序。象罗素所言：“我们不应试图以使人驯服和胆怯创立起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应以鼓励人们的勇敢、冒险和无所畏惧来创立......” 。 国家不平等就无法谈到人权平等，这是问题的本质。美国既然不是帝国，那就决定了它必定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孤立主义。就现实而言，孤立主义或许符合其本国利益，直到事态恶化为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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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世界秩序场呼唤秩序统一

　　促进发展往往是每个国家的第一国策，欠发达国家需要追赶，发达国家需要保持相对优势。这是一场无休止的发展竞赛，而在这次竞赛中，经济的自由市场方式明显超越了计划方式，迫使各国放弃国内经济公平这一理念进行国际角逐。

　　发展竞赛引起了不良后果，那就是过度发展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体现为技术进步而不是简单的财富和经济增长。看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显然不能直接用经济总量来衡量，用现代机械和牛同样耕种10亩地，虽然经济总量相同而发展程度显然不同。“落后就会挨打”指的是发展水平而不是GDP。但是，欠发达国家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来促进社会发展，这是必经之路。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副产品是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过剩的工业和生活垃圾以及严重的空气、土地、水源、海洋污染问题。生态问题与安全、冲突、战争升级的危险互相影响。因对稀缺资源（能源）需求而造成的冲突日益加强，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会引发各种冲突。政治压力可能会在生态系统崩溃之前就导致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1914年与当代的某些相信之处令人不安。我们又处在一个资源日益短缺的时期。这种短缺产生的政治、经济后果日益让人担忧。现代工业经济发展要求保证能获得重要原料，如石油。短缺（上游水源污染，淡水短缺）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因人口过剩或环境灾害千万的难民潮也可以成为原因之一。环境破坏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灾难，同时还要被发达国家瓜分他们的剩余财富份额。一个国家可能蒙受他国造成的环境灾难（或至少认为他国有一定责任），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诉诸武力。

　　没有第三者强制的世界，基本形态就是混乱和战争，和平只能是夹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平静。无法消除的安全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现在公共事务（公共物品）问题出现在了国际上。由于相互依赖，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益需要采取团体行动来实现：货币政策、贸易、军事联盟或其他安全事宜，如核武器的不扩散问题。增加新的参与者不会减弱这些特性，也很难将任何一个国家置于国际事务之外。

　　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很可能出现免费搭车的国家。从长远看，这不是他们的自身利益，因为所期望的好处，例如清洁的河道，可能因此而无法实现。如果需要治理一条国际河流，所有国家都等待别国去干事，希望只受益而不付出，这条河就永远得不到治理。河流是供给共享的，并无排他性，沿河国家都得益于清洁的河水（正如由于一国或多国的缘故，水受到污染而使所有国家受害一样）。这里，免费搭车阻碍清洁的河水这一好处的获得，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与公地情况有关的商品被称为公用资源。它们是不属于某一特定国家，不受某一国家主权控制或管辖的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包括：深海海底、公海及公海渔业资源、外层空间、大气层（包括臭氧层）、二氧化碳平衡和广播用电磁频谱等等。

　　许多人把地球上存在的自然资源，甚至某些国内的资源（如亚马孙雨林）。称为“全地球公地”。这类例子很多，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等不可再生能源。但是谁拥有或管辖这些资源？世界上的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都有用光的时候。这个问题与公地的悲剧联系紧密。自然资源包括水、空气、耕地和石油、煤、天然气、森林等能源资源，也是世界污染的基本因素，如空气和水的污染，对公用资源的破坏，如对臭氧层、动物、鱼类、森林表土的破坏。

　　世界本身就是个全球性公地。按哈丁的见解，处于世界公地的所有国家，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毁灭这个公地。地球是一个单一有限的星球，它的资源总有一天要消耗殆尽的。

　　发展问题是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强国必定会继续工业化，保持其强国地位。同样，欠发达国家必须把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当成主要目标。因此，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需要资源，需求正日益扩大，而不是缩小。而这些资源都来自便于公地。按指数增长率消耗有限资源会使资源日益枯竭。过度消耗使海洋中鲸和鱼类的数量锐减（日本和俄罗斯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在20世纪中期，蓝鲸、脊美鲸和剑头鲸有几十万头；自80年代后期以来，已下降到8000头以下。在40年代，全球捕鱼量为2000万吨，到70年代上升到7000万吨。在这期间，世界渔船数量增加了4倍。由于过度捕捞，许多鱼种已濒临灭绝。许多工作海域受到污染，鱼类无法生存。鱼类和海洋生物还受到局部污染的威胁，例如油船漏油。渔业问题是公地悲剧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处理资源消费、人口和污染问题时，必须放弃单独的、短期的国内政策，考虑长期的、集体的方案，以便在保护全球公地和获得各种公共物品方面进行合作。最大的困难仍然各个国家总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使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最典型的例子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

　　为了求发展，欠发达国家需要大量资源、能源、资本和援助。在发展过程中，他们将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也将产生大量污染。他们的共同观点是发达国家试图让他们处于欠发达的、新殖民主义的和从属的状态中，这在西方反对海洋法的采矿和财富分享条款中得到了证明。

　　在1982年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国家（大部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寿命在40和65岁之间浮动，最穷困国家的寿命更低。在图的下端（1000美元以下），曲线表明了这样的关系：人均收入每增加50美元，寿命增加1岁；图形右侧，从3000美元开始向上，坡度变得很平坦，增幅为1000美元才使寿命增加1岁。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6000美元（图中未示出），曲线坡度更平，说明在高的收入水平上，收入和寿命之间差不多没有什么关系。

　　这一模式表明，穷国健康和生活条件的主要改善，并不要求富国人民作出重大牺牲。少量收入从富国转移到穷国对穷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将资源转移到穷国，其收益比在富国人均寿命上所付出的代价要大100倍。放弃增加奢侈品，或削减冷战后的军事预算，所付出的代价并不那么大。在穷国，2美元能支付某种疾病的接种费用；而在富国，2美元只是精神病医生一分钟的咨询费。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主要问题之一，人口的增长规律是按照指数方式增长。人口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1994年，第三次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共有179个国家参与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为期20年的《行动纲领》。会议期间，与会各国达成了以下共识：人口过速增长和生育率过高必然阻碍经济发展，故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以利于人口计划的实施。会议要求世界各国在2000年前每年共筹集170亿美元资金，专门用于人口和生殖健康计划，并希望在2015年前将筹资数额增加到每年210亿美元。

　　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给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世界人口数量已经从1950年的25亿和1980年的44亿猛增到2000年的60多亿。据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供的资料,联合国预计全球人口将增加到2025年的80亿和2050年93亿，预计全球人口能稳定在105或110亿左右。而未来的几乎所有人口增长均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为此未来世界不得不养活另外的50亿人。

　　没有强制力的呼吁见效甚微，各行其是的状况依然如故。没有国家在自身利益和全球整体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来放弃自家的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依然是准则。秩序体现的是一个服从整体利益的对每一个成员都一视同仁的平等的规则，及其身后统一的强制力。我们的地球世界既缺乏完善的规则又缺乏统一的强制力，这就是我们的麻烦所在。

　　1985年美国美国政府的一项调查估计，按照1985年时的水消耗速度和已知储量的5倍计算，锡可使用53年，铅为72年，铁矿为149年。在今后的20年里，假定现有的能源消耗形式没有大的变化，世界能源消耗估计将增加50%。比照现有探明的世界储量和1992年的生产速度，预测石油生产可延续45年。十分明显，世界石油将有一天被用完。如无特别的替代品代替石油，石油价格将变得非常昂贵。如果主要通过提高成本来扩大扩大，其出路令人担忧。来自95个国家的1360位科学家在英国《卫报》上联合发表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由世界银行首席科学家、白宫前科学顾问罗伯特?沃特森组织起草的。报告说，湿地、森林、草原、河口、产鱼丰富的海域等自然资源为地球上的生物提供了空气和水源，同时保证了营养物质的循环。然而，这些资源却被“不可挽回地损坏”。这个事实无论对于人类本身，抑或地球上其它1000万生物来说，都是个巨大的“风险”。“人类的活动给地球自然环境造成的压力太大了。生态系统还能否支持未来人类的生存活动？这个问题再也没有想当然的肯定答案了。”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城市居住，使用着各种高级的科技设备，似乎离大自然很遥远了，但科学家们在报告中警告说，大自然并不只是人们周末度假时才需要的东西，保护自然环境也不是仅靠“花钱”就能做到的。“忽视大自然赋予全球60亿人的巨大‘价值’非常危险，我们可以居住在远离大自然的地方，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完全依赖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服务’才得以生存下去的。”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公布的有关地球生态系统状况的报告对全球,尤其是西方工业国家的自然资源消耗速度和能源短缺状况发出了警告。报告指出,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超出了地球能够再生资源能力的20%。通过对几百种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的生存状况进行数据分析发现,1970年至2000年,地球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约35%。

　　人类现在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超出了地球能够再生资源能力的20%，在1970年到2000年间陆地、淡水和海洋物种减少了40%。自然保护专家认为,人类应该对野生动物减少和部分物种灭绝现象负责。与此同时,世界正面临巨大的能源短缺。1961年～2001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了7倍,其后果是气候变化对自然界的影响日益显著。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德国项目负责人彼得?普罗科施说,如果每个人消耗自然资源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都像美国人、德国人或者法国人那样多的话,那么我们还得需要差不多3个新地球才能生存。人类现在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超出了地球能够再生资源能力的20%，在1970年到2000年间陆地、淡水和海洋物种减少了40%。

　　地球上的空气是有限的，空气总重量的95%集中在地面上12公里范围内的薄层里。地球周围空气的总重量约为6000万吨，但是和粮食一样，我们时刻必须吸入空气才能生活，空气对我们至关重要，是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核心利益。但是，正是国际间无秩序下利益困境的缘故，发展竞赛导致空气质量日益恶化，恶劣的空气引发了人们的深深忧虑和困惑！不知道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人类使用的空气量很大。据统计，仅日本的一亿多人口每天呼吸就需要150万吨；美国仅燃料燃烧所耗用的空气一年就有180万吨左右。由于工业发展、人口增加、森林砍伐等原因，使大气成分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二氧化碳、甲烷、氯氟烃等温室气体的含量上升。据测定，80年代温室气体的增长率：二氧化碳0.5%、甲烷0.9%、氯氟烃4.5%。通常所说的大气污染就是指温室气体急剧增加的现象。全球大气污染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气候变暖（到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再提高2~3℃，灾害性天气和异常天气将更加频繁）、平流层臭氧层变薄（地球生物的保护层受到伤害）、陆地和海洋生物受到污染、产生酸雨（酸雨可使湖泊酸化，造成鱼类死亡；酸雨还可遏制森林生长，甚至导致森林死亡）。

　　水质污染严重。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世界上有70％的人喝不到安全卫生的饮用水。现在世界上每年有15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死亡原因大多与饮水有关。据联合国统计，世界上每天有2.5万人由于饮用污染的水而得病或由于缺水而死亡。

　　据估计，全世界有9.5亿人把鱼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但近几十年来，人类对海洋日趋严重的污染，有可能使全球范围内的海洋环境质量出现明显退化。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部分废物和污染物最终都进入了海洋。全球每年有数十亿吨的淤泥、污水、工业垃圾和化工废物等被直接排入了海洋，河流每年也将近百亿吨淤泥和废水、废物带入沿海水域，引起沿海环境改变，使动物的栖息和繁殖地遭到破坏。

　　全世界已有约一千一百万己知化学物，同时，每年还有约一千种新的化学物进入市场。这些化学物在制造、储存、运输、使用和废弃过程中常常危害环境和生态。现在，全世界每年产生的有毒有害化学废物达3亿到4亿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陆地生态系统也有很大的干扰和危害，因而成为目前全世界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

　　早期的新传统主义者指出了人口、经济发展、能源消耗和污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导致的困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法之一就是发展经济，然而保持经济发展，使发展中国家继续增长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能源，造成更多的污染。例如，二氧化碳会导致全球性气候变暖。1950年，只有10%的全球二氧化碳是由发展中国家释放的；1985年上升到16%。到2020年，将会上升到50%。世界观察研究所提出来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令人沮丧的悖论”：“努力改善生活水准本身就在威胁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进步这个概念需要重新定义，它追求的结果是不可容忍的。”

　　发展竞赛导致持续增加使用不可再生燃料，生产化学产品和其他工业产品，都提高全球污染的程度。燃烧矿物燃料会产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氧化硫、氧化氮、碳氢化合物和固体粒子。这些化合物都会进入水和空气中。其中有些物质会产生酸雨。它们进入土壤之中后，使生活在污染区的动物，这是危害性最大的污染。

　　核电厂最可怕、最危险的问题是发生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它向核电厂周围的生态环境中排放了许多放射性元素。如何处理核电厂产生的放射性废弃物是另一个困难的问题。许多国家都没建立起安全的处理场地和方法。

　　污染不但可能给动物、植物和人类生活造成不便，而且可能对动植物和人类构成危险。它还会破坏宝贵的粮食和水资源，使地球有限的资源成为废物。《增长的极限》一书对污染问题提出了四点看法：

　　1、几中已具规模的长期污染似乎是按指数增长，要比人口增长速度快得多。

　　2、不知道污染增长曲线的上限是多少。

　　3、生态环境污染的自然时滞增加了低估必要控制措施，促使污染达到最高限度的可能性。

　　4、许多工作污染物分布是全球性的，其恶果远远超出污染物产生地的地理范围。

　　整个生态系统污染物的广度，也表明了全球性的相互依赖。例如，工业化国家散布在空气中的铅，已经在格凌兰冰帽下发现。在一直生活在大西洋地区的鲸鱼体内，已发现了大量的DDT沉积物。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特别是来自矿物燃料的燃烧）产生了温室将效应，使热量滞留在大气中。在今后50年内，将使世界温度上升1.5—4.5℃（相当于2.7—8.1℉）；这一影响将集中于高纬度地区（每十纬度温度增加一度）。气候将变化反常，不可预测：森林向极地方向移动；大陆中部的干旱区将扩大，加大谷物种植的成本；冰帽融化，海面升高，淹没地势低的沿海地区。有些地区（例如北美）受的有害影响大于另一些地区（例如俄罗斯）。尽管细节上有所差异，科学家们在总体上认同将会发生什么现象，但他们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意见分岐。人类将被要求节约能源，或重视核能的发展。

　　臭氧问题因全球变暖和亚马孙雨林受到破坏而复杂化了。为了商业发展的利益和安置由于南美洲人口爆炸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新农民，大片森林已经或正在被毁。据估计，热带森林原来占世界土地面积的16%，现在只有7%。这也表示全部生物总量的减少，生物品种的减少和整个生态群落的减少。毁林耕种，一方面砍倒了吸收二氧化碳的树木，另一方面新建工厂放出的化合物可能比臭氧问题更糟糕。现在的局势是，国家决策引起了全球污染问题，而在国家层次却无力解决污染问题。国际合作的有限性和理论上的不可能，前面的共地悲剧理论已经做了详尽的解释。污染是一种全球集体“不幸”的明证，个别国家无法避免它国产生的污染，个别国家的行动无法提供清洁的环境这一公共物品。污染导致的生态危难显现出了超越国家的和全球化的性质。

　　整个世界的全球性问题，如二氧化碳的排放加剧了温室效应，毒化了垃圾场的微生物，使重要的生命循环遭到破坏；同温层的臭氧层受到蚕食，南极出现了臭氧空洞，而对流层（大气层最低的部分）聚积了过多的臭氧。

　　生态意识明确认识到威胁世界的全球性问题。正如让—玛丽?佩尔特（Jean-MariePelt）所说：“人类正在把地球机能的防御系统一个个破坏掉。”人们面对如此严重的困境，是否到了应该考虑一些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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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有道理

流星悟语

社会科学abc，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