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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下旬，香港各报均以醒目的通栏标题登载了一则消息《军统局特工首脑戴笠被香港警务处拘留》。戴笠，这个掌握着5万多名军统特务、世人皆知的杀人魔王、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忌惮三分的军统头子，是怎么被香港警察拘留的？他好好的跑到香港去干什么呢？这期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最新一期的《党 史 纵 横》，披露了这一切的细节。
赴港缉捕“刺汪案”主谋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市湖南路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汪精卫登台致开幕词.20分钟即告结束。根据事先安排，全体中委会后一起到会议厅门前合影。不想，合影刚结束，正当大家准备离开时，突然从记者群中冲出一个人，拔出手枪便朝前排的汪精卫连开3枪，枪枪命中……
这就是被国民党《中 央 日 报》称为“中央极度震惊”的刺汪案。
蒋介石紧急召见戴笠，暴跳如雷，大加训斥，限3天之内查清此事！
11月8日，《中 央 日 报》以头号铅字登载消息通缉相关人员。在这些“严缉”的“人犯”中，就有被指刺汪案幕后策划者——民国传奇人物“暗杀大王”王亚樵。
而此时，王亚樵正在香港。
1936年3月20日，戴笠亲自带领20名特务从南京直飞福州，在福州登上了开往九龙的轮船。
戴笠刚一上岸反被“抓”
其实，在刺汪案发生之前，王亚樵就已带着一些手下去了香港，住在光明台一号。当时国民党内著名反蒋人士陈铭枢、李济深等也在香港，他们同王亚樵关系密切，在王亚樵抵港时就已向香港总督葛洪亮提出，请他庇护王亚樵。葛洪亮一口答应，并通知了香港警务处勃郎处长。之后，王亚樵同勃郎开始交往，成为朋友。
王亚樵耳目众多，戴笠还未到港，他已知晓。于是，他立刻去见勃郎，告知戴笠将来香港捕人，请其在戴笠抵港后给予“关照”。勃郎对军统特务一向不满，因为军统局香港站经常制造暗杀、绑架事件，令香港警务处大伤脑筋。现在有这样一个出气机会，他当即点头。
但戴笠老奸巨滑。此次赴港为防港警找茬，他采取了迂回策略——先到九龙，然后租借了一艘豪华游艇，想以此瞒过香港警方。
游艇转了几圈，在3号码头停下，副官走进船舱请戴笠下船。
戴笠点点头，拎起桌上那只小巧的澳大利亚皮箱。这是他必须随身携带的，里面装着两支美制强力式无声手枪。这次来港，因为时间匆忙，没来得及向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办理临时枪照，所以只得放在箱子里偷偷携带入境。
正在这时，一群身穿深蓝色哔叽警服的英国警察出现在码头上。戴笠感觉势头不对，连忙将手里的皮箱和副官拎着的皮箱对调了。
一名英国警官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大声喊话，要求戴笠等人出示证件。戴笠虽然凶如虎狼，但此时身在香港，只得乖乖掏出护照。
警官看了一眼，脸上露出笑容：“哦，原来是戴先生，久仰大名啊！请允许我向您作自我介绍，亨利

乞食头家

戴笠觉得不大对头，就推辞说：“多谢勃郎处长盛意。雨农另有急事，改日再登门拜访。”
勃郎继续客气而坚决地请戴笠上车。戴笠心想自己是国民党政界要人，谅小小一个英国警务处长未必敢怎样，于是点头应允了。

戴老板颜面尽失的三天

汽车载着戴笠直驶香港警务处。下车后，戴笠随勃郎走进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喝着咖啡聊天。
一会儿，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勃郎走过去抓起电话，嘴里叽里咕噜地小声说着英语。戴笠听不懂英语，懂英语的副官又没跟来，因此不知道勃郎在说些什么。随即，门外走进来两名身高体壮的英国警察，面对戴笠立定敬礼，然后递上一张白色硬纸卡片——一张印着中英两种文字的《检查证》。

戴笠一怔，连忙转脸问勃郎：“勃郎处长，这是什么意思？”
“戴先生，本处依照有关规定，对入境者进行检查。”

“九龙海关已经查过了。”
“本处进行复查。”勃郎依旧和颜悦色，“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有必要，对女王陛下的亲属也可以进行复查。”

戴笠恨得咬牙切齿，又不得不站起来接受检查。好在那只已经调了包的皮箱里没有武器。
这时，勃郎一招手，一名警察走到门外拎进来又一只箱子。戴笠一看，正是装手枪的那个皮箱！
箱子打开，里面是两把手枪、十几粒子弹和一些文件。

戴笠立刻否认：“这不是我的。”“哈哈……”勃郎吩咐警察：“拿给戴先生过目。”

放在戴笠面前的是一张刚冲印出来的照片，上面是戴笠同副官“调包”的镜头。

这时，门外涌进一群显然早已等候在此的新闻记者。闪光灯射出一道道炫目的亮光，戴笠的窘态和非法入境的武器一一被摄入镜头。

一听戴笠被港方拘留，蒋介石立刻要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打招呼。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英国政府要求释放戴笠。但这时，戴笠已经在香港警务处看守所尝了三天铁窗滋味。从此，戴笠对英国人心怀愤恨，一直到1946年因飞机失事摔死，他也未曾再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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