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6日，梦想成为“福尔摩斯”的私家侦探原正、拥正德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两人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作为全国法院判决的首例私家侦探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他俩的经历给人留下诸多思索——
打工兄弟合伙办起私家侦探所
听起来“动人”的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所有员工也只有原正和拥正德两个人。公司的主营业务其实就是私家侦探。实际上，这两个人没接受过侦探业务训练，更不知道怎么当私家侦探。
原正1978年4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河津市，曾在空军部队当过兵，也曾从事过短暂的警务工作，后来到一家涂料企业工作，在那里认识了涂料工人拥正德。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大量建筑施工作业停工，原正的涂料生意陷入低谷。因为公司尚有欠款没追回，原正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追查债务人上。正是这件事给了他启发，他意识到许多生意人都有追查财产线索的需求，恰好这时，一位律师朋友建议他转做“商务调查”更赚钱。原正想到了平时与他交好的拥正德。
拥正德1975年12月9日出生在云南省武定县边远农村，只有小学文化。但他小时候读过《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对福尔摩斯非常崇拜，没文化的他没想到干这活儿是违法的。当原正告诉他想合伙开办私家侦探公司时，两人一拍即合。
于是，原正与拥正德各投资6万多元注册了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公司法人代表用的是拥正德的名字，注册的经营范围是市场调查、
法律咨询、技术服务和会议服务。原正在注册公司时，就知道做私人侦探是违法的，所以在填写经营项目时就打了个“擦边球”，填写了一些与调查项目近似的业务。但不管营业执照上写什么，原正从给公司起名开始就已经决定，公司实质业务是私家侦探。
原正在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私家侦探等词语，很快就了解了其他侦探公司的业务流程，发现了其他同行的“办案秘笈”。随后，原正看到有人公开在网上叫卖个人信息，他开始尝试着根据委托人的需要，从网上买来需要查询的信息，再转手高价卖给委托人。倒卖信息成了原正的第一条致富路。除此之外，他们还接手婚外情调查业务。
平时两人各司其职，原正在公司专门负责联系业务，负责查询客户委托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通话记录等个人信息。而拥正德主要负责跟踪偷拍等跑腿的活儿。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2009年6月至12月，二人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公司信息招揽业务，接受他人委托进行婚外恋跟踪拍摄，查询银行账户、房产、户籍情况等个人信息，并收取费用从中牟利。
2009年12月28日，原正在办公地点被假扮成委托人的警察抓获。2010年3月23日，拥正德被抓获。
“多管齐下”搞活经营的侦探所
为了扩大业务，原正拿出自己积攒的钱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智慧大厦租了一间办公室，添置了照相机、摄像机、电脑、偷拍设备，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当然，原正还不忘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做“竞价排名”广告。
两人想尽办法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和注意，并为此建立了一个宣传网站，当有需要的客户打电话来，原正就跟客户见面约谈服务内容和价格。根据客户需要调查什么人的哪方面信息，然后商谈价钱。谈妥之后客户需付部分定金，其余款项事成之后结账。自从网站建立起来之后，每天的咨询电话很多，一个月大概能有十多个活儿。
有偷拍需求的绝大部分都是夫妻怀疑对方有外遇的情况。原正告诉拥正德，在偷拍时一定要讲究跟踪手段，要和被偷拍的对象保持40到50米的距离，因为是生面孔，偷拍时一般不会被对方发现。原正教给了拥正德很多军事常识，这让拥正德在跟踪时派上了用场，尽管做私家侦探他是个外行，但在几十次跟踪拍摄时从未被发现过，每次都能完成跟踪任务。
2008年2月，他们接手的第一个生意是跟踪调查婚外恋，一名女子怀疑自己的老公和一个外地女子有婚外情，并生有一个私生子。拥正德接下生意，谈妥跟踪拍摄一天800元，要求委托人预付40%订金。这单生意并不难，拥正德带着设备跟踪偷拍那名被疑对象，跟拍几天就找到了答案，交差后拿到2000元报酬。
原正其实心里明白，跟踪拍摄婚外恋、查询银行信息、电话短信记录、房产信息甚至个人病历，这些针对个人信息进行的调查，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他最初只想打法律的“擦边球”，没想到，最后“球”还是出了界。
颇讲“职业道德”的私家侦探
作为一名复员军人，原正给自己设定了“职业道德”底线。在开展私家侦探业务之前，他就定下了“三不查”原则：政府机关、中央机关和黑社会不查。
除此之外，在收费和对调查信息保密方面，原正也恪守他的“职业道德”。尤其是调查婚外恋，需要拥正德跟踪拍摄。拥正德每天都要带着摄像机、密拍手表、录音笔等各种工具，一路尾随被调查人。对于被调查人的详细情况，包括何时出门，去了哪里，甚至和谁在何处就餐，均一一记录下来交付客户，然后销毁一切相关材料。
而原正干的这一部分业务，虽然少了日晒雨淋，但却需要更高的智商。他主要是查询银行存款、房产信息、户籍情况、手机通话记录等。原正每次接受委托后，再从网上找到几家信息调查公司委托调查，对方提供相关信息后，原正为了确定信息的真伪，再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核实，比如住址信息，原正一定要自己去一趟查实，电话号码信息就拨打试试，账户信息原正就往那个账户里存一点钱，能存进去证明账户是真的。直到确定信息准确后，原正才会提交给客户。长期下来，原正的“敬业”精神受到了很多客户的尊重。
原正根据每项信息调查内容的不同，确定的收费标准也各不相同，因为他也是委托其他公司查，所以赚的不过是一点差价而已。其中，房产信息和病历档案的查询收费最高，可达2500元。
接受委托后，委托人一般要先交30%至40%的定金，完成任务后再付余款。2009年，一位女士让原正查询她老公外面是不是有情人。拥正德跟踪了很久也没有查到这位女士老公婚外情的相关证据，最终，原正他们白费了半天劲儿也没能拿到余款。
而除了查询婚外恋之外，查找“老赖”也是原正他们主营的业务。2009年6月，一名50多岁的东北男子找到原正，这位自称是地方官员的处级干部，说给了一个北京人500万元帮着办升职的事，但事情没办成，对方连钱也不还了，最后玩起了失踪。这位官员不敢向警方报案，只好委托侦探公司追债。最终，原正和拥正德帮这位官员找到了那人的住处。原正只收了那位官员4500元，自己也只不过赚了1000元，至于委托人要住址做什么，他根本不问。
原正“职业道德”的另一个体现，是他从来不打探委托人为什么查询其他人的信息。有时候委托人会向他透露，但他从不做记录。原正虽然买卖公民信息，却不向委托人之外任何人公布获取的信息，也不在网上宣传，自己也不留记录。
高科技“大显身手”终东窗事发
房租、网络广告和高科技设备，是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三大块开支。因为私家侦探业务目前在我国尚不合法，因此侦探公司唯一公开的营销途径就是网络。原正给公司网站做的搜索竞价排名，每个点击率要花费两三元。至今，在网上搜索引擎搜索栏键入“北京私家侦探”等关键词，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的信息仍在前列位置显示出来。
公司网站不仅带来业务，也是同行之间互相确认身份的手段。公司开业时，原正为了努力使公司尽快走向正规，专门从一家公司购买带有摄录功能的秘拍手表，只要一按键，小小的手表就能录音录像。这种特许经营品禁止随意买卖，需持工作证和介绍信购买。那家公司曾几度考察原正公司网站，确认是同行才肯发货。除了用摄像机进行跟踪拍摄之外，拥正德还在网上买了具有夜视功能的秘拍手机等多种设备。
而搜索引擎上排名靠前的公司信息，在为原正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把他送进了铁窗。
2009年12月28日，北京警方在展开“秋后行动”时，从互联网上查获到原正发布的信息，自称可以进行个人信息、房产、银行账户信息查询和提供替人追逃欠款、跟踪等服务。该信息留有手机号码和QQ号码，经查询，发布者正是北京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警方当天与“东方摩斯”取得联系，以洽谈业务为名与原正相约见面。随后，警方在智慧大厦将原正抓获。
公安机关在搜查过程中还发现了照相机、摄像机、录音笔、秘拍手表等涉案工具，同时还在原正家中发现了警服、手铐和印有“警察”二字的钱包，但原正说手铐和钱包纯粹是个人收藏，而警服是觉得冬天穿会比较暖和。
当时，拥正德正在湖南跟踪一起婚外情调查，原正发短信告诉他公司出事了，不要再回来了。拥正德没敢再与原正直接联系，而是悄悄潜回北京改行当起了保安。2010年3月23日，拥正德在崇文门担任保安时被抓获归案。
正是原正的“职业道德”帮了他们的大忙，警方调查时发现，由于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对所办业务不做任何记录，所有涉案事实和金额只能凭借原正和拥正德的回忆，这给侦查机关造成极大麻烦。此案件自2010年4月移送海淀区检察院，期间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一次。案情之所以复杂，一是查不到犯罪记录，二是涉案的其他当事人不愿配合警方，几乎都不承认曾经委托过私家侦探，很多原正和拥正德供述的事实无法认定。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公诉机关最终认定两人的涉案事实，仅有陈先生委托查询张先生个人信息一项。
而陈先生之所以愿意出面为原正作证，却是因为他为原正的“职业道德”所感动，也对禁止私家侦探有不同看法。他在法庭上说：“夫妻不忠、财产转移、虚假资信、商业窃密、知识产权侵权盗版，甚至招聘用人时虚假欺骗，这些事项在法院都需要当事人自己举证。当事人没有举证的专业能力，律师也不愿意做这些辛苦和危险的工作，那么为什么不能让私家侦探来做？”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正和拥正德在接受审判时连律师都没请。他们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也几乎是以“我认罪”、“我错了”回答公诉人的质询。
检察机关指控，2009年6月至12月，被告人原正、拥正德办理了“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其间，二人接受他人委托进行婚外恋跟踪拍摄，查询银行账户、房产、户籍情况等个人信息，并收取费用从中牟利。目前检方核实的被告人所做业务仅有两例，负责此案的海淀检察院戴检察官庭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其实两被告人实际操作的很多，但因多数委托人不承认委托事实，故难以取证。或许感到羞于启齿，除两人愿作证外，其他委托人都矢口否认曾出钱雇人调查，因此最终根据可查证的资料只认定了一起事实，涉案金额约4500余元。
在庭审即将结束时，拥正德说：“我以为这行能挣点钱才干的，结果我和原正各投资了六七万元，但并没挣到什么钱。”而原正则称：“北京做私家侦探的公司不下500家，全国这类公司超过两万多家，从业人员近20万。我现在很后悔，不应行走在法律的边界上。我奉劝同行，在国家政策还不允许时，最好还是把侦探公司关闭吧。” (来源：人民法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