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龙之吟

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袭警事件，造成执行公务的警察受伤甚至死亡，他们多在处置各类警情和纠正处理交通违章时遭受攻击。警察被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被执行人对警察的蔑视，这些人以自身权利的绝对诉求抵制警察所代表的国家公权力，他们在主观上不认为自己在与国家权力对立。



袭警行为诱因之一：公众“仇警”心态



从各地发生的袭警案分析，袭警行为人普遍没有明确的“袭警”意识，行为人只承认自己违法，不认为是犯罪。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国家立法没有制定“袭警罪”的罪名以前，行为人袭击警察的罪错认定，与他袭击一般公民的罪错认定并无区别，应根据他袭击警察的行为情节和被袭击警察的伤情，确定他的罪错程度，处以相应惩罚。但不管如何处罚，都要以造成的“后果”为依据，如果他的行为没有造成伤害，或者伤害轻微，他很可能不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只承担医药费、误工费以及少量的营养费等民事责任。公众有一种“仇警”的心理。2006年10月北京发生一起袭警案，执法民警被害，在对案情还不了解的情况下，网上的议论几乎一边倒同情袭警凶犯，甚至称他为“英雄”，还要向他“致敬”。对公安部为此发布A级通缉令表示不满：“凭什么死一警察就发布一级通缉令？”那些人认为公安部在为“自己人”滥用职权。还说什么“死了一个小土匪，激怒了一群匪徒”。还有一些“人道主义者”为袭警罪犯开脱：“他盗割电缆是因为太穷了。”总之，错在警察。警察执法时遭遇的“马路效应”颇具中国特色：在公众场合的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之间，非组织状态的人们会保护违法者，却对处置违法者的警察进行集体围攻。长期以来，我国公安存在一种很使人费解的现象：“法人”的警察执法时代表国家权威，但是执法的警察的身份却是自然人，与处置对象的身份完全相同。有抽象的“警察的权威”，但是具体的“警察”的权威却不存在。“警察”权威的失踪使“警察权威”无形瓦解，威武庄严的警察队伍，实质上只有“队伍”，没有“警察”。





袭警行为诱因之二：媒体“丑警”宣传



公众“仇警”，在于警察机关有“三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但媒体的“丑警”宣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0年代早期，大众传媒积极宣传公安英模群像，媒体与公安密切合作，媒体要突出时代“主旋律”，公安英模是主旋律最合适的代表。同时，公安要从幕后走向前台，媒体是最好的展示平台。但是媒体的倾向很快发生了偏转，以309国道山西段罚款事件、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以及河北杜书贵枪击案为转折，平面媒体和声像媒体对公安展开了大批判。之后还有陕西“黄碟”事件，广东孙志刚事件，四川女孩饿死事件，成都火车站警察小偷勾结案等。这些事件或案件暴露了公安队伍本身的问题，比如人员素质、执法指导思想、机构设置等等。但是媒体对这些事件或案件的特别关注，除了众所周知的新闻舆论监督的职责以外，还有新闻媒体追求注意力效应的因素。在所有的权力机关中，公安与公众的接触最为密切。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公安（警察）属于暴力机构，国家专政的工具。当“暴力”的警察和非暴力的公众发生接触，特别是这种接触已经导致纠纷的时候，最易引发悬念。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传媒专注于两个热点，也是它们的两个“卖点”，一是足球，被大众传媒荒诞化；另一个就是警察，被它们妖魔化。中国的确足球很可笑，但是它不比其他体育项目更可笑，媒体热衷于拷问足球，是因为足球在公众中拥有其他体育项目难以企及的影响，拷问足球，可以拉动媒体的“注意力经济”。媒体特别关注警察，因为警察的社会“出镜率”更高。出镜率和公众熟悉度，构成媒体第一资源。显然，媒体对这一资源进行了恶意开发，通过丑化宣传，使警察在公众中的形象妖魔化。以张金柱案为例，公众从大众传媒上看到了一个蛮横的公安局长，镜头前的张金柱给人以杀人魔头的印象：怒对镜头，拒不认罪，对受害者毫无同情心。其实，张金柱触犯了交通肇事罪，并非媒体和大众舆论认为的“故意杀人罪”。2005年1月发生在北京的交通肇事案件几乎是张金柱案的复制。小货车司机郑国辉误入自行车道，撞倒骑自行车的父女，将19岁女儿拖行629米，重伤死亡，其父受伤。北京第二中院以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罪判处郑国辉有期徒刑13年，不采用故意杀人罪。两案的发案过程、后果几乎完全相同（拖行距离不同，张金柱驾车拖行受害人1500米），但郑国辉案以交通肇事罪被起诉，张金柱则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极刑，因为后者是警察。说媒体干预法官的量刑是不适当的，但媒体确实干预了公众对这宗案件的认识与评价，诱发了公众的“仇警”情绪。陕西延安“黄碟”事件，警方的确犯了错误，侵犯了包括公民隐私权在内的多项权利，人们对警察的“新仇旧恨”，藉此形成了大爆发。媒体“丑警”与民众的“仇警”互为效应，警察的社会形象每况愈下。

袭警行为诱因之三：警察职能泛化

    90年代中期，警察开展了频繁的高强度的非警务活动，比如参加社区建设，开展便民服务项目与设施，包揽辖区意外事件处置等，进行“无限制服务”。比较典型的如居民误锁房门。公安承诺，公众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拨打110求助于警察，而警察有义务为群众解决任何难题。但是警察没有经过这许多“任何”中的任何一种专业训练，对于误锁房门的情况，他们只得用最原始的办法：爬窗外护栏。一位年轻的民警因此坠楼死亡。警察为居民爬户外护栏开房门，一直占处警的较大比例。想象力丰富的人质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习惯”把自己锁在门外。居民当然不会故意把钥匙丢在屋里为难警察，在生活中误锁屋门现象也确实很多，所以才有“开锁”这一行业。雇请开锁公司打开防盗门，耗资过百，而且防盗门可能报废。报警召唤警察，所费仅“谢谢”二字而已。警察在为百姓“排忧解难”，可是，警察在排除了居民的困难之后，却制造了另一宗“困难”：警察“抢”了开锁公司的生意，他们在“与民争利”。

其实，所谓警察的“服务职能”，所谓“热情服务”，被许多人包括被警察自己误读了。警察的确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说到底，共和国所有的职业、职能，都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国家公务员称为“公仆”。不过，服务有分工，社会才有秩序。共和国公务员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不能因此就要包揽“一切”。在职能之内是服务，职能之外就只能叫帮忙了，警察不是保姆。



袭警行为诱因之四：警察自我约束过度



在频繁发生的袭警案中，被袭击的警察多数不做反抗，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2005年吉林德惠两位交警处置一起行车事故，引起女司机的不满，这位妇女在交通路口打交警的耳光达40个，俩交警手放在背后，任由那位妇女行凶。那位妇女行凶打人(不管她打什么人，乞丐还是警察)，肯定已经触犯了法律。交通肇事是过失行为，而打人则是故意犯罪，警察为了维持对过失行为的处置而置犯罪行为于不顾，违反了法制的基本精神。为此，他应该受到两项处分。第一项，他舍大取小，违反了法的紧急情况优先处置的原则；第二项，他放任他人对警察的恶意攻击，违反了警察有义务维护国家公权力不受侵犯的原则。毫无疑问，那位妇女在“袭警”，而被袭击的警察对此毫无作为，公安机关事后的表彰实际上默许了袭警行为的合理性。这样的推测是合理的，德惠的妇女袭警事件之后三年，2008年6月，扬州一位郭姓男子，在某小区门口殴打处警的警员18分钟。诸如此类的袭警事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警察的执法绝对不可以损害国家尊严，不损害国家尊严的主要表征，是不损害执法警察的尊严。以个体形式处警的警察，代表国家形象和政府权力，自然人的警察和执法者的警察合为一体。警察代表国家政权行使权力，昭示国家的尊严。警察的尊严受损，就是国家的尊严受损。



警察频繁遭受袭击而不予还击，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警察处警或执勤很少佩带警械，而袭警者大都携带武器。在袭警者面前，警察没有还击的能力，甚至没有防御的能力。2006年10月北京袭警案，追捕罪犯的警察就是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被犯罪分子用钝器击打致死的。主观方面，警察即使有防御能力和还击能力，也不会实施积极防御或主动还击，他们只能进行有限的消极防御，将伤害尽可能减至最低。因为警察的还击或防御很可能被判定为“过度使用警械”，他和他的单位将因此受到严厉的处罚。当前我国对警察开枪的处分，很像古代监狱对入狱者的惩治。新入狱者要吃“一百杀威棒法”，开枪的警察有错没错都得准备检讨书。既然携带警械而不能使用，一旦被劫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警察已经习惯于不佩带警械，以致人民警察在执行警务时几乎完全不设防。不设防的警察不具有威慑力。



袭警行为诱因之五：警察待遇偏低



警察必要吃“皇粮”，吃皇粮的好处是不必依赖地方财政，有利于独立办案。但是我国警察距离全体吃皇粮、全部吃皇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多数地方的警察要依赖地方财政，国家财政只充当辅助部分。地方财政状况决定了警察的收入和待遇，财政不佳地区的警察，待遇也较差，“较差”到警察不能养家糊口，在当地社会群落中属于贫困阶层。在为数不少的地区，派出所的日常工作的重要一项是“找钱”，以维持日常开销。派出所的“财源”主要部分来自辖区商户，即辖区服务行业、商业点的“管理费”，这项费用要由警员逐户收取，因为收费的多少和迟早，警员和商户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警民两方锱铢计较，面红耳赤。商户甚至称之为“收保护费”，语含轻蔑。一些贫困地区的警察甚至不能配发警装。一位派出所警察到北京出席表彰会，他那套警服需在省厅赶制。一位老民警在自己的追悼会上才第一次穿上了警服，可以想见基层民警经济状况的窘迫。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排除生计问题的困扰。为了生计，有时候他们必须牺牲尊严，以取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以致有一杯酒换一万拨款的“交易”，或与案底未必很清楚的实力人士达成资助协议。这些活动无疑又被群众视作“官官相护”和“警匪勾结”。不但基层，更高级别的机关也同样为经费的获取煞费苦心，网上追逃的嫌疑人，缉捕地和案发地为押送还是提取互相推诿，其实都是因为路费困难。河南某地发生一件极端的警察杀人案，一个民警枪杀三人，在逃跑途中被逮捕。与河北霸州杜书贵杀人案时间相近的这宗特大杀人案，留给人们的思考远远超过案件本身。这个“前警察”长期生活困难，以致经常拖欠房租，因而饱受房东和身边人的冷眼。他为人懦弱，不善表达，性格内向。长期的心理压抑终于在一个早上爆发。“人道主义者”愿意从各种角度为他辩护，把他犯罪的责任推给社会，这无疑是很荒谬的，这个警察要为自己的罪行负全责。不过，在惩治这项犯罪的同时，也应该思考另一种荒谬：警察为了升斗之米行凶犯罪的荒谬性。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强调警察的社会形象和公众形象。为了这样的目的，西方各国的警察待遇要高于一般的公务员，以维持警察的“品位”，为此目的，有的国家比如韩国，给警察发放数额不菲“品位维持费”。这是在经济基础上对尊严理念的强固支持，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