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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作家严歌苓发表微博：“我的最新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独家授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做出这番“验明正身”般的声明，是因为市面上已经出现三个署“严歌苓著”字样的不同版本《金陵十三钗》。无独有偶，就在严歌苓发表声明的前一天，作家出版社也通过媒体声明，该社的品牌图书“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最新一期选本遭到了九州出版社的“李鬼版”侵权。

　　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声明，指向的都是当下出版行业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的痼疾：抄袭式跟风。“跟风”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见到《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大量的“兄弟姐妹版”。其实，“跟风”的产物也未必就缺乏新意、粗制滥造：受《老照片》一书的启发，国内以《黑镜头》的名义将“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引进中国，成为国内图书出版的经典案例。成功的跟风，应该是在一本书、一个事件的畅销或轰动中，敏锐地察觉其中的风向，对读者的阅读兴味进行分析与认识，预判新风向的核心价值，予以挖掘、提升，并反过来对这股新风向进行丰富与引导——只有在这个层面把握畅销书的意义，跟风书才能摆脱创造性不足的先天缺陷，在市场与读者心中站稳脚跟。

　　反观现在的图书市场，不少出版方已经失去了跟价值之风的能力，快播电影而是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对市场热点进行直接抄袭，野蛮掠夺作者与出版方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完全漠视读者的利益。以近两年深受新一代父母肯定的家庭教育图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为例，市面上抄袭式的跟风图书已经多达几十种。客气一点的，会用《好爸爸胜过好老师》、《好父母胜过好老师》这样似乎对原著进行补充的书名；不客气的，则一字不动地将原书名用在自己的书上。

　　今年3月，近50位中国作家声讨百度文库，开始艰难的维权之旅。如果说，网络盗版是从外部掠夺出版行业的利益，“抄袭式”跟风则是从内部败坏出版行业的根基。前者尚有根除之日，后者则不知何日平息。面对电子出版物的汹涌而来，不知道传统出版行业何时能根除这一痼疾。如果直到有一天，“抄袭式”跟风因为无利可图，方才自动消失，则不仅是出版业的悲哀，更是读书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