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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陈岳岚，71岁，中专文化，湖南省安化县大福镇永久街居民。
  我父亲陈祖荫在解放前后，是当地有名的医师，能治各种疑难杂病。又是一位很好的小儿科医师。1949年，快解放时，在我们湘黔边界雪峰山，解放军队伍狠狠的打败了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解放军部分伤病人由土改干部东北人伍大队长来到了大福二区，找到我父亲为解放军治疗过很多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中央指示成立三会、工会、农会、卫生协会，三会同时展开。
  我父亲陈祖荫是大福区医院的创办人，解放后，安化县第二区政府成立，二区区长林书江，政委王昆民领导，对我父亲很器重，安排我父亲参加县卫生工作会议，并参加了安化县卫生协会，成为正式会员。接受了县卫生协会任务，回区后向区领导汇报，按区领导安排了全区几十个乡镇的“中西”医会议，发展了会员，并选举我父亲为安化县第二区卫生协会主席，会后区领导强调要求解决大福地区人民群众的疾病卫生问题，要我父亲带头组织一支有党和政府领导的医疗机构。开办联合诊所，动针要线，办事要钱。1949年刚解放，国家正处在一穷二白经济困难时期，办联合诊所要靠自力更生，我父亲自备积蓄，拿出准备买房子的三十元银元作股金，开办“联合诊所”后。从周边乡镇找来三位有医疗经验的内外科医生商量，每人集资三十元银元。（当时只有银元、铜元、大米流通）。4人共集资一百二十元银元，没有房子，租来两间私人楼房。我父亲从自己家里搬来桌椅板凳，床被和一切需要的东西，购买药材和医疗设备，由上面安排二名女服务员。经过一个月的筹备，于1950年初大福联合诊所正式开业。我父亲任所长兼管会计。当时上面没有工资发，所有的单位工作人员都是发115斤大米一个月。开业不久，第一位住院的是1949年参加地下党工作，现持有国家金质奖章的姚俊钦所长（现还健在）
  我父亲1949年起自己掏钱开办联合诊所，转为大福卫生院、大福公社医院、大福人民医院，现更名为大福骨伤科医院，我父在解放初期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父亲精心操劳一辈子打拼下来的医院，把加工制作一条龙的大医药店和大笔的现金账本，于1962年初移交医院会计保管。
  我父亲在解放初期做出这样的选择，完全符合党的要求，他老人家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是可贵的。为联合诊所操劳一辈子，房子都没买一间，一直在大福街（后改为大福镇）上租房度日，他老人家的一生是伟大的，为现在的大福医院的经济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是大福医院的开国元老，创始人之一。
  1963年退休，1969年文化大革命，一次大搜查，是医院领导王宝林在我家搜走了我父亲的全部医药书，还有一支自己掏钱买来的自备急用药，羚羊角一支，事后我父亲一气之下卧病在床，二十天后含冤九泉，临终时留下一张入股收条交我保管，父亲死后，母亲靠我夫妻供养，母亲1974年病故，我夫妻二人送两老归山，没向医院要过一分钱。
  1974年中央有文，解放前后，对国家有贡献的工作者死了或退休的子女可以接班，我经肖礼谦、郑成德俩位老医生介绍，经大福医院院长李志元、区委书记何凤鸣签订合同书，于1975年初进了大福医院，从事饮食员工作。我本跟父亲学过医，又拜拓木刘振香老医师学过医。但我没有选择，刚进医院，烧的是柴火，照明是手提玻璃灯，吃的是钵子饭，每天供应热开水。打扫厨房餐厅内外卫生，伙食按成本计算调口味、换花样。由原来吃饭人数30人，后来增加到60~100多人，医院还要开这会，那会，有时领导要另外办伙食。一天到晚起早摸黑，我没有怨言，我只想安心地好好干，领导会帮我办好接班手续的。三年后，我同职工一样，发年终奖、加班奖、医药费报销。我因常年与水火打交道，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和胃病，1985年李道德医师带我到湘雅医院做过检查，是十二支溃疡，有豆大烂处。回来后我一直坚持工作，89年中旬我胃病加重，四肢红肿，我只得向夏乔庭院长请假回家休息，叫二儿子去代了三年班，我上班多年，请医院领导帮我解决编职，领导夏乔庭院长不理不睬，我看到其他单位的人都接好了班，接班人不论文化高低，不论户口，都办好了手续，我想我父亲是股东老板，应该要为我办理接班手续，后来他又借口说是农业户口，解决不了，我1968年下放农村到离镇上几里路外的张家大队，当时父母亲都七十多岁，没人照顾，父亲不让我们离开他们，因那时都是在河里挑水吃，要帮他们挑水，洗刷，所以就把户口寄插在镇上的大福四队。所以户口一直是大福四队的农业户口，到1987年上面有政策，只要你能从当地粮店找到以前的城镇居民购粮本，就能解决户口，后来我找到了，但他们还是以各种理由，不帮我解决编职。
  夏乔庭作为区医院院长，不但不关心我，照顾我，见我老实可欺，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我的财产，以及欺骗手段排挤我父子出医院，手段如下∶
  1988年我还在上班，当时的大福区医院院长夏乔庭以对账为由，到我家里来，从我家拿走我父亲的入股收据，当时没有复印条件，我象我父亲一样，爱国、爱党，看他是党员，又是医院的院长，我完全相信他，没有半点怀疑，很爽快地就把原始收据给了他，后来我多次追讨，叫他还给我，每次他都花言巧语地搪塞我，并说要放在医院保管，不能给我，我当时还是一个临时工，去留也就他一句话，我想他是领导，不会骗我的。直到1992年夏乔庭院长找到我要我一个人去大福供销社饭店，说有事商量，在饭店二楼的一间房子里，里面有夏乔庭院长和另外一人，夏乔庭院长介绍说是县卫生局的律师，他们二人和我一边喝茶，一边拉家常，到最后把话题转到我父亲的股金条一事上，说现在上面有政策，全面清退临时工，因我的编职没有解决，在清退范围之内。说我工作了十七年，二儿子代办三年，补偿2500元，写了一个条子叫我签字，我当时就向他要父亲的股金条据，夏乔庭说股金条以上交县卫生局，属国家所有、我不信，大声的质问他，他说“你不相信我，但要相信党还有他” 指着他身边的律师，律师忙说我们不会骗你的。他们利用恐吓、欺骗多种手段，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签了名，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不知道原来他在拿走我的股金条据后，背着我们在当年就作了处理（夏乔庭本人具有证明）安排亲属进医院，而且有的亲属没有到退休年龄就办好了退休手续，却仍然在医院上班，拿双份工资，而我却一无所有，后来县卫生局退赔了一笔资金给我，却被夏乔庭等人暗地的私分了，我们一直不知道。
  2007年县里有政策改革开放落实到人，医院又搞集资分红，我想我父是股东老板创始人之一。从1950年到现在没有分到一分钱，且他们年年分红，我很不服，我也应有我的份，且我在医院工作了十七年之久，到最后连基本的养老保障都没有，我很不服，找到现在任骨伤科医院院长说理，院长肖三如是全县公认的十佳院长之一，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高水平的骨科医师，他也知道我们的事，是夏乔庭他们一手办的，办得很不对，他要我到县信访办卫生局去上访，反应情况，于是我打了报告，要求追回股金及办理我的退休养老问题，卫生局答应马上来人调查，几天后县局蒋局长来大福了解情况，该院支书谭超美以各种借口不让我跟夏乔庭对质，并且口出狂言，你父亲入的不是金子，我们办了的事，办了就办了，你要把这案子翻过来我从你跨下爬过去。我找到肖院长问情况，他说蒋局长来了，他把医院当时写的协议、会议记录全部复印去了，我们到县局想看看到底夏乔庭写了些什么，到县里找到局长，他说我们的手续齐全，上面你们俩都签了字，并把一张复印好的领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看呆了，很奇怪，从来没看到这样的领条，这是哪来的呢？领条的左下方还写了县局长现场办公协议，为什么不写明哪个局长？如有姓名我可以去问这个局长，我们没有在场怎么会有这份协议呢？蒋局长说，是后来写上去的，且签名也不是我们俩签的，完全是假的，是伪造的，蒋局长说字迹是一个人所造。要我们请律师通过法律解决。我们又问局长要看他复印来的协议和会议记录（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参加什么会议，蒋局长说那些没有复印来，只听夏乔庭口头讲了，这张领条复印件是他复印好了给我的。）我是近年调来的，以前的事我不清楚，按这样的情况，你只能用法律来解决，我们请当地律师，他们不敢接，请外地律师他们不敢进，官官相护。
  我是卫生系统和医院的正式工作者，在医院工作长达十七年之久，并有我二儿子在医院代班工作三年，不知何故将我父子抛丢不管。我不理解改革开放的政策有何规定。
  请求上级领导将国家有关文件搬出来让我学习学习，使我满意接受抛丢不管的道理。我只晓得“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有“五条”，其中第五条是照顾职工的困难，干部（不分工作性质）都有责任对有疾病、家庭生活困难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我怎么也不理解，在医院干了十七年，积劳成疾，却被人抛丢、排挤出了医院大门而不管。
  我父是现在医院的创始人，本人与儿子属继承人。特请求上级领导落实政策，安排儿子接班，帮我办好退休和公费医疗手续。
  我父在解放初期能响应党的号召，集资开办医疗诊所。而他们三个和作人，肖若甫、罗蔗甜、宁韩生，在1960年都已退股，有的自办诊所。他们的子女都已在该医院接班，而我父亲一直坚持到退休，这种精神是很伟大的。喝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共产党是正确的、伟大的党！
  综上报考句句属实，恳求上级领导体察民情，为我追回股金收条，落实政策，进恳切要求领导给予负责的答复。
  专此备文报考，急求领导为民做主，为我申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