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墓“文革”中被掘所见
蒲松龄墓
我关注并调查蒲松龄墓在“文革”中被掘的情况，是想通过墓葬搞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
蒲松龄18岁时奉父母之命和刘氏成亲。刘氏荆钗布裙，少言寡语，讲究实际。蒲松龄和她是柴米夫妻、贫贱夫妻，不是神仙眷侣、浪漫情人。这一点，蒲松龄的《述刘氏行实》写得非常清楚。
奇怪的是，聊斋爱情却种类繁多、描写细腻。能把爱情写得如此多样、如此动人、如此出神入化，总该有作家亲身的爱情经历在内吧？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
1980年田泽长教授发表的《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根据《蒲松龄文集》的《陈淑卿小像题辞》提出：这篇骈文写的陈淑卿是蒲松龄的情人。蒲松龄22岁时逃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古老山村跟年仅十六七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家，他们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挠，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蒲松龄30岁到江南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的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生育了子女。“可怜乐极哀生”，蒲松龄的幕宾生活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田教授的论述似乎很有道理。《陈淑卿小像题辞》情辞并茂，文章作者跟陈淑卿理应是爱侣，他们的曲折爱情也颇像某些聊斋故事。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蒲松龄“夫子自道”还是给他人代笔？当年蒲松龄做私塾先生时，经常替东家捉刀代笔。因家庭困难，蒲松龄还卖文为活，因这类文章写得太多，蒲松龄专门写了篇《戒应酬文》。上世纪50年代，《蒲松龄集》的整理者把这类应酬文章，都收到《蒲松龄文集》里。许多以第一人称写的文章，所表达的感情，并不属于蒲松龄，而属于请他代笔者。《陈淑卿小像题辞》开头有“射雀之客，旧本琅琊”八个字，“射雀之客”是对女婿的代称，而“琅琊”是书圣王羲之后人的自称，这说明陈淑卿的情人姓王，蒲松龄三十几岁时恰好在王家坐馆，《陈淑卿小像题辞》显然是
既然陈淑卿不是蒲松龄的第二夫人，蒲松龄会不会有另一位“第二夫人”？我考察过蒲松龄校定的蒲氏家谱，蒲松龄兄弟四人，家谱没明写哪个儿子庶出，但蒲松龄父亲小妾的姓氏写进了家谱，当然她肯定会在祖坟和蒲松龄的父亲合葬。如果蒲松龄有个可能影响到他感情生活和创作生涯的“第二夫人”，她也理应葬进蒲氏祖坟。我认为，弄清蒲松龄墓有两具还是三具骸骨，是弄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的最可靠办法。这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考古发掘的问题了，按常理不可能。但蒲松龄是个例外：他的墓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挖开过。
于是，1980年9月中旬，在学术界对“蒲松龄第二夫人”展开争论时，我单独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就“文革”中蒲松龄墓被掘一事，在蒲家庄走访了蒲松龄几位嫡孙，他们介绍：
“我们家族有规定，长支存三老祖（蒲松龄）的书，侧支存字画，世世相因，不得外传，某某手里就存过很多俚曲和诗词手稿。”
“我娘手里就有过三老祖写的八帖。”
“某某存过聊斋外编二十四种。”
我听了忙问：“这些东西现在哪儿？”
“造反派烧了！”他们描绘造反派在蒲家庄清剿“四旧”的情景：
村头设岗，杜绝出入，淄川中学的造反派头儿命队长去买来大字报纸，然后，写大字报宣布队长下台，造反派领导一切！此后，翻箱倒柜抄“四旧”，将蒲松龄后裔珍藏两百多年的蒲松龄手稿、字帖，抄本，一一投入烈火。火光中飞出片片墨蝶，在空中飞舞……蒲家庄在兵燹战火中幸存的文物被洗劫一空。只有一个例外：蒲松龄故居。当时，有位教师说；这里烧不烧？按说算文物呢，请示一下上级吧。上级又请示上级，一级一级请示上去，谁也不敢说该烧，谁也不说不该烧。“十年浩劫”，蒲松龄纪念馆竟然安然无恙。
当聊斋遗墨化为墨蝶在蒲家庄上空翻飞时，造反派要向“封建僵尸”兴师问罪了。有人想到世界文豪的墓中发财。红卫兵决定对蒲松龄墓采取行动。
蒲松龄墓坐落在蒲家庄东南一里许的小丘上，墓前石碑上镌刻了张元撰写的墓表，碑阴镌以蒲松龄夫妇的生卒年月、蒲松龄生平著述、祭祀儿孙名录。碑前矗立着山东省人民政府建的碑亭。红卫兵到了蒲松龄墓前，先挥舞小红书，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背诵“你不打他就不倒”，然后掘开蒲松龄的墓穴，向倒了251年的“老封建”冲锋。
长眠地下二百五十多年的蒲松龄受到亵渎。
蒲松龄后人对蒲松龄墓被掘情况的描述有两点我特别关注：
第一，掘墓者确实把蒲松龄遗体挖出来了，那么，墓里是两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遗骨？还是三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及“第二夫人”？
第二，蒲松龄头下枕着一部书。这是部什么书？是《聊斋志异》又一手稿，还是传说的“蒲松龄写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
听到蒲松龄后人对“文革”掘墓的描述后，1980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在蒲松龄纪念馆把当年掘墓的红卫兵头头请来了。这“独家访谈”是在蒲松龄纪念馆长鲁童陪伴下进行的。多年来鲁馆长及其继任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
那是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特殊访谈。
红卫兵头头非常紧张，我先向其说明：我不是公安局的，也不是“清查办”的，是普通的大学教师，在考察蒲松龄生平，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你是当代见过蒲松龄的不多的几位。”我这样说了后，马上觉得不合适，这似乎带点儿讽刺意味，干脆实话实说，“我想向你了解蒲松龄墓的情况。”接着，我问红卫兵，你们掘开蒲松龄的墓时，有什么感想？
红卫兵说：没想到蒲松龄的墓那个熊样。
墓里没有豪华讲究的棺木，也没有值钱的陪葬品，墓穴都不是砖砌的，只是用廉价的三合土夯实。蒲松龄身上一点金珠玉器也没有！
开头，掘墓的红卫兵都不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寒酸，这么简陋，能是一个大作家的墓？可是墓里出土的四枚图章，像板上钉钉，确指了墓主身份：“蒲氏松龄”、“留仙松龄”、“留仙”、“柳树泉水图”。
蒲松龄墓出土的蒲松龄印章
我问红卫兵：四枚图章是你们掘出来的，它怎么到了蒲松龄纪念馆？
红卫兵回答：掘墓后第二天，蒲松龄纪念馆的人找他们说：听说你们从墓里找到一些东西？这该属于国家，你们交给纪念馆吧。红卫兵对掘墓所得根本不在意，就给了。如果不给纪念馆的人，这几个图章早丢了。
我又问：除了这几个图章，还看到其他图章了吗？
红卫兵说：“没觑乎。”
“没觑乎”是淄川土话，“觑”是看的意思，“没觑乎”就是没仔细看。
我又问：蒲松龄墓里还有没有别的陪葬物品？
红卫兵说：有啊。不过，那算什么陪葬品？一点儿不值钱。一个手炉，是铜的；一盏小灯，也是铜的；一方普通砚台；还有个烟袋嘴儿，不是金的，不是玉的，是琉璃的！烟袋杆儿？普通木头，已烂了。
我开始问我最关心的问题：“蒲松龄墓里边到底两具遗骨，还是三具？”
“两具。”红卫兵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说，蒲松龄夫妇的棺木已经腐烂，遗骨摆放的方位是：头枕万山，脚向黉山。
在当地，这样的“方位”，是“牛眠地”，但蒲松龄的后人并没出过官。
我又问：“我听说蒲松龄枕着一部书？”
红卫兵又是毫不犹豫地说：“枕着，挺厚的。”
我忙问：“你们拿出来了吗？”
“拿出来了。真怪，那部书一拿到地面，就化了。”
我问：“那书是《聊斋志异》吗？”
红卫兵口气肯定地回答：“不是。”
我急忙问：“是什么？”
“没觑乎。”
“好好想想，书皮上有没有‘姻缘’这两个字？”
“没觑乎。”
我为什么要问有没有“姻缘”二字？就是冲着《醒世姻缘传》而来。我在蒲松龄的许多后人那儿听到这样的说法：《醒世姻缘传》是“三老祖”的作品，里边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有原型的，因为小说跟原型太相近，这部书引起了不小的纠纷。受到“诬蔑”的家族要求蒲松龄销毁这部作品。蒲松龄就把这部没有列入墓表的著作带进了坟墓。
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争论早就有。有几位著名学者，比如胡适、吴组缃、孙楷第认为这部书是蒲松龄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因写作《聊斋志异创作论》到北京大学向吴组缃先生求教时，他亲口对我说过：他和著名版本学家孙楷第都相信《醒世姻缘传》是蒲松龄的作品。吴先生说：我给你提供资料，你写篇文章，说明《醒世姻缘传》是蒲松龄的作品。当然，也有相当多的一些学者认为不是蒲松龄的作品。
1980年深秋我对掘墓红卫兵的访谈，既想弄清蒲松龄有没有“第二夫人”，也想弄清《醒世姻缘传》是不是被蒲松龄带到坟墓里。可惜没做到。蒲松龄头枕一部书，按说该是他最珍爱的《聊斋志异》，偏偏不是。它到底是哪部书？上世纪80年代我在蒲家庄考察时，蒲松龄后人众口一词，说是《醒世姻缘传》；90年代我做“文学顾问”盖聊斋宫时，蒲家庄支部书记、蒲松龄嫡孙蒲文君说是《醒世姻缘传》；到了21世纪，蒲文君的继任蒲长春还说是《醒世姻缘传》！根据我研究蒲松龄的经验，有些民间口耳相传的东西不能轻易否定。遗憾的是，我对掘墓红卫兵的独家访谈得到的回答却是“没觑乎”！
2005年，有人仔细考察了蒲松龄的画像，发现上边除“留仙”、“蒲氏松龄”、“留仙松龄”、“柳树泉水图”之外，还有两个图章：“奉天”和“绿屏斋”。蒲松龄家乡报纸的记者多次给我打电话，询问这两个图章的含义。我回答：“奉天”的一种解释是现在的沈阳，但据我考察，蒲松龄从没到过沈阳，何况，他连家乡“淄川”或古称“般阳”都没刻，怎么可能刻东北某个地名？那就只能采用“奉天”的字面含义：“信奉天的意志”。至于“绿屏斋”，早在我20年前出版的《蒲松龄评传》就写明了，是蒲松龄的书斋。人们都认为蒲松龄的书斋当然是聊斋，而“聊斋”就是聊天之斋。其实“聊斋”最早仅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时虚拟的书斋，现实生活中他的书斋先叫“面壁斋”，后叫“绿屏斋”，最后才定为“聊斋”。而“聊斋”也并非就是聊天之斋，“聊”有“姑且”之意。
至于“奉天”和“绿屏斋”这两个图章是不是在蒲松龄的墓里？还是也在墓里却没被掘墓红卫兵发现？这成了千古之谜。我估计这两个图章肯定也在蒲松龄墓里，只是红卫兵们不像考古工作者那样仔细。那么小的图章，被粗心的红卫兵遗漏极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