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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看来，《媳妇》成为婆媳剧的标杆之后，王丽萍面临着如何超越的问题。《双城生活》，无论是从视角的新鲜感、某些演员的选择、还是观众的共鸣上，相比《媳妇》要稍显逊色，“两部戏的风格不同，《媳妇》是轻喜剧风格，基调很明快；《双城生活》有喜有悲，到了二十五六集以后人物的沧桑感特别大，这个是《媳妇》没有的。至于其他方面，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也算一种遗憾吧。”
　　《双城生活》，顾名思义重在表现地域文化差异。这类题材有一个风险，就是两地的“原住民”可能都不买账。该剧也出现了“北京观众抗议‘我们是豪爽，不是二乎’；上海观众认为‘把姿态和品位弄得有点妖魔化’”的看法。王丽萍表示，创作时还是很自信的，卫视播出后是有这种声音，“就像张小磊演的婆婆，某一类上海人就是这样子的，她代表不了所有上海人。我写的就是戏剧中的人物，是两个城市中的人，但实际上现在能有几个正宗的北京或者上海人？两个人物只是概念和载体，最后要表达的是南北文化的融合，人性的温暖。”
　　不过，王丽萍也认同，表现“文化差异”的确没有表现“婆媳矛盾”更讨巧、更容易驾驭，但她不愿意重复自己。“观众还是希望最传统的叙述，不要异地恋，就要婆媳关系。我也想过把异地恋拿掉，就写北京媳妇怎么在上海生活，好看程度肯定比现在强，但跟我十年前的《婆婆·媳妇·小姑》有什么区别？没有新意。”
　　在不断追求题材和视角求新求变的过程中，王丽萍也深知不能放弃自己的“独门秘籍”——“婆婆”。从“勤俭持家、事事做主”的仇家婆婆（《婆婆·媳妇·小姑》）到外表强悍、内心柔软的婆婆曹心梅（《媳妇》）再到“清咖婆婆”杨曼莉（《双城生活》），每一个“婆婆”的出现都是全新的形象。这些婆婆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小毛病、小缺点，但都绝不逾越王丽萍坚守的大原则：不制造恶婆婆形象。“生活中，婆婆和妈妈没有见面就打架的，婆媳最多也是背地里嘀咕对方，面子上大多总是过得去的。写得很狗血其实特别容易，但观众有基本的辨识度，看狗血剧就是看热闹，骂骂就完了，这类剧很难有口碑，经不起重播，就是一次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