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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史事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湖南 [打印本页]

作者: 2006195113    时间: 2010-4-1 12:18     标题: 史事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湖南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湖南

夏远生

20世纪20年代,新生的中国*同老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与走向。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湖南*人,在建党初期领导者毛泽东的影响下,采取正确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在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国共关系中,处于主动、推动及领导地位,创造了丰富而成功的历史经验,谱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辉煌篇章。
全力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4月,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李维汉继任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回忆说:“毛主席是一九二三年四月调到中央去的。我来的时候,按团龄还只十个月,按党龄五个月不到,就来做这个湘区委员会的书记,你说不行,但革命需要,党要你干,非干不行那!”
毛泽东在4月10日湖南《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重要文章《外力?军阀与革命》,提出此时中国存在3种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以*和国民党合作为核心建立联合战线。
毛泽东向李维汉交接工作过程中,两次召开湘区委会议,介绍革命工作经验,最重要的是利用赵恒惕政府省宪法中的民主条文,进行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毛泽东单独同李维汉两次长谈,并带李维汉到从事上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的李六如家里,谈湖南上层人物的情况,为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创造条件。这也是李维汉直接接触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始,从此,他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为开创和发展人民统一战线事业奋斗一生。这时,夏曦、刘少奇受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委托,回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中共湘区委根据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精神,讨论决定从组织国民党入手,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国民党中央党部派覃振由粤来湘,携毛泽东致李维汉的信,要求中共湘区委协助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介绍湘籍老国民党员邱维震参与筹备。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心议程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朱少连代表湘区党组织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大选举产生有9名成员的第三届中央执委会和有5名成员的中共中央局,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任中共中央局委员,朱少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中共湘区委贯彻中共三大会议精神,经李维汉、何叔衡、夏曦与覃振、邱维震商议,组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筹备处,主任何叔衡(不久改为夏曦)。
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民族民主的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以毛泽东、林伯渠为代表的湖南*人,为帮助国民党改组、实现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国民党一大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和各级党部的领导工作。
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湖南*人为正式建立国共合作,不遗余力做工作、当先锋。大会通过*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出席大会的湖南代表有李维汉、夏曦、袁达时、毛泽东、林伯渠、邹永成、程潜、谭延闿、陈嘉祐、李执中、谢晋、刘况等12人。李立三、郭春涛等湘籍人士也是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夏曦作湖南党务报告,覃振、谭延闿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主要围绕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政府、设立研究会等国共两党合作关系问题发表意见,经常依据孙中山的说法来发挥主张,在会上引人注目,得到孙中山和国民党进步人士的注意,选为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和组织部秘书。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的日常工作,也参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中共中央派出中央局成员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3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代理文书科主任,罗章龙、邓中夏分别为组织部、工农部干事,参加工作的*人还有向警予、蔡和森等。各部实际工作,多由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等*人负责。所设妇女、青年、宣传、教育、工人等委员会,也大多由*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积极贯彻中共中央方针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推动上海等地革命形势。
1925年5月25日至6月1日,国民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秘密召开,正式成立国民党省党部。夏曦、李维汉、李荣植、郭亮、何叔衡、熊亨瀚、邱维震、罗宗翰、廖锡瑞、谢觉哉、凌炳等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全省已建立3个县党部、4个临时县党部、3个县党部筹备处、5个直辖区分部,共有国民党员2750多人。为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中共湘区委将国民党省党部中的*员、青年团员组成党团。省党部选出李荣植、夏曦、李维汉三名常委,负责日常工作。湘区委书记李维汉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管宣传,他一方面督促、指导各地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同时也加强了对宣传工作的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省建立了一批县党部及基层党部,发展了2700名国民党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正式建立,表明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在湖南实现,扩大了湖南革命联合战线,为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为国民革命大潮在湖南的兴起和高涨创造了条件,湖南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怒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由于*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重申联饿、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夏曦、易礼容等代表湖南国民党组织出席大会。林伯渠、谭延闿、程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夏曦、陈嘉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农民部长,毛泽东担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坚持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在建立国民党湖南省组织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共湘区委始终处于领导地位。这是大革命时期湖南人民革命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湖南国民党,事实上系新造”,中共湘区委采取了积极负责、全力帮助的政策,要求*人“在国民党中宜取得中心地位,但办事宜公诚,态度宜周到,免招包办操纵之嫌疑”。因此,中共湘区委在联合战线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湖南*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主导地位和领导权,极大地促进了国共合作在湖南的迅速实现和健康发展。
中共湘区委一方面加强国民党工作,另一方面仍坚持*对于国民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这使中共湘区委在组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地方支部的工作中,在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中始终处于中心领导地位。据中共湘区委1924年5月给中央的报告,湘区*员100%,青年团员80%以上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13名执委、监委中,*员占77%。湘区委员会主导了湖南的大革命运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重大决策,事先一般都经过湘区委的讨论;省党部的重要文件,绝大多数由湘区委干部或*员负责起草,从而保证了中国*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曾回忆说:“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
为了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中共湘区委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的*员、青年员团员组成*的党团,以*为核心的“左”派牢牢地掌握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权,确保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1925年6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秘密逐渐转向公开。次年3月赵恒惕当局垮台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完全公开。
为了加强对联合战线与群众运动的领导,1925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湘区委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充实了领导成员,书记李维汉,郭亮、易礼容、夏曦、夏明翰、彭公达、林蔚、杨福涛、王则鸣、陈佑魁、张汉藩、戴晓云、缪伯英、萧石月等任执行委员。中共湖南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积极配合,在三湘四水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群众性运动高潮。
积极支持创办黄埔军校
在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和革命意义上的军事院校——黄埔军校的创办、招生和教学过程中,湖南*人以态度积极、措施得力、参与人数众多、作出贡献极大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1924年5月,在苏联和中国*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由中共湘区委选派或通过其它途径先后进入黄埔军校的湖南籍学员有蒋先云、左权、王尔琢、蔡升熙、陈赓等大批党、团员。黄埔军校第一期635名学员中,有湖南籍学员197人。一至五期的6054名学员中,有2198名湘籍学员。湖南*员蒋先云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黄埔军校第一期录取。以军校第一期学生为骨干,从湖南等地招募一批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先后组建两个军校教导团。后来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特兰的采访时,多次提到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生的经历,感叹地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1954年毛泽东说:“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黄埔一期学生郭一予在《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回忆录中记载:“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的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全凭考试成绩录取,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郭一予、赵自选、陈作为这3名湖南*员最后考入黄埔一期、二期。赵自选以仅次于蒋先云的第二名成绩考入黄埔,是黄埔军中的第一任铁甲车队队长。据史料记载,毛泽东主持考试在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国民党将领黄维曾回忆说:“当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便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这么说来我算是很早就认识主席了。”
郑洞国曾回忆:“第一期同学中,对我思想影响较大的是王尔琢、黄鳌、贺声洋三人,都是*员。”叶挺独立团由湖湘子弟充当骨干,团部设*支部,各营建立党小组,连排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员,贺声洋、周子昆、袁也烈、彭明治、蔡晴川、胡焕文等营、连、排长带头冲锋陷阵。湖南、湖北人民目睹叶挺独立团及第四军的辉煌战绩,形象地誉之为“铁军”:“自克平江之后,即兼程追敌,奋不顾身,故汀泗桥与贺胜桥,独奏奇功,将吴贼精锐,全数扫灭,铁军之号,遂扬溢于湘鄂间”。毛泽东主张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都建立同独立团一样的以*员为骨干的部队,作为北伐的核心军力。北伐各军,有13位湘籍军长,有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伯渠等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湖南*员遍布军中、勇为前驱,许多人血洒沙场。在黄埔军校及其分校的教职工和学生中间,涌现了中共和人民解放军的一批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有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李富春、左权、黄公略、黄纯一、陈赓、陈明仁、陈毅安、陈东日、陈启科、陈作为、陈恭、蒋先云、蔡申熙、蔡畅、段德昌、曾中生、曾希圣、曾士峨、许光达、陶铸、萧克、宋时轮、唐天际、彭明治、谭希林、鲁易、成仿吾、毛泽覃、毛简青、伍中豪、刘畴西、刘铁超、刘型、刘云、张子清、何昆、李达、李天柱、李谦、李汉藩、胡筠、赵自选、袁仲贤、袁也烈、方之中、吴溉之、邓毅刚、邝鄘、夏曦、夏尺冰、宛旦平、贺国中等。他们通过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的锻炼和考验,积累了革命军事理论与实践经验,为创建人民军队、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工农革命与北伐战争相互促进
在中共湖南区委的全力指导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湖南取得了重要成果和实质性进展,工农革命与北伐战争相互促进,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掀起高潮创造了条件、激发了动力。
中共湖南区委动员广大革命群众,开展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及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斗争,积极争取唐生智所部湘军参加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为促进北伐战争在湖南的深入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926年3月初,中共湖南区委先后派夏曦等去衡阳,争取唐生智参加反吴驱赵联合战线。9日,按照湖南区委的部署,国民党省党部在长沙召开市民大会,通过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法、取消省议会、启封被赵恒惕封闭的一切革命团体等24项主张,领导反英讨吴驱赵斗争。3月12日,赵恒惕被迫发表“去职通电”。
3月25日,唐生智在长沙就任代省长职务。唐生智主持湘政,倾向广州国民政府,吴佩孚对此极为震惊,随即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组织鄂、湘、赣三省兵力援赵驱唐。4月1日,中共湖南区委发表《对湖南政局宣言》,指出唐生智政府必须加入革命阵线,拥护国民政府,保护民众政治自由和经济利益,才能取得讨吴伐叶(开鑫)战争的胜利。4月20日,在汨罗、平江一带,唐、叶战争爆发。湖南人民热情地投入援唐反叶斗争。4月21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长沙5万市民举行反吴示威大会,组成了湖南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24日,反吴战争委员会举行讨吴讨叶誓师大会,到会市民达10万以上,并有近郊农民2万余人和唐生智部士兵一营参加。编印了《反吴战报》,组织140余个讲演队,宣传反吴。唐生智军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于4月底撤往湘南,固守待援。广东国民政府因此决定援助唐生智,举行北伐战争。
湖南成为北伐战争的重要战场,工农斗争与北伐战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国共关系进入至为密切而又潜伏分化的时期。
1926年5月1日,广州革命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先遣北伐,唐生智被任命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第八军军长。湖南工农群众在中国*的领导下,积极支援和配合北伐军作战。
5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从广东肇庆出发,经广州挺进湖南,援助唐生智。独立团在攸县渌田首战告捷。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随即成立湖南省临时政府,唐生智任主席。
1926年7月12日,北伐军第八军占领长沙。此前的5月至7月,湘军唐生智部配合叶挺独立团在湘南、湘东全线出击,取得很大战果。唐生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厅长。*领导的湖南工农群众运动对北伐给予了巨大支持。唐生智采取了拥护国共合作的积极态度,表示愿与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会见,支持湖南工农运动。
在此期间,湖南区委贯彻中央壮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方针,对国民党开展工作。争取唐生智,就是一项重要的争取中派的工作。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湖南区委和李维汉的要求是“大力支援唐生智军北伐”。李维汉参加四届三中全会从上海回长沙后,和夏曦一起与唐生智见了面,希望唐生智实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支持工农运动,对于北伐,湖南党组织当尽力发动群众支援。李维汉这次同唐生智见面谈话,实际上是一次同湖南的国民党实力派达成协议的政治协商,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开展和统一战线的扩大。
北伐战争在湖南的影响,从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时的见闻可窥一斑:“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国民革命军在湖南战场连战连捷,工农群众对北伐的积极支援,是基本原因之一。《向导》周报评论:“此次醴陵之役,……能于数小时内把万余敌军冲散者,得株萍铁路工人之帮助,诚不小也”。北伐将领陈铭枢、叶挺曾对醴陵民众支前参战给予高度评价:“若不是醴陵民众的许多帮助,打败敌人,攻下醴陵就不会这样快”。北伐军收复省城长沙时,省工团联合会在*领导下,自动组织了1000余人的工人保安队,配合革命军警卫大街通衢,收缴散枪,缉拿溃兵,镇压游匪的抢劫活动。唐生智、李宗仁在省会各界“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会”上致答词时,一再强调:“此次七、八两军攻击敌人,以五分之一的兵力,而消灭敌人如此之多,……实是民众援助,人民与革命军合作的硕果”。平江人民在*的领导下,全力支援北伐战争,北伐军“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长驱直入”。《湖南民报》、《战士周报》记载:平江战役中工农支前参战在几千人以上,农民毙杀敌军200余人。广州《民国日报》载:“此次北伐胜利,夺得平江,其力量全在农民”。
1926年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一行抵达长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当晚在长沙原藩台衙门召开军事会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和蒋介石、唐生智、白崇禧、邓演达及各军将领20余人出席会议。这是北伐进军途中的一次重要战略决策会议。会议决定实行“先行肃清湖南,会师武汉,与友军国民军联合,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总方略”。8月13日,长沙市工人、市民、城郊农民数万人举行规模盛大的欢送北伐军出征大会。
1926年10月,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此前中共湘区委先后召开过5次代表大会,都没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存世。这时,全省有56个县建立了党组织,有地方执委会15个,特别支部32个,通讯处9个。大会通过了《中国*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关于湖南区*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案》。
1927年春夏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工农,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员和革命群众奋起反抗,进行坚决斗争,不惜浴血牺牲。国共关系虽然破裂,中国革命却掀开了新的一页。李维汉后来总结说:“湖南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建党时期的基础,以后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又执行了中央的政治路线,整个省委都是团结一致的,许多同志都是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是很复杂的,也是很重要的,没有那一段的革命,没有它的胜利和它的失败的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可能有毛主席领导的这么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会拿起枪来干革命。”
大革命时期湖南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有助于后人审视国共关系在中国革命中的发展进程和规律,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智慧和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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