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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彭德怀:两千迫击炮顶不上一个周恩来 [打印本页]

作者: 122284197    时间: 2010-4-26 15:43     标题: 彭德怀:两千迫击炮顶不上一个周恩来

“他(周恩来)是长征中的总管家,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他要先了解有什么敌情,有什么自然环境,有什么群众基础,下一步该怎样做,等任务布置下去后,天也亮了,大家也都该走了,他一天的休息时间经常只有两三个小时。

有一次,就在过草地之前,他病得很重,高烧40℃,多日的昏迷不醒,经诊断是肝脓疡,但我伯母说,当时没有药品,最后给他找冰块,物理降温,才逐步好转。”
10月24日,周秉德做客搜狐网聊天。花白的头发十分整齐,而带碎花的衬衫与珍珠项链,更显得年近七旬的她精神奕奕。
谈起共同生活十余年的伯父周恩来,她有时叫“伯伯”,有时叫“周恩来同志”。仔细品味,就能感觉到她对周总理的亲近之外,还有一种深深的崇敬。
长征途中发烧找来冰块“救急”
新京报:周总理跟你讲过他长征时的故事吗?
周秉德(以下简称“周”):伯父是非常忙碌的一个人,在家里也总是匆匆忙忙的样子,很少跟我们闲聊。他也特别不愿意宣扬过去他受了多少苦、立了多少功,根本不会宣扬自己,所以没有提过长征的事情。
新京报:那你所知道的长征故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周:我伯母讲过一些。比如,她讲到我伯父在长征途中生病的事。他是长征中的“总管家”,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他要先了解有什么敌情,有什么自然环境,有什么群众基础,下一步该怎样做,等任务布置下去后,天也亮了,大家也都该走了,他一天的休息时间经常只有两三个小时。
他也吃不好,经常断粮、吃草根树皮。有一次,就在过草地之前,他病得很重,高烧40℃,多日的昏迷不醒,经诊断是肝脓疡,但我伯母说,当时没有药品,最后给他找冰块,物理降温,才逐步好转。
新京报: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时,你有没有机会印证这些故事?
周:听大家讲、看资料,我知道的情节多了一些。

首先,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说,他爸爸那时候是担架队长,毛泽东同志看到伯父发烧非常着急,就和彭德怀讲,一定要想办法把周恩来同志的烧降下来,不然把脑子烧坏了不得了。彭德怀就委托陈赓无论如何要想办法。陈赓当时是中央干部团团长,他手下没有战士,只有老弱病残的干部,所以彭德怀给他调来了40名战士来护理我伯父。

当时,彭德怀同志手里仅剩两门迫击炮,但他决定丢下它们,腾出这40人专门做护理。据说,当时彭德怀同志算了一笔大账,说,这两门迫击炮必须丢弃,不要说两门,就是两百门、两千门的迫击炮,也顶不上我们的周恩来同志。可以看出来,我们的革命先驱们互相之间的情谊是非常深厚的。

新京报:你有没有发现周总理留下的一些物品?

周:在甘肃会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我见到伯父用过的一个铁皮公文箱。据说我伯父长征经过时,住在会宁的一个村子里,和当地的老乡聊得很好,其中有一个姓李的老乡,伯父跟他谈了很多,启发他的觉悟,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这个老乡就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伯父继续往陕北进发的时候,就把这个铁皮的公文箱留给了他。

现在箱子锁在会宁一个纪念馆里,成为一件文物了。

为了顾全大局主动“让出位置”

新京报:有资料说,有位干部杨立三,长征中护卫过周总理,周总理顾念旧情,在他去世后为他抬棺?

周:长征时杨立三是兵站部部长,1954年去世了。我伯父一定要参加他的葬礼,而且要为他抬棺,伯父说,“是他从草地救出我来的,我应该送他一程”。包括陈赓病故时,伯父当时在广州,知道后马上给北京打电话,说是陈赓同志的告别会千万等他回去。这是共患难出来的同志情谊,非常深厚。

新京报:你觉得周总理在长征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周:我觉得,首先他纠正和批判了李德、博古他们的错误军事路线,并且团结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共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这个对于我们的长征,中国的革命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件事情。

当年,在跟四方面军会合以前,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同志,我伯父他是咱们红军的总政委,毛泽东的定位是他军事上的帮助者。但是会合以后,张国焘总想要加入领导核心,张闻天就要把总书记让出来,大家说,不行,这个总书记不能让。我伯父就说,“我看把红军总政委的位置让给他好了”,就把这个位置让给了张国焘。在全局观念上、在党的利益上、在中国革命的征途当中,伯父他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也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

赞成计划生育建议侄女晚婚

新京报:据说你12岁时才第一次见到伯父?

周:1947年,我10岁,住在天津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因为伯父的原因把我爸爸抓起来了,我才知道父亲有个哥哥,是在*里做大事的。1949年6月份,我小学一毕业,父亲把我带到北京上中学,这是伯父安排的,他让我们兄妹3个住在他家。

新京报:和伯父第一次见面,还有印象吗?

周:伯父见到我,就把我拉过来说,“看看你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后来说都有点像,就安排我住在他的那个小院子里面。当时是和毛主席的房子挨着,他就告诉我那边是毛主席,毛主席夜里工作,白天要睡觉,所以要注意安静。当时感觉他很和蔼。
新京报:为什么周总理安排你们住在他那里呢?

周:我父亲进城之后,关于他的工作,伯父专门跟我父亲的领导说,因为这是亲弟弟,所以他的工作职位要尽量低,工资要尽量少,这是我伯父对于亲弟弟的原则。所以我们家分的房子就很小,而我家的兄弟姐妹有六个,就住不下了,伯父就让我、老二、老三,三个大孩子住他们家。

我父亲工资也很低,伯父就把他自己的工资拿出1/3,甚至1/2来供养我们家,每个月都是我到他的卫士长那里写个条:今领到多少多少钱。然后送到妈妈手中补贴家用,一直到1968年我们家兄弟姐妹都参加工作为止。等于说,伯父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供养,也不让我父亲的职位升高,这个就是真正的*。

新京报: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没有儿女,那么对于从小跟他长大的你们,他有过什么父亲式的教诲和要求吗?

周:我伯父很赞成计划生育,提倡要晚婚晚育。我记得我20来岁,他找到我说,“跟你商量个事,你能不能考虑结婚推迟点,25岁以后再结婚”。其实,我18岁就中师毕业参加工作了,我的很多同学18、19岁就结婚了,我20来岁就觉得老大不小了。但伯父这么说,我就说,可以可以。

最不喜欢亲戚靠关系走后门

新京报:看来周总理对你们的要求还是挺严格。

周:他最忌讳的就是我们靠他的关系走后门。我老伴是沈钧儒的孙子,而范长江是沈钧儒的女婿,娶的是我老伴的姑姑沈谱。“文革”中,范长江被关牛棚,姑姑让我带封信给伯父,我说我不敢带呀,伯父最反对这种事,要是走关系,本来该办的事都不给办。1967年,伯父知道这件事,就说:你没白当我十几年侄女。
新京报:似乎因为这个当总理的伯父,你们的人生道路反而多了些磨练,那么你们心里有过埋怨吗?

周:伯父自己衣服补了那么多层,吃东西那么简单,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我们觉得他做的事情都是从大局考虑,都是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出发,我们支持他,我们应该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新京报:跟周总理一起生活的十几年,你听过他和你们谈起什么国家大事吗?

周:从来没有过。他原则性极强,工作的事,一句不在家里说。像我伯母,也是老革命了。但原子弹爆炸时,伯母都是从新闻上才知道的。我伯母后来还跟我说,“我就奇怪呢,怎么前几天军事秘书一天来那么多趟呢,原来是有这么件大喜事!”

后来伯父病重住院了,叶剑英让给他床头放了几张白纸,方便他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让卫士记下来。到最后,那几张白纸还是空的,他一个字也没往上写。

在伯父去世前,他对伯母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有很多话没对你说。伯母就回答:我也有很多话没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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