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谈判是为了延缓日军攻势
（四）在整个抗战十四年间，国府同日方签订过《塘沽协定》，日本也出动了孙中山的友人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秋山定辅等人来华推动"和平谈判 "，还有"宋子良"同今井武夫在港、澳的磋商，日海军津田静枝中将、日本财阀船津广一郎与胡鄂公在上海谈判、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长喜多诚一中将与国府前外 交部常务次长樊光在沪谈判、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与樊光会谈、日军华南特务长和知鹰二与胡鄂公会晤、侵华日军首脑板垣的代表与孔祥熙亲信贾存德在沪 会谈、日本外相松岗主持的"钱新之工作""桐工作"乃至所谓"姜豪路线"等等，使人眼花缭乱。
杨天石认为：（１）蒋公的和平努力是一种策略手段，具有拖延时间、推迟战争，以便作好应战准备的目的。（２）积蓄力量，侍机反攻，同苟且偷安是截然不同 的。对日妥协是一种暂时的"雌伏"，以忍受暂时的退却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这和献媚外敌、屈辱投降并不相同。（３）对日谅解、和缓有以夷制夷的功能。期望 日俄双方火拼，让中国免于战祸。历史证明，蒋公在国际上广交朋友，联络友邦，借以制衡日本的外交策略是正确的，打中了日寇的痛处。（４）和谈是为了延缓日 军进攻、阻挠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或为了延缓日本政府对汪政权的承认，兵不厌诈，战场上固然虚虚实实，谈判桌上何尝不是如此。（５）这些谈判，不是如人们所理 解的反映出蒋介石对抗战的动摇，更多反映的是国民政府对日本和汪精卫的一种斗争策略。（６）借谈判探究日本真相，虚以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反战之势力，且 破坏日本组织统一的伪政府。
不过，从杨天石的着作，人们可以知悉，蒋公身边的确有些大员忙于对日妥协。例如一九三八年五月孔祥熙的代表宋霭龄、贾存德与日本人萱野反复会见，旨在 解散国民政府、逼蒋公下台。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德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转交日本的讲和条件时，孔祥熙就力主接受。孔出任行政院长后，仍常对抗战前途表示 悲观；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危急时，孔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力主对日妥协。近卫内阁声明不以重庆为对手后，十二月九日在黄山官邸议事，蒋公主张坚持抗战，但孔祥 熙却表示要考虑和议，并以敌将攻黔为可能，甚至一度要求邀罗斯福总统调停中日战争，引起蒋公恼怒。这一切证明，近年有人长篇大论为孔祥熙涂脂抹粉，是歪曲 史实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