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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五个未了“情结”:伟人的执政忧患意识

  毛泽东这种不甘落后、谨防挨打、奋起直追的意识,不仅同他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相关联,也同当时党和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迫切要求相一致。特别是他对“大跃进”的解释,有助于人们从近距离理解和领悟毛泽东为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而发动经济建设“大跃进”的缘由和初衷。

  在希望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毛泽东已考虑到农业、轻工业等相关产业以及文化事业的同步发展。还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一五”计划完成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发展农业,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1964年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宣布“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两步走战略。这个目标和步骤,尽管今天看来仍存在某些缺陷,但它毕竟反映了党和毛泽东十几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奋斗成果和经验。其间,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后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泽东的“百姓情结”

  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老百姓”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用“民众”一词来统称“老百姓”。后来,他经常使用“工农大众”、“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等称谓。不管是“民众”还是“群众”,毛泽东对其还有更具体的划分。他提出:“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建国后他又强调:“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后来,毛泽东常用“普通劳动者”来代指“工农基本群众”。晚年毛泽东,甚至讲过自己不及一个“普通劳动者”,明白地表露了他内心的“百姓情结”。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最能体现毛泽东这种“百姓情结”的,是他始终关注并抓住不放的干群关系。他一向认为,融洽、和谐的干群关系,首先应当做到的就是“平等”,即领导干部必须尊重群众,平等待人。

  毛泽东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平等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是政权的保障。他十分厌恶“高贵”、“特权”,而喜欢“普通”、“平等”。这种平等意识,根本不同于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一类口号。毛泽东是将这种平等的干群关系,建立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铲除“贵族阶层”土壤,使广大领导干部保持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传统,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上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此后,他又多次强调:“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诚然,在当时环境下,确实存在毛泽东过度地估计国内形势、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观念,包括他使用过的某些尖锐、过激的语言(如“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等),但从中也能反映出他对于切实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的异常关注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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