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种不甘落后、谨防挨打、奋起直追的意识，不仅同他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相关联，也同当时党和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迫切要求相一致。特别是他对“大跃进”的解释，有助于人们从近距离理解和领悟毛泽东为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而发动经济建设“大跃进”的缘由和初衷。
在希望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毛泽东已考虑到农业、轻工业等相关产业以及文化事业的同步发展。还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一五”计划完成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发展农业，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1964年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宣布“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两步走战略。这个目标和步骤，尽管今天看来仍存在某些缺陷，但它毕竟反映了党和毛泽东十几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奋斗成果和经验。其间，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后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泽东的“百姓情结”
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老百姓”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用“民众”一词来统称“老百姓”。后来，他经常使用“工农大众”、“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等称谓。不管是“民众”还是“群众”，毛泽东对其还有更具体的划分。他提出：“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建国后他又强调：“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后来，毛泽东常用“普通劳动者”来代指“工农基本群众”。晚年毛泽东，甚至讲过自己不及一个“普通劳动者”，明白地表露了他内心的“百姓情结”。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最能体现毛泽东这种“百姓情结”的，是他始终关注并抓住不放的干群关系。他一向认为，融洽、和谐的干群关系，首先应当做到的就是“平等”，即领导干部必须尊重群众，平等待人。
毛泽东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平等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是政权的保障。他十分厌恶“高贵”、“特权”，而喜欢“普通”、“平等”。这种平等意识，根本不同于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一类口号。毛泽东是将这种平等的干群关系，建立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铲除“贵族阶层”土壤，使广大领导干部保持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传统，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上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此后，他又多次强调：“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诚然，在当时环境下，确实存在毛泽东过度地估计国内形势、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观念，包括他使用过的某些尖锐、过激的语言（如“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等），但从中也能反映出他对于切实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的异常关注和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