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乖乖女

早期苏共民主空气较浓，列宁在世时党内争论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托洛茨基、斯维尔德诺夫、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时不时反对列宁的路线，列宁批评他们时也不客气地“回赠”这种那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但是争论过后，列宁同他们的革命情谊都没有受到影响。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列宁从来不批评斯大林有什么世界观问题。列宁晚年与斯大林冲突几次（格鲁吉亚事件、外贸垄断权、工农检察院提案等等），一次也没有把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批判。为什么列宁不指出斯大林的世界观存在问题？如果他指出了，斯大林也许不会接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就要改写。答案是列宁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斯大林的世界观不会有问题。最好的例证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五个政治局委员的世界观都被评为“非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等等，只有斯大林漏掉了这种批评。列宁对斯大林的惟一批评是“太粗暴”。我们不妨这样说，斯大林的世界观是受到列宁信任的。
斯大林十六岁开始读《*宣言》，十八岁开始读《资本论》，二十二岁之后写出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斯大林直至去世的前一年还在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堪称一生都在学马克思主义。1953 年斯大林死后人们从他的住房、办公室、别墅清理出两万多册藏书，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等人的全部理论著作，“ 许多书的字里行间和页边上都注满了斯大林的强调号、评论和批语……《列宁全集》第一版他不仅通读过，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有些卷里填满了着重号、加重号、惊叹号。从用笔的颜色看（红色、蓝色），他确实是反复地研读过这些著作”〔1〕。苏联科学院院士Ｅ．瓦尔加告诉他的朋友，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总看到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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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典型的“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的例子。将斯大林这样的革命者推上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极大。苏联红旗落地时没有人民挺身捍卫，车臣与俄罗斯的民族仇恨至今结成了死结，俄罗斯转型期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寡头们瓜分了，俄罗斯的新纳粹人数居全世界第一位，许多前共青团员成了新纳粹……凡此种种，据说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错。这说不通——这些恶果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埋下了。
童年时的斯大林是很不幸的，儿童可塑性最大时期的斯大林生活在无爱环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鞋匠，一喝醉酒就毒打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母亲“不得不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干活，勉强养家糊口”。斯大林从小尝够社会的势利眼，除了母爱，这个社会没有给过他其他爱。如果他的童年始终生活在母亲身边，他的幼小的心也许会多些温暖，冷酷的种子也许在他的心灵扎不下根。可是母亲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抹去了这种可能性。为了让心爱的“索索”（斯大林小时的爱称）“能够出人头地”，母亲将九岁的他送进了儿童教会学校（寄宿制）。十九世纪俄国的东正教学校是非常愚昧落后的，这种学校与其说是培养对宗教的热爱，不如说是培养对宗教的仇视。死记硬背、体罚、禁止读课外书（包括所有文学名著和进步书籍）、动不动关禁闭……东正教没有经历基督教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是俄国的不幸（东正教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精神更新”）。因此，“索索”在教会学校没有学到对世人的悲悯，却学到了更多对世界的恨……一颗幼苗在歪歪扭扭地成长。
投身革命运动本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早期革命者中不乏人格高尚的人，斯大林与他们耳濡目染，心灵自会受到熏染。不幸的是斯大林刚涉足革命一两年就借到了一本恶书，它的书名叫《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大名鼎鼎，一度被称作“俄国革命的圣经”。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中国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据俄苏问题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极力主张重印《革命者教义问答》。不知为何列宁的愿望没有实现，使得苏联自建立至解体始终没有重版过《革命者教义问答》。大概现在除了克里姆林宫档案库外，全世界没留下几本《革命者教义问答》。不过它有一些零星观点或片断语言散落在不同的书籍中（笔者早年见到，惜乎没有做笔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蓝英年的《寻墓者说》各有摘录，我们试用概括的方式将这些内容综述如下：〔19〕
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作者是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纪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以他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著名小说《群魔》。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厌恶涅恰耶夫，这与马、恩后来同情民粹派的其他活动家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涅恰耶夫也获得思想界不少人的肯定。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并非如《群魔》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欲望不择手段的魔鬼，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托洛茨基有相似之处〔20〕。伯林甚至认为涅恰耶夫与另两个俄国革命家特卡乔夫、皮沙列夫“都成为列宁的先驱”〔21〕。
涅恰耶夫的名声最早是在青年中传播开来。1871年，涅恰耶夫因凶杀案（指挥杀害地下组织中的动摇分子）受审。在法庭上，涅恰耶夫高喊：“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沙皇！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在法庭外等候的青年们与他一起高呼口号。中学生查苏利奇（即十多年后马克思写信给她的那个查苏利奇）为了寻找自己的“一盏明灯”关在何处，曾与涅恰耶夫的妹妹（两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一道，天天去眺望彼得堡各个要塞的窗口。这个近乎天方夜潭的举动居然获得了结果，一天涅恰耶夫将一张写有“我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的字条从牢房窗口扔出去，居然被查苏利奇拾到。涅恰耶夫关在何处的消息传开后，使得青年学生们纷纷来到要塞前瞻仰“涅恰耶夫之窗”，慌得沙皇政府赶紧将他转移到另一个更秘密的要塞去。因为涅恰耶夫特别能唤起群众的崇拜情绪，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坐牢的十年间，狱卒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传递密信，仿佛他是要塞的司令官，换了多少批都无济于事。
可想而知，斯大林一边学马克思主义，一边学涅恰耶夫著作，这是多么奇怪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