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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战略后，近20年间，这个词不绝于耳。无论高层外交执行人士、理论研究者，还是普罗大众，都时不时地将之挂在嘴边，用在任意场合，成了一个概括中国外交的时髦词汇。不过，时髦词汇的弊端在于：用得越多，越脱离其本义，涵义越模糊，无所而不包最终只会使其功能紊乱，失去任何指涉意义。“韬光养晦”自然也免不了这样的宿命，不加区别混乱使用的结果，不仅伤害到这个词本身，更伤害到中国外交的准确定位。
  
    “韬光养晦”易致“权力政治”解读   
  
    从眼下对“韬光养晦”这个词的频繁使用中，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涵义：一个是不张扬、自我设限；一个是暗藏不露、蓄势待发。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前者被视为一种儒家美德，后者因其阴暗心理则被斥为一种邪恶。两种意义大为不同，却又都被不恰当地统统塞进“韬光养晦”这个词的包装之下。  
  
    第一种涵义可视为目前官方的版本。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谐世界”，北京力图向外界传达的讯息无非是：中国将奉行长期的和平目标，不寻求地区或全球霸权，更无意颠覆现有秩序，中国将以体系内和平合作的方式，促使权力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以此竭力消除外部对中国所谓未来野心的疑虑和恐慌，以更加平和、包容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国力上升。由于“韬光养晦”第一种含义也蕴含着不改变规则和现状的意思，两者自然在这一层面上贯通衔接。  
  
    可惜的是，官方这种不懈的外交宣示努力往往被“韬光养晦”更为直接的第二种涵义所损害，以致造成了背道而驰的反向效应。当美国人将其翻译成“Hide one's capacities and bide one's time”，并将其视为一种“试图隐藏自己雄心壮志”的“战略否认和战略欺骗”行为时，中国人很难找到充足理由去反驳它，因为这种解读正是建立在这个词的中文本义及它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智慧的基础之上的。  
  
    实际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引申出来的和平式外交并非绝无可能，我们不仅可从历史里获得佐证——传统东亚帝国形态即重文化而轻武力，更有当前西方世界赞同国家间合作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的有力支持。让人遗憾的是，“韬光养晦”古时一度被作为帝王权术之学，其中对权力不惜一切代价的执著追求，又不免与西方世界骨子里的现实主义阴冷国际政治哲学相互切合。正因为此，越是北京高调宣示“韬光养晦”，试图展示自己的和平形象，他们越是容易从这个词出发，将之视为当前实力不济情况下的意图伪装。以致在全球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今天，外部依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军事的转化能力视为首要的关注对象，对之虎视眈眈，这种偏现实主义的解读方式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嘈杂争论无益形象建构   
  
    这种意义混乱不仅在外交宣传中可以看到，国内对“韬光养晦”的探讨同样如此，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还需不需要“韬光养晦”？从报端网络等各类媒体的反应看，在对这个问题的嘈杂争论中，给该词任意附加的涵义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将之视为“主动示弱”，有的将之视为“隐藏实力”，有的将之视为“低调不显摆”，有的将之视为“宽容大度”，林林总总，更远非上述两种涵义可以概括。同样一个“韬光养晦”，由于各人抱持不同内涵，结果形同聋子对话，毫无意义。  
  
    值得警惕的是，“韬光养晦”不仅倾向于让人联想到国家权力的狡诈使用，还很容易与中国人近现代以来逐步衍生的受害情节相呼应，从而导致一种“暴富心态”，出现类似不受限制地“勇敢追求自我利益”的不理性声音。这些很显然与北京极力建构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不太搭调。  
  
    由这个词引发的外交困境亟待改变。近些年，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影响力急剧扩散，因此必然导致现有地区和国际体系的内在紧张和权力结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尤其需要连贯、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目标和意图，避免外部不必要的误解和误判。这不仅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也是对自己利益的更好保护。  
  
    作者任教于延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