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几乎所有的我国教科书都称蒋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杨天石在《芦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一文中援引蒋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九日日记云： "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杨教 授认定"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
杨氏又指出早在三十年代初蒋公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 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三七四个，"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他指示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 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航空救国"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 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一九三六年六月蒋公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曰："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 抗......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作者认为这一切表明蒋公"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的准 备......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