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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物毕竟是有办法的，大家很快找到了一个确定价值的公平方式：第一，取消黄金和人粪的货币地位，降格为普通商品，相互交换；第二，围绕反抗魔鬼族的唯一目标，大家出力出物，以对抗魔鬼族的功效为标准，确定价值。
其中：政府和军队的人员，以职务的重要性和绩效决定工资奖金的大小；各种物品和其它劳务等商品的功效值，由使用者通过市场判定；最终，一切物品和劳务的价值，统一在一个价值体系中，判定功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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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使用物品和劳务加入社会的统一行动，其关系的构成有两个部分：一是形成自然人与物品和劳务的结合，成为拥有特定物力和能力的人；二是加入社会的整体合作，被判定作用的大小，以价格来显示，完成确定价值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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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个人为了某些目标联合起来，是社会产生的原因。劳务的合作与物品的交换，根本上都属于相互利用的合作行为。
社会不是人群和人类关系的简单堆积，它是合作产生的有机统一体，因此，被统一评判并纳入社会体系的合作行为，自然成为建造社会的行为。人类和“屎壳郎族”的联合，其实是在一个目标上建造了统一的社会。
建造社会的根本作用，在于互补有无、形成合力、增进利益、战天斗地。所以，对抗魔鬼族效用的大小，就是使用物品和劳务的个体（自然人）和组织（法人），在建造社会中效用的大小——商品价值的本质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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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社会是多目标、多组合的统一，每个人掌握并使用物品和劳务的建造社会的效用，通过政府、或利益集团、或全民市场的评判定位，确定相应的功效值，从而明确了他们在建造社会的整体作用中的相对量值，即价值量大小。
价值的这个效用，不是指商品的物质量直接产生的物理效用，而是指商品依附于特定权利人后，在合作关系中，通过人的转化作用产生和被确定的、建造社会的重要性量值，越重要的价值越大，反之越小，表现为一商品与其它商品相比，与货币兑换量的大小。
中国太极拳有句著名的术语，叫做“四两拨千斤”。建造社会的效用与商品的物理效用之间，也有相似的关系：一盎司黄金本身的质量很小，但被人掌握后，在与其他人的合作关系中，能够换得数吨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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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说明一点：与商品价值相关的社会关系，是建造社会的物质关系，它是世俗社会的基础。
与物质关系互补，另有一套建造社会的系统，是精神关系，包括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和情感等因素对人的组织与整合，它与世俗社会的物质关系配合，形成完整的建造社会的关系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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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最早的论功行赏行为，是对“劳务的建造社会效用”开始评判的标志。
比如，部落或酋帮中的人们参加狩猎和采集活动后，按照每个人作用大小的不同，分配不同量的食物。
这个作用有时以勇气为标准：如面对凶猛的野牛，第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挥刀刺杀的人，被公认作用最大，因而分得最多的牛肉；第二个冲上去的人分肉量少一点，第三个再少，以此类推。
有时以技术为标准：如谁用箭射中最多的兔子和飞鸟，分配最多，其他人按名次逐个减少。
有时以出力大小为标准：如谁采集最多的水果，分配最多，其他人也按名次逐个减少。
这些分配的多和少的区别，就是对建造社会的合作中，每个人付出劳务的效用大小的价值评判和获利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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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交换物品的个别合作行为，上升到建造社会效用的高度，有赖于统一物价的条件。
在原始社会中偶然发生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在无标准、无依据、或标准和依据混乱的心理状态下，由个人确定交换量，比如第一个人随意地以1条牛腿换第二个人6只苹果，同时第三个人随意地以1条牛腿换第四个人20只苹果，这些是偶然关系的产物，其中的交换比例并无社会性意义。
所以偶然关系不能证明价值是什么。只有当交易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并有全社会的定价沟通，亦即形成比较统一的官定或市场价格，确定社会需求的重要性秩序，才上升为社会合作关系的价值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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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从野蛮步入文明，在财物分配关系上，由弱肉强食和平均分配，到论功行赏、依权力和尊卑分配、以及根据社会使用价值统一商品交换比例，这个进步的前后区别，就在于是否判定和明确建造社会的效用，并依照“效用”分配和获利。
一当“效用”和“利益”挂钩，人类加快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随后在两者关系的不断优化中，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相反，一旦“效用”和“利益”的关系脱钩，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必然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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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商品价值的本质，就是人在物质关系上建造社会的效用。（这是价值本质的标准定义）
对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还有什么比建造社会的效用更有价值？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合作行为，如果不以“建造社会的效用”这个核心内容论价，而以某个基础消耗或个别感受确定价值，岂不荒唐？
显而易见，不管是“劳动价值论”还是“心理效用价值论”，都是对商品价值的歧视和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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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社会的效用有两个数量涵义：一是建造社会的功效量值，二是建造社会的功效比值。
“功效量值”是指由货币单位所表示的价值量。如：1000美元、500欧元、300人民币等等，它在一定条件下和商品结合，显示定量货币所代表的商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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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比值”是指个人（自然人）或组织（法人）参与社会合作的功效，在总功效（即社会价值总量）中所占的比例。
比如，某国总功效为1000万元；其中政府经费100万元，是总功效的10﹪；军队经费300万元，是总功效的30﹪；社会生产和服务等部门市值500万元，占总功效的50﹪。
再作细分，每个单位、每个人、每样商品都有相应的比值，显示自然人或法人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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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货币总量都可以表示不同合作规模和商品数量相对应的价值比值。
假如100万亿美元表示2011年美国财富的总量，社会各单位各部门以及3亿民众各有相应的价值比例，而到了2012年真的遇到了全球毁灭的灾难，之后美国的国土大部分沉入海底，只剩少量光溜溜的山脉和丘陵，其他都毁灭了，躲在新“诺亚方舟”上幸存的美国人仅剩百余人，它们开始重建美国，那么请问，用什么货币量来表示此时剩下的少量财富哪？
我们仍然可以用100万亿表示剩下的财产，由剩下的百余人继承所有美元货币，不管是商品货币（假设黄金被奇迹般保存下来）还是法定货币，以前1亿美元相当于一栋摩天大楼，这时可能仅相当于一间土坯房，但它们的价值比值一样，都是百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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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应该明白，货币的价值不是指你拥有的货币是何物，而是指该货币能换得商品的量。如果你拥有100亿美元的法定货币或1000吨黄金，并不代表你拥有价值不变的财富，唯一不变的是“价值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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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作为建造社会的效用，在国家出现后，就是指建造国家的效用。在法律意义上，它有国家标准。而且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标准不一样。
民主国家比较多的通过市场定价，体现民众利益，并自然成为国家标准，政府干预和利益集团的控制相对较弱。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物品和劳务的价值通常在社会大市场中接受评判，裁判是全体社会成员。
但让旧理论无法解释的是：裁判们的具体标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简直可以用“混乱”两个字来形容。价值评判过程中，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论，消费主义、节约主义，时尚主义、守旧主义，佛教徒、基督徒，爱中餐的、吃西餐的，等等，各种思想和欲望的人都参与进来了。
此时，现象学分析方法派上了用场。不论有多少观点和欲望不同的人，我们仍然可以画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坐标。在每一价格上，都可聚集一些接受这个价格的、不同思想和欲望的人，并随着价格的变化，相应增加或减少需求的人数。供给和需求两条曲线相交处的价格均衡点，也就是价值量确定点；它就是市场经济判决的、以某一商品为单位所表示的、人在物质关系上建造社会的效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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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往往以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评判价值。他们即刻意提高本阶级劳务和产品的定价，又通过对其他商品的强制定价，减少其他阶级的收益和本阶级的支出。路易十四说：“我就是国家”。这话等于宣布，独裁者的标准就是国家标准。
不要以为专制统治者的行为违反了经济规律，这是错误想法。
因为价值的本质即建造社会的效用，而建造社会的行为依附于统治者和一定的统治方式，与政治权力的归属有关，在社会统治关系中体现出来。
一切统治方式的相关经济模式本身就是决定价值的标准，它们之间只有效率高低、公平与否、道德好坏和善恶程度的差别，没有谁更符合经济规律的区别。
这就引申出“价值标准”的分类，其中包括“法定价值”和“道德价值”两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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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统治关系的相关法律确定和保护的价值标准，产生法定价值，包括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两种法定价值。这是决定价值的基本因素。
专制统治阶级确定的价值标准虽然邪门，但它就是这种社会类型的合法价值。
而从道德角度看，如果民众使用崇尚公平正义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标准，来判断专制社会的价值定位，当然就会得出专制统治阶级剥削民众的结论，在这里，剥削是道德判断产生的政治术语，而非法律术语。
用道德标准进行判断的价值叫做道德价值，形成善性价值和恶性价值的判断结果。民主国家多善性价值，体现公平正义；专制国家多恶性价值，体现剥削和压榨。
当然，在现代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趋势中，个别国家的专制标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正逐步趋于瓦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