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根据地
四平街撤退后，我们大踏步北撤。“七无”的困难状况不仅继续存在，部队士气低落到最低点。吵架、骂人、不服从管理，干部懒散，部队纪律松弛，违 纪事件屡有发生。不仅战士开小差，干部也有，甚至有营长带枪逃跑的。四平街撤退病号增多，又缺医少药，只能在伙食方面想法作些调理。平常人吃高粱米还难以 下咽，病号就更不适应了。指导员、司务长、炊事班长想掏出心肝来换些米面做些病号饭，却难以做到。七旅旅长彭明治、八旅旅长张天云这两位战将，皆因过度劳 累和情绪不佳而离岗休养。六月底，辗转到哈尔滨西北的三肇（肇东、肇洲、肇源）地区，旅部驻安达。这时西满军区才下最大决心将部队按地区划分，改为战斗 队、工作队、宣传队，实行三位一体，执行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也是东北局七月会议的精神。
三大任务开展前，首先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整顿纪律，黄司令员到各团巡视，严查部队纪律状况。发现有伤兵吃馆子不给钱、看戏不买票，还有砸 戏院等严重违纪现象。为整顿军纪，在明水就地处决了两个带头闹事的伤兵，将接兵团的营长魏保山撤职罚当挑夫，整顿了因“七无困难”条件下疲劳作战带来的涣 散状况。
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是三位一体的任务。不剿灭土匪，就反不了当地的土豪劣绅，群众就不敢起来。群众发动不起来，土匪就难以消灭，土豪劣绅就能在暗中控制群众。剿灭土匪是前提，打击土豪劣绅是条件，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是目的。
东北土匪（当地叫胡子），有两大特点：枪法好、马术精，并因此出名。我们虽是主力部队，经常同日伪、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但面对那帮地形熟、跑得 快、马术精、枪法准的惯匪，开始真有些不好对付。并且土匪成分杂，渗进了大量民愤极大的原伪满军官、伪警察、伪政权人员，这些人一心与人民为敌，均接受国 民党的委派，成为座山雕式的匪徒，在三肇地区有“草上飞”、“花蝴蝶”等人聚集的大股匪帮，他们作战顽强，不愿投降，因而增加了战斗的残酷性，我方伤亡亦 大。在剿匪战斗中，有团级干部伤亡的，可见战斗之激烈。
开始时，首先是大部队围剿，在击溃大股土匪、地主武装之后，紧接着把部队分散，化整为零，以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以排、 班分驻自然村，几个战士组成小组，挨家、挨户、串门谈心，一次又一次走访群众，从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子这样一些具体小事做起。这对于接近群众、疏通感情很 实际，很见效。群众不仅听我们讲，还看我们做，很快就消除顾虑，相信*和人民军队，是真心真意为他们谋利益的，视如一家人，情同手足，从而激发了他们 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我们的干部真像种子一样，撒向群众发芽生长。这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如担水、扫院子、家访等具体工作，是任何大道理、大文章、开大 会、做报告所不能替代的。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然重要，如果没有担水、扫院子、促膝谈心，群众是不会轻易相信我军是人民军队的。
在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由自然村到村，逐级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土豪劣绅，产生了基层政权。真正体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造党的理论。
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古大存随我旅指导政权建设工作，以中央特派员名义向西满分局报告工作。他说：经过三个月的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和创建根据地的艰 苦斗争，形势完全改观了。我们有了政权，有了地方党组织，医药、医院都有了。从此，“七无困难”消失了，群众纷纷自愿参军，部队扩充兵员，改善了成分，士 气普遍高涨，战斗力起了质的变化。人民是人民军队力量的真正源泉，它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准备了雄厚的力量。
进军东北初期，黄师长的“种子”论，在其后的发展中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实践证明：种子思想是光辉的思想，种子理论是革命的理论（《毛泽东选集》里就有“*人好比种子”的记载），绝对不是逃避战斗，保存实力的军阀思想。
1946年10月开始，部队集中整训后，雄赳赳，气昂昂，重返松辽主战场，改变了敌我进退的形势。1947年5月初，距四平街撤退一周年，我们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连续发动了夏、秋、冬的战略进攻。
战略进攻
5月初，我们二纵队（原三师三个旅编成）在刘震司令员的指挥下，以迅雷之势奔袭长春以西30公里的的八家子，以猛虎扑羊动作，捕捉到了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的九十团，干净利落地将其歼灭。紧接着，在一、七纵队协同下，追歼援敌八十七师于小黑林，击毙敌七十一军参谋长，直追至四平以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