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利用难得的短暂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毛泽东秉烛夜书，写下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
针对林彪信中的观点，毛泽东直奔主题批评道：
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你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的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对于林彪悲观主义思想的根源，毛泽东认为是因为他没有认清中国的政治形势。毛泽东要求党内同志和红军指战员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要认清下面几点：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本质。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毛泽东在回信中，恰到好处地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把信写完后，不仅把信送给林彪，还要求红四军政治部把这封信公开印发，供全军阅读和学习，以教育红四军所有党员和指战员。
回信被收入党内文献，历经波折恢复原貌
历史斗转星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问世以后，随即经历了颇不平常的命运。
1941年12月延安整风运动中，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延安编印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书中收录了毛泽东写给林彪的这封信，作为整风的重要文献，供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学习。此后，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编印的《抗战以前选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印的《党的路线问题选集》，1947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均选用了这封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封信的价值非常看重。
1947年秋天，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局已趋于稳定，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酝酿筹划把过去陆续发表和延安整风时期编印的《两条路线》等文献，再集中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加以整理、汇编，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由于毛泽东这封信的特殊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编选毛泽东文集时，要收入给林彪的这封信。了解这一情况后，林彪于1948年2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他本人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但同时表示：“为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以免对中央内情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谓的猜测。”这份电报由中宣部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随即做出指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这部选集的书稿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显然，出于对林彪的爱护与关怀，毛泽东才做出以上批示。因此，1948年出版的东北书店版和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中，就没有收入这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