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上峰物色后给我指派过来的,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我跟她相处了这么些时间,没发现有什么破绽。”
“娘姨呢?”
这个,姜惺真在目前情势下就不敢打保票了,他摇摇头,“对娘姨——杨妈,我不敢担保。”
“这个娘姨是谁给你介绍的?”
“是我供职的那家洋行的一个同事给我介绍的。”
钟公君的脸阴了下来,“报告过吗?”
“我向上峰报告过,齐先生也曾跟她接触过。估计上峰也派人对其背景调查过的。”
钟公君把抽了一半的香烟丢进了烟缸,“不管怎么说,这娘姨是个可疑分子!这个案件的调查要以她为主。”
这时,韩慧慧两人清点结束过来报告——除了那个装密件的皮包外,还被窃去工艺小钟一个、打簧表一块、现金230元,这是书房中的;会客室内失窃一幅古画和一个明代的摆饰件鎏金铜蛙。
钟公君想起进门时姜、韩想献送的黄金首饰和手表,“你们刚才拿出来的那些值钱玩意儿倒没让窃贼看上?”
姜惺真说:“那些我们都放在房间里的,我们睡觉时房门是上锁的。”
钟公君起身去看了看房间门上的“司必灵锁”,动手试了试,问:“你们扣上了保险?”
“没有。我们从来不扣的。”姜惺真老老实实地回答。
查到这里,钟公君感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查的了,于是便说:“娘姨呢,我跟她见见面。”
韩慧慧说:“在楼下,我去叫她上来。”
“不用。这事不管是不是她做的,现在我们先别惊动她。这样吧,我们一起到楼下去,要她弄早点给我们吃,顺便跟她接触接触。”
于是,四人下了楼,韩慧慧竭力装出与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吩咐杨妈给每人下一碗面条。
钟公君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样子打量着杨妈。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乡下女子,矮矮胖胖,肤色很白净,人收拾得很清爽,很喜欢说话,说的是苏北话,大概是受了风寒,说话时不时还咳几声。钟公君和她聊了几句,没发现有什么破绽。
钟公君和助手离开姜惺真的住所后,随即把情况向军统上海区书记齐庆斌作了汇报。齐庆斌指令:一、命令姜惺真向洋行请假,待在住所留守;二、即刻开展对娘姨杨妈的秘密调查;三、命令打入在“76号”的军统特务密切注视李士群的动向。
齐庆斌决定此时先将此事压一压,如果找回密电,那就把此事就地化解;找不回,再作计议。
钟公君负责对杨妈进行秘密调查。他真可算得上“神通广大”,只用了半天,就查明了杨妈的情况:出生于江苏泰州乡下,丈夫曾吃过国军行伍饭,后来受伤退伍,双双来到上海,丈夫做小生意,她就给人帮佣。生有两子一女,均在乡下。未发现与各种政治派系人员有过接触来往,丈夫也未参加任何帮会组织。
当天晚上,钟公君就向齐庆斌汇报了调查结果。
齐庆斌问钟公君,“你看杨妈是否有作案嫌疑?”
“我看她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钟公君说出的理由很简单,但却很难驳倒,“我和她接触过,发现她患着‘百日咳’。为此我特地还向韩慧慧了解过,她说,杨妈晚上咳得特别厉害,她前两天还给杨妈吃过药片。因此,如果是杨妈作案的话,那抑制不住的咳嗽声音肯定会把姜惺真、韩慧慧惊醒。”
以齐庆斌执掌军统上海区的水平,这番分析自是能够接受的。于是,杨妈的嫌疑被排除了。
这样,这起案件就成了一起稀奇古怪的疑案。分析下来,疑是外贼以撬锁或者用万能钥匙打开门锁后登堂入室作的案。于是,当天晚上齐庆斌派钟公君冒险去了姜惺真的住所,再次对现场进行勘查。勘查结果是:未在门锁的锁舌上发现撬痕,而杨妈称她每天临睡前都是把底楼的门锁扣上保险的。
最后一点疑虑也排除了,齐庆斌终于意识到:靠军统上海区的力量已经无法侦破这个案件了。
怎么办?
齐庆斌决定向周佛海通报情况,请周佛海解决此案。
三
当时,周佛海在上海、南京都有住所,上海的住所位于愚园路1136弄。那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幽静而隐蔽。这条弄堂内原有十余座独立的花园洋房。1939年夏,汪精卫、周佛海等巨奸从香港到上海后,根据日本方面的安排,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罗君强、陈春圃、汤良礼等人分宅而居,由“76号”的特务以及日本宪兵队便衣昼夜提供严密的保护。
不言而喻,齐庆斌这时候去周佛海上海的住所是不方便的。于是,他就通知周佛海:有要事约见,最好不在上海见面。
周佛海马上答复:那就改去南京他的住所。
1943年5月2日,齐庆斌单独赴南京,直奔周佛海在南京的住所。
周佛海在南京的住所,位于西流湾8号,那是置于一条幽深的小巷中的两幢松柏掩映着的西式洋楼,当时伪政府的汉奸们称此住所为“周公馆”。据资料记载,“周公馆”于1932年4月初开始动工营造,当年11月底竣工,12月周佛海全家迁入。公馆三面绕塘,翠竹垂柳,映着春水绿波;院内有花园,花木丛簇,奇石嶙峋,曲径通幽。公馆共有楼房两幢计22间,西式平房6进28间,另有地下室2间。抗战初期,日本久攻上海不下时,时常派飞机轰炸南京,当时南京国民党显贵公馆内修地下室的极少,一些显贵如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李明扬、胡适等便常去那里躲避空袭,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去过几次。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回到已经离开三年的公馆,已是“断壁颓垣,荒烟茅草”,整修了三四个月方才重新入住。但是,1943年1月11日,“周公馆”突然发生火灾,损失严重。周佛海在大火被扑灭后,“巡视焚毁情形,颇觉凄凉”。汪精卫为安慰他,下令准予周佛海一家搬至汪伪政府设在中山北路的“迎宾馆”。“迎宾馆”原为孙科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时所建,房屋也很精巧雅致。
齐庆斌与周佛海见面的地点,就是在周佛海暂住的“迎宾馆”。
齐、周见面后,周佛海首先问如此紧急是为哪桩紧要事情。齐庆斌向先周佛海转达了军统密杀令的内容,说这是为了接下去说明事情的需要,并非正式的传达命令。军统密杀令文,他本人也没过目,只是听姜惺真说了个大概,应当以密杀令电文译件为准。周佛海听军统让他解决李士群,心中已经大感震惊,待到听齐庆斌接着一说密电失窃之事,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倒抽一口冷气道:“有这等事?这……齐先生,恕我直言,贵方这样做不是拿周某的性命开玩笑吗?须知那李士群手握特工大权,‘76号’的耳目遍布整个上海滩!这份密电一旦落入他的手里,不单是我的性命休矣,连我全家人的性命都难保呀!”
齐庆斌只好向周佛海表示歉意,说事已如此,此刻说什么都是无用的了,还是双方携手共同秘密调查此事,尽最大的可能将事故苗子扼杀。
这样一说,周佛海的头脑也清醒了,寻思看来只有如此才算上策了。于是,他便问齐庆斌打算怎么办。齐庆斌向周佛海介绍了昨天案件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说仅凭军统上海区现时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这件事了,所以要请周先生出面了。
周佛海问:“我出面能做什么事情呢?”
“先生出面做的事情,是动用您的关系,包括日本人方面的关系,尽快弄清此事是否与日本宪兵队或者‘76号’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我们照有关系的去考虑对策;反之,则就另外设法把失窃的密电找回来。这是我们的考虑,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周佛海仔细想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点头道:“好吧!我马上去上海。”
“对,此事必须由先生坐镇上海了。万一事情不妥,必须撤离的话,从上海走也方便些。”
周佛海问:“此事是否已经报告雨农先生了?”
“我们还没有向戴局长报告此事,主要是出于对秘密电台的保护。我们不清楚此事究竟是不是日本宪兵队或者‘76号’的行为,为防万一,我已经下令停止使用电台。”
齐庆斌这样说,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之所以隐瞒不报,主要是为防止戴笠乃至蒋介石对此事严加追究。眼下还有机会迅速追回密电,所以暂时先瞒一下再说。当然,这层意思是不能对周佛海说的。
其时,周佛海正着手准备搬回已经修复的“周公馆”,但发生了这样大的事,他什么都得放下,于当天下午就赶回了上海。
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称得上是“树大根深”,他有着许多在紧急中可以动用的关系。当下一回到上海就开始运转,先是派他在税警总团的副手熊剑东,指使其去打听日本宪兵队方面的消息。然后,又指令他在“76号”中的心腹,秘密了解情况。
熊剑东是留日派,当时担任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的冈村中佐,是他的同学。熊剑东凭借这层关系,与冈村勾得很紧,当下很快就摸清了情况:日本宪兵队方面并不知晓这起案件。
接着,“76号”那边也送来了同样的消息。
这样,周佛海总算基本上定下心来了。接下来的事,就是如何追回失窃的密电了。这时,周佛海已经冷静下来了,考虑到要让戴笠知晓此事,否则,蒋介石今后也许会指责他对“密杀令”阳奉阴违,脚踩两只船。于是,周佛海就在1943年5月3日晚上约见齐庆斌时提及此事。齐庆斌答应立即向重庆方面报告,并请示处置方略。
齐庆斌料想此事到这时已经无法隐瞒了,便于当晚立即向重庆发出紧急密电,报告了案件发生经过和处置情况。
戴笠闻讯后,大为震惊,半小时后就发来了回电。戴笠的回电是一份措辞严厉的命令,内容如下:一、立即将姜惺真、韩慧慧置于临安路135弄住所内就地圈禁,找人秘密看守,如敢撤离,就地处决!二、由周佛海出面雇请私人侦探侦办此案,费用由军统负责;军统上海区同时派人员全力协助私人侦探查办该案。
戴笠的命令正与周佛海的想法一拍即合,周佛海原本就想雇请私人侦探悄悄调查此案,现在有了重庆方面的电令,正好实施。齐庆斌的电话一挂断,他就一名原是黄金荣门徒、对上海滩的三教九流相当熟悉的心腹阿青,佯称受人之托,要雇请一名高明的私人侦探,费用不讲,由对方开口就是了,办下了案件,还可以加倍奖赏。
阿青领命后,立即去找了一个名叫邵怀谷的老头。邵怀谷是广东汕头人氏,年过六旬,又矮又瘦,其貌不扬。别看他这副尊容,却是侦查刑事案件的一把好手。邵怀谷早年曾是香港警务处刑事部的刑警,当时在香港小有名气。大约在1927年前后,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为加强上海英租界的警务力量,从香港调来几名刑警,邵怀谷即是其中一位。那年他正好四十五岁。1936年英国伦敦苏格兰场的刑警小组来上海英租界访问时,邵怀谷被英捕房作为优秀巡捕代表与他们进行过技术交流。1940年,邵怀谷满六十岁时,根据英国的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本来他想在家颐养天年的,但是,英捕房刑事部有时碰上办不下的案件时,还是要去找他,所以,他处于半退休的状态。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英租界,邵怀谷才正式歇手。
当时上海滩的巡捕房警员,想把这碗饭稳稳吃下去的,必须与帮会人士有来往。邵怀谷自然也不例外,他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上海滩三大亨混得很熟,跟周佛海的那个心腹阿青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本来邵怀谷已经闭门不出了,但是看在阿青的面上,还是答应帮周佛海出出场。
阿青也不知道周佛海要邵怀谷去办什么案子,当下就给了周佛海回音。周佛海便在当晚约请邵怀谷到“梅龙镇”吃饭,席间,谈了谈案件情况,当然不会说到军统密杀令,只说是一位朋友与外国人生意方面的契约文件,重要程度与身家性命相连云云。直到此时,周佛海还是守口如瓶,只称是受人之托而已。但邵怀谷是何许人物,寻思着倘若是别人的事,有你周佛海的一个三指宽的条子已经了不得了,还要亲自请我这么一个糟老头吃饭?但邵怀谷也不点穿,只是喝酒、点头,并不开口。
谈到最后,周佛海摊出了报酬问题,“邵先生,我知道你是名探,又已经退休,办这种案件,自然要付以重酬。这样吧,这起案件的酬金是黄金300两,先付100两,事成之后,给付余额。另外,给邵怀谷先生5000元现金作为活动经费。”
邵怀谷听说有如此丰厚的报酬,更加断定这起案件是与周佛海本人相关的了,但他装作不悟,点头答应。
当晚,周佛海就派人把100两黄金和5000元现金送到了邵怀谷的家里。
次日,邵怀谷在阿青和钟公君的陪同下,去临安路135弄姜惺真的住所查看现场。
姜惺真和韩慧慧被戴笠下令软禁在那里,白日提心,晨昏吊胆,寝食不安,只两天已经形貌迥异。此时见钟公君陪来了一个老头,寻思必是戴笠请来的高手,当下又要下跪,被钟公君阻住了。
邵怀谷对姜惺真两人很是客气,就像学生请教老师那样问了许多关于案情方面的问题。
问罢,邵怀谷让其他人待在屋里,他自己出去绕着洋房转了几圈,没看出什么名堂。回到洋房,在楼上书房凭栏朝外面看了一会儿,再度下楼,这回他去了弄堂外的围墙下。
弄堂外是一块很大的空地,原先据说是被一个英国人买下准备造花园洋房的,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逃走了,于是地就空着。这么长时间下来,杂草丛生,坑洼遍布,一下雨就积水,隔个十天半月方才干涸。案发前的两三天,上海正好下过两天雨,邵怀谷站在围墙下,举目望去,满地泥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