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龟

2009年12月18日，《科技日报》在第一版报耳位置发表一个消息《中药“金
花清感”有效治疗甲感》（记者刘晓军）。报道称：“甲型H1N1流感疫情出现全
球蔓延情况后，北京市果断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并迅速整合卫生、
药监、中医、科技等资源，集聚首都一流的中西医科研单位和百余名相关专家，
成立了北京市中医药防治甲型H1N1流感工作领导小组，专门拨付1000万元资金用
于科研攻关。”“在治疗甲型H1N1流感中，中医药制方筛选团队的专家们针对疫
病的流行规律及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症状特点进行了潜心研究。按照中医理论，
参考《伤寒论》、《瘟疫论》等中医经典古籍的百余张古方治疗疫病经验，结合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呼吸道传染病的统计分析资料，以具有2000多年治疗发热性传
染病历史经验的‘麻杏甘石汤’和具有200多年治疗温热疫病历史经验的‘银翘
散’为基础方，集中数十位中医专家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临床经验，通过全面临
床研究实践优选出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两个有效方剂，辨证论治反复筛选最终形
成目前的‘金花清感’方。”

　　对于这个报道，有五点，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背景知识就可以提出相当严肃的
质疑。

　　第一，这样大额度的科研课题居然没有课题负责人，这是为什么？

　　第二，一项人命关天的科学研究课题，既没有先前的实验基础，也没有后续
的实验结果，这又是为什么？

　　第三，100多位专家（！），通过什么方法筛选出“金花清感”这个配方的？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药物学家为了确认氮芥化合物对于治疗癌症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从50万个配方方案中筛选出了45个用于临床；埃尔利希在发明砷凡纳明之
前，经历了605次失败，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聘用的“100多位专家”究竟进行了
怎样的“筛选”，是否也经历了某些失败？能不能把这些失败公布出来，供学术
界评论？

　　第四，北京市“投资1000万元”的财政预算依据何在？难道这样的科研项目
还需要添置额外的大型设备，抑或需要做像电子对撞那样代价高昂的实验吗？

　　第五，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向全世界推荐了达菲治疗“甲流”，国家卫生部尚
且没有组织开发可以替代达菲的抗甲流药物，你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发
“金花清感”，其市场优势何在？如果“金花清感”没有任何市场优势，岂不属
于重复研究？如果投资1000万做重复研究不算浪费，还要怎样才算浪费？

　　我们几乎可以断言，这是一项相当邪门的科研立项，里边必然掩盖着相当多
不可告人的利益链关系。

　　从自然界攫取原材料进行药物开发，本是世界药物学界经常使用的方法。从
法国的秋水仙植物中提取秋水仙碱治疗痛风，从紫杉当中提取紫杉醇治疗癌症，
从八角茴当中提取有效成分以供生产达菲之用，这些都是历史上从自然界当中攫
取原材料进行药物开发取得成功的例子。

　　如果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有充分的证据认识到了达菲治疗甲流的缺点，真心
要开发一个替代品出来，这不是不可以的。但是，要完成这样一个替代达菲的药
品研究，必须按照基本的科研规范来组织。大致说来，完成这样的研究需要三个
阶段10个步骤。

　　第一个阶段：阐明开发新药替代达菲治疗甲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这个阶段，应该完成如下一些工作：

　　第一步，揭示达菲治疗甲流的缺点

　　众所周知，达菲是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推荐的一种临时性用药。它可能存
在着不少缺点：或副作用大，或生产成本太高，或使用不方便，或与其它药品或
食品产生相互干扰，或留下后遗症，或疗效经不起双盲评价，等等。北京市聘用
的100多位专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揭示达菲治疗甲流的缺点。如果找不出达
菲的任何缺点，下面的事就可以不做了。

　　第二步、找出利用中草药治疗甲流的苗头

　　中国古代的确存在关于“瘟病”的记录。可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病”
都不可能是“甲流”。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凭什么说，古代治疗“瘟病”的那些
方剂可以用来治疗甲流？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是，纵然古代那些治疗瘟病的方
剂对治疗肺鼠疫有效，对治疗甲流也未必有效。治疗普通流行性感冒的药尚且不
能用来治疗甲流，你推荐那些古代配方来治疗甲流，其可能成功的苗头在哪里？

　　我是做科学史研究的。据我的文献查考，中国古代治疗瘟病的方剂中，使用
历史最长，使用频度又最大的，是大青龙汤；所针对的症状最接近“甲流”的，
是柴胡升麻汤；所针对的适应症最广，疗效也最神的，是老君神明散。北京市中
医药管理局聘请的那100多位专家，在进行文献考据的时候，憋了六个月，憋得
个个满脸通红，才拿出一个麻杏甘石汤来唬人，不用说实验依据，单是文献考据，
就远不如我花20分钟做出来的判断。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中医中药的古代文献中，不存在可以替代达菲治疗
甲流的任何文献依据。作为一个严肃的科研工作者，连文献苗头都找不到的东西，
是不应该去做立项研究的。

　　第三步，对所有可能的苗头进行筛选。

　　如果依据古代文献考据，存在多种可能成功的苗头，现代人可以利用这些苗
头，进行对比实验，以确定出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那一个苗头。这样，就可以进
行后续的研究工作了。

　　第二个阶段：实验研究

　　在这个阶段，应当完成如下一些工作：

　　第四步、化学分析。

　　对课题组筛选出来的最有开发希望的苗头进行化学分析，从中找出最可能起
实际作用的化学成分。然后，写出这个化学成分的分子式。

　　第五步、利用化学分析得到的结果，进行动物实验，以确保药物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

　　第六步、进行药物代谢实验，以确保药物在肝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不在体
内形成药物残留。

　　第七步、人类临床对比实验，以确保在临床应用上，对人类安全而且有效。

　　如果以上七个步骤都成功，就可以进行以下各项研究了：

　　第三个阶段：定型研究

　　第八步、结构改良研究。

　　对药品进行结构改良研究，以增加其安全性、有效性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如，
简便、速效、性能稳定）。

　　第九步、制剂研究。

　　探讨以最节约、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生产这种替代药品的剂型。

　　第十步、临床应用研究。

　　在前面九个步骤都顺利完成以后，可以进行这种替代药品的小批量生产。用
这些小批量生产的药品，在临床中进行双盲对比实验，以取得对这种新药使用方
法的深刻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写出研究总结和使用说明书，就可以拿去申请达
菲替代药品的认证了。

　　申请政府资助，当然不可能在以上十个步骤都完成以后，而是有了可靠的苗
头，即，完成了本文列举的前三个步骤就可以申请立项。遗憾的是，北京市中医
药管理局聘请的100多位专家没有完成这三个步骤当中的任何一个步骤，北京市
就已经决定拨款1000万元了。

　　这样的项目，拨款1000万元，实在是够吓人的。

　　10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呢？

　　一、国内比较

　　第一个比较：据卫生部最近公布的医疗统计资料，2008年，全国拥有中医医
院数为2223所，平均每所医院年毛收入为3290.4万元，平均实际支出是3202.6万
元，收支两抵，平均每所中医医院的年净收入是87.8万元。1000万元大致相当于
11所半中医医院2008年全年纯收入的总和。以平均每所中医医院200人计，北京
市的这个立项，相当于2300人干了一年活所取得的纯收入，全部给了这个课题组。

　　第二个比较：航空航天属于高科技产业。我国的航空航天工业企业，在2007
年共获得科技投入是42.6亿元。但是，这个行业共有科技人员417332人。这样算
下来，我国航空航天工业企业人均获得的科研经费是10207元。众所周知，航空
航天的实验成本比中草药研究不知高多少倍。可是，北京市“100多位专家”每
人平均从“金花清感”这一个项目中拿到的科研经费，就是我国航空航天专家的
近10倍。

　　二、国际比较

　　第三个比较：美国McMaster大学有一个“古代DNA中心“（Ancient DNA
Centre），2007年上了一个项目，叫做“冰河时代灭绝动物基因组计划”，拟完
成灭绝生物物种的细胞核基因排序问题。总共预算科研经费是50万美元。这个项
目的完成难度，我不敢说一定在开发“金花清感”之上，但至少不会在它之下。
美国50万美元可以做的事，中国的中医专家却要1000万元人民币，这合适吗？

　　第四个比较：德国有一个亥姆霍兹联合会，他们曾经在能源、地球与环境、
健康、核心技术、物质结构、航空学和空间与运输等六个科研领域取得了顶级的
科研成果。最近，他们正在拓展气候研究领域的工作，并计划在未来四年里提出
气候保护倡议计划，预算总投资是1600万欧元。这意味着，两个“金花清感”项
目，足够可以在德国完成这件工作。这次“哥本哈根会议”，我们中国出尽了洋
相，国际批评声音蜂起。原因是什么？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差
钱”，我国政府又何以会出此下策？在德国，花我们两个“金花清感”项目可以
做的研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金花清感”项目节约下来，去做一个我们中国
的气候研究呢？

　　第五个比较：美国有一个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他们1993年到1999年的年
临床实验研究经费是169789～310563美元。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牌价计算，美
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年临床实验研究经费最高年份相当于255万元人民币。这意味
着，北京市用于“金花清感”的研究经费，比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四年的临床实
验研究费用还要高。

　　我们不禁要问，北京市以那么高昂的代价做这样一个连苗头都没有的“金花
清感”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一个并不十分富裕的国度，设立如此毫无成功苗头的科研立项，投入如此
高昂代价，这还不算邪门，要什么才算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