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仰危机。苏联的党政不分的体制，决定了苏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制度。可以说，苏联的产生与存续，与社会主义信仰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国家机器是维持苏联存在的硬件，那么意识形态就是维持这个国家的软件。然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令人满意的生活，导致人民对传统模式的抵触、厌恶和冷淡。岁月流逝，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的老一代人退出了历史舞台，新一代人却心存疑惑：凭什么老一代人的选择在我们这一代还要延续下去？特别是上层的富足生活与普通人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时，这种情绪更加强烈，形成了人们苏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苏联官僚国家的本性，也使得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信仰灭失，如果说四五十年代愿意为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人是为了信仰，那么到了七十年代，则完全是为了钱。〔13〕但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却意识不到信仰危机的严重性，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继续重复那些干瘪无力的教条。〔4〕信仰危机，特别是青少年的信仰危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真实地显露出来：在刚刚提倡“改革与新思维”时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术人员、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学生自认为自己是与官方持不同政见的“非正式组织”成员。〔14〕而 苏联社科院一次关于苏共性质的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只占4%； 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仅仅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