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七哥

1964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经中共中央指定，成员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
1966年2月12日，由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批发到全党。
1966年4月10日，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66年4月16日，为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小组正式在上海成立。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吴冷西、张春桥、王力、关锋、穆欣、戚本禹、尹达、陈亚丁。
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
1966年5月28日中央正式发出中发[66]281号文件，公布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以后又补充5名组员：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张平化，增加陶铸为顾问，非正式成员的特殊负责人周恩来。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1966年6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決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被挑动起來的革命情绪。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決定》。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條”）。开始破四旧运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但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
1966年11月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
1967年1月4日，陶铸被点名批判出局。陶铸被“揪”了出来，成为中共党内第三号走资派。
1967年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O事件，出现武斗现象，后波及全国。全国武斗现象到1968年8月份渐渐平息下來。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会上，前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內奸，工賊”、“永运开除出党”。
196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泥足难拔。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并以此凭借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摩擦。
1968年10月，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备战备荒”，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各地普遍开展的活动之一。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一批高等院校或被外迁，或被裁并，或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革命教育实践等名义，疏散到农村。教师和干部被下放。
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3月2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屆党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国防部长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
1969年4月28日，中国*第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第九届一中全会以后，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存在。
1969年下半年后，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加强，苏联还私下里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196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争动员号令。
1969年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至北京西郊办公，总参谋部组成了以副总长阎仲川为首的战时指挥班子，“前指”进入京郊战备工事。
1969年10月19日到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进入高潮。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疏散地河南开封病逝。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疏散地安徽合肥病逝。
1969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屆”）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