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重点讨论“权钱交易”。花钱打通关节的行贿方式并非国粹，“黑金”事件任何国家皆有。但“聪明”的中国人将“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性质就大变了。不要小看这一层薄薄的红纸，它既将非法的“利”变成了仁爱之“礼”，又将黑暗的“贿银”，变成了难以拒绝的“礼金”。这样，中介物便由“钱”变成“礼”，彼此的关系也就超越了行政、司法或其它社会关系，变成情缘、交情关系，双方便要依“仁义权益回报”法则行事了。尽管彼此都知道这情缘是后生的、关系是虚假的，但却都要进入角色，假戏真作。譬如这“礼”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送的，送方都要做“自愿”状，受方都要表“拒绝”态，经苦求后方能收下或“笑纳”，这也是“规矩的一部分”[58]。明明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此这般处理起来便显得情浓意重、合乎礼仪、顺乎情理，比赤裸裸地金钱贿赂“文明”多了。更重要的是，既然是按仁义法则行事，便要受礼纲规范约束。《潜规则》中有题为《摆平违规者》的章节，说的是一个行贿后却不能免灾的县令，翻脸向皇帝揭发钦差大臣腐败的故事。结局是，上峰发觉系自己违规，便赶紧凑足二万两银子反过来收买这一县令，让其撤回奏章，将事情“摆平”。这“摆平”语义表明，此种关系中，双方地位实际是平等的：我看重你的权，你看重我的钱；你收了我的礼钱，就要遵礼给我回报办事。谁若违规，就要受到道德舆论的严厉谴责，行贿者就可撕破脸予以揭露——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今日某些高官腐败劣迹之所以被揭露，不就是因为他只收钱，不办事（卖官）吗？而那些收礼办事的人，道德舆论则会给以讲“义气”、够“哥们”、“通情达礼”的美誉。而那些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不吃请不收礼的清廉官员，却要受到不给面子、假正经的舆论谴责，甚至到了做人难的地步。古今清官的故事都在反复述说着这一点。
这便是眼下腐败势头难以遏制的症结所在，因为有仁义法则支持，它可堂皇地冲破一切法律禁区，将交易／交情做到各个领域。几乎任一当事人都可通过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锁定任一目标人。譬如，只要与法官拉上情缘关系送上礼，表示了“仁爱”，那法律又算什么呢？儒家伦理的当代负面效用在此充分体现出来了。由于儒学文化家国一体、德法不分，儒家伦理中压根就没有公私界限、法权意识，更缺少法律至上的公正理念和守法精神，这样，当国家角色与情缘角色叠加时，国法与礼纲难免并行冲突，出现“人情大于王法”的现象。在“私域”为主的封建宗法社会中，这种冲突只限于官僚体制内，与民生关联度较低；而官场腐败又有“潜规则”制约，尚不至危及整个社稷。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公共领域空前扩大，公共权力覆盖整个社会，儒家伦理的这种仁义人情法则，对现代社会的法治规范、社会秩序必然起着全面消解或颠覆作用。尽管也有“潜规则”制约——对中国官员的行贿一般是可以计算成本并有回报预期的，比起某些毫无“规则”的落后国家来，这种腐败只增加社会成本，眼下尚不至扼杀发展——但它的危害依然是极大的。特别是当它从政治、经济领域蔓延到司法、卫生、教育、学术、体育、艺术各个领域之后，不仅使法律失效、政令无威、教育腐化、学术泡沫、体育溃败、艺术堕落，而且加剧了社会无序、扩大了贫富差距、严重威胁着社会安定。同时，这种人情腐败还扭曲了正常的社会组织系统，解构着一切民主制度。当各种社会关系情缘化之后，师生关系、医患关系、干群关系都变味了；当各种选票都变成人情票之后，几乎所有的民主程序（包括评奖、选优）都变质了；中国的现代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都将难以有实质性的推进。儒家伦理正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因此，提倡“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并举时，必须明确，这里的“德”只能是支持和维护法律、法治、法理的现代道德，而不是维护礼纲、情缘、情理的儒家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