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服从于这一法则的仁爱之“爱”，必然要异变了。对那些既有礼纲约束又有律法强制的弱势角色来说，想不克己敬上、奉献忠孝也不行，仁爱变成了“必爱”。特别要指出的是，儒家的忠孝礼敬是要落到实处的，或献上“贡品”、“礼品”或拿出忠顺行动，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便是，绝不能空洞地表示一下忠心、爱心了事。这样，在弱势角色特别是臣民自觉或被迫遵礼忠孝强势统治角色时，所谓仁爱难免变成丧失自我泯灭人性的愚忠愚爱、或讨好上司曲意奉迎的作秀伪爱，其中的真爱成分自然消失或异化了。而对强势角色特别是封建统治者来说，接受、享受弱势角色的忠顺孝敬乃心安理得之事，他是否厚德爱下、履行回报义务，全靠其个人修养觉悟了。我并不怀疑确有忠诚践履儒家仁爱的强势角色或封建统治者，但他们对弱势角色的爱，绝非人格平等的挚爱，而只是一种恩施，一种居高临下的“赐爱”[16]。同时，由于觉悟是靠不住的，多数情况下，弱势角色克尽礼责献上愚忠愚爱后，对强势角色的“赐爱”期待是要落空的[17]，有时所换回的还可能是冷酷暴力、无情奴役，甚至是作为皇帝殉葬品的命运。这样，恰恰在最需要实践仁爱规范的角色关系中，孔孟之道往往只剩下无爱的抽象空壳了。这便是儒家仁爱在礼纲之“上、下”关系实践中的虚伪性。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左、右”关系。这种相对平等角色关系主要表现在兄弟朋友之间，除胞兄弟关系外，它们一般没有礼定的强弱势之分。因此，这种关系中的仁爱看上去纯属义务伦理，甚至具有现代美德性质：先人后己、彼此礼让，这难道不是一种友爱、博爱精神吗？其实非然。作为现代美德的爱，是既不能强加，也不讲功利，更不求回报的。而维系此种仁爱的仁义礼数完全有悖这些精神。香港学者张德胜先生曾总结了四条礼数规范，其中两条便与此相关：一是“虚己让人，处处以别人为重。《礼记》有云：‘夫礼者，自卑以尊人’”；一是“强调对等回报，此即礼记所指的‘礼尚往来’，藉以作为民间制裁手段，从而确立社会秩序。”[18]据前一条，国人面对兄弟朋友的仁爱便同样是一种责任伦理，是一种“必爱”之“仁义”——每人都有时时处处对兄弟朋友尽“仁”爱表友谊的“义”务。而这种爱同样不限于情感关照，而是有功利内涵，需要让渡利益和权益的。换言之，儒家社会中个人所获得或拥有的权益，除去孝敬贡献上层角色之外，还如同交税一样先要尽仁爱亲朋好友的义务，然后才能归于自己；如果谁不履行此种义务，独享权益，则要受到绝情寡义的舆论谴责。当然，受赠者更有回报义务，如果有人只进不出，违反后一条规矩，更要被“民间制裁”。这实际上是儒家配置和交换社会利益的礼制法则：仁者要无私让渡，义者要对等回报，我将其称为“仁义权益共享回报法则”。正由于仁爱规范变成利益配置法则，它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仁爱—仁义机制。后文将论及，这一法则，对于增强家族成员的情感凝聚力，减少社会利益摩擦，都是极有益处的，但从现代文明价值角度审视，仁爱却往往因此而变成无偿剥夺个人权益、搀杂功利目的非爱或虚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