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兰

首先指出，中国30年前的指令经济以及以前广泛以社会主形式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本帖所要讨论的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强调这一点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公有制经济，它们之间同指令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都可以简单描述为一点。即从上而下的强制，与自下而上的自发。


回顾一下农奴制度向佃户制度过渡的过程，以及封建经济向资本经济过渡的过程。不难发现，从来不是某个新政治体系的诞生而催生了新的经济模式，而是新的经济模式一直再催生新的政治体系。也就是说，无论是封建王朝替换奴隶制度，还是资本主义替换君主贵族制度。首先是打上这种崭新阶级标签的经济的蓬勃发展。进而，最终淘汰了旧的经济体系。才促成了代表新的阶级利益的政治体系。


而当我们重新看待近一百年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不难发现，我们努力建设的上层建筑本身一直缺乏充分的社会经济基础。正因此，所有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国家，都只能以政治手段，强行取缔刚诞生不久的，正在蓬勃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种取缔，总体上而言，是打着道义的正当性去违背规律的必然性。也正因此， 由经济发展失衡并终导致经济的失败成为了社会主义实践国家的通病。。


那么，自发的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无疑成为了社会主义实践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而我们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则应该体现在促进这种自发的经济形式的发展，并最终通过竞争替换私有制经济，而不是以政治的强制力去取缔私有制经济。前者如健康婴儿的自然发育，后者如无菌室中婴儿的勉励维持。是否坚持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这里是关键问题。


以上文字如果是合理的，则必须考虑新的经济形式，与老的经济形式的竞争问题。


新老经济形式的竞争，首要引入的是平台问题。这个平台无疑就是政治平台，一个不偏向于任何一方的，能够让各种经济形式自由发展的政治体制，无疑基础。30年前的中国显然缺乏的正是这种体制，可以说，现今的中国，同样不具备这种体制。


也许朋友会疑问，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为什么还不具备这种体制？道理很简单，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官僚资本主义之后。经济和权力的结合，导致自发的公有制经济与自发的计划经济没有了生长的环境。


先说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已经被扭曲为了官僚垄断经济。正因此，在当前的中国，能够获得主导地位的，并不是民间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为了获得主导地位，任何民间资本主义经济都不得不向权势低头。也不得不接受权力的侵蚀，从而成为新的官僚资本经济。那么官僚资本经济能否成为自发的公有制经济呢？ 显然不能，因为借助公权力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缺乏成为自发的公有制经济最基本的要素。即真正的竞争力。或者说，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力体现在不公平的竞争平台之上，并不能代表更先进的生产力。并不能体现更高的社会劳动效率。


同样的，自发的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在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萌芽。因为计划的目地，同样是更高的劳动效率，和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


可以说，只要成为了老旧权力的附庸，则任何经济体，本身就失去了对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格。这一点，无论是取代奴隶主经济的封建经济，还是取代小农制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当初这些新经济形式，只能附庸于老的政治体系，则根本就失去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格。体现更高的社会劳动效率更无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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