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情怀，原路返回，重敲政鼓
不能忘情于政治，是金庸贯穿一生的信念，1950年金庸曾赴京求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次求职的失败，意味着他当时直接参与政治的 破灭，回港后，痛定思痛，才把一腔热忱倾注于即将开始的武侠创作中，福耶祸耶？也幸亏如此，才成就了十年后他在武侠小说的创作地位。
其后，金庸的政治情怀就迸发在社评与小说之间。他以文人论政的姿态接续了旧《大公报》的传统，体现其立场的，是《明报》及其社评。社评的影响是在政治范围 之内的，由于所处环境使然，他思想里那部分民本思想便凸显出来。他的小说大多是反映了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对政治异化人性的厌恶、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对政治 现实的失望。他甚至明确地将《笑傲江湖》标为“刻画政治生活”（《笑傲江湖》第1590页），注明《鹿鼎记》构思与“文*革”、文字狱的密切关系（《鹿鼎 记》第42页，宝文堂书店1990年版）。陈平原先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载 《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是真正了解和读懂金庸的知人之评。
在金庸的世界里，小说与社评以时政为桥梁，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社评的写作给小说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进一步加深了对政治、人性的认识；一方面小说成为 社评之外金庸的另一个倾诉空间。在特定的条件下，二者又与金庸个人的处境纠缠在一起。1967年金庸因在社评中抨击极左人士，触怒了暗中操纵左粪们的香港的地下组织，扬言买通香港黑社会准备对金庸实施暗杀，这时候生命受到威胁的金庸没有畏惧，他引以为榜样的，即是自己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然而，曾几何时，英雄不再往昔，随着岁月的流失，金庸人生中的棱角被消磨殆尽，连他在小说中描写的那些金盆洗手的江湖人物甚至都超过了他自已！晚年的金 庸，政治对他的诱惑力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削减，终于有机会直接参于政治了。1981年夏，金庸应邀到了北京，与邓小平长谈。在香港人的眼里，这是他对 “左翼”的“回归”开始。
他奔走于台湾和内地之间，殷殷于国事，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会，以及后来的香港特区预委会，在这场关乎港人切身利益大是大非的“激进”与“保守”争论中，保 守的金庸屡被指为政治投机，出卖港人利益而饱受炮轰。然而金庸似乎不在乎这些，他的保守言论不由自主让人想起了一句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他的参政热 情之高，以至别人惊诧之余还以为他仍有更大的政治野心，图谋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一职呢！如果说这些我们还彼能理解，可以在他的政治情怀中找到答案的话。而人 们不敢恭维他的，是往后他与当年痛视的政府穿连裆裤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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